為了挽救文明，我們就得反文明？

“我的未來？除了做家庭主婦和撫養孩子，我沒有未來。”

在塔利班8月底公布一份長達114頁的文件係統剝奪女性權利之後，阿富汗東北部巴達赫尚省的一位20年女性弗雷什塔·納西米絕望而無奈地說。她原本一直夢想成為一名工程師，但現在她被困在家裏，因為新法律規定女性在家門外的任何地方發出聲音都屬非法行為。

按任何文明社會的標準來看，塔利班的新法律對女性權利的剝奪都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不從頭到腳包裹住，不能離開家門；

不得進入公園、健身房、美容院等公共場所；

沒有男性親屬陪伴，不得長途旅行；

不能在大多數工作場所就業；

女性受教育程度不得超過六年級——事實上，阿富汗現在是全世界唯一剝奪女性中學以上受教育權利的國家。

盡管塔利班在2021年8月15日重新上台後曾宣稱“我們將會允許女性在我們的架構內學習和工作，女性在我們的社會中將會非常活躍”，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日前表示，這三年來，阿富汗已有近250萬女童被剝奪受教權，占全國學齡女童的80%，大學生人數也下降了53%，“在短短三年內，事實上的當局幾乎抹殺了阿富汗教育二十年來的穩步進步，整整一代人的未來現在都處於危險之中。”

喀布爾街頭的女性時尚廣告遭塗抹

（圖源：紐約時報）

是不是感到震驚？更震驚的是，還有人居然覺得這從長遠來看是好事，“人類的未來屬於阿富汗”——“隨水文存”撰文認為，這種對女性權利的全麵限製，才能解決生育率下降的難題：

塔利班對婦女的諸多限製歸根結底全都圍繞著一個核心思想：女人必須依附於男人。而這一核心思想所能導致的最直接後果便是：阿富汗女性完全沒有獨立能力，除了生娃養娃啥都幹不了，說白了就是把女性當做生育機器，而這必將導致阿富汗有著更高的生育率。

這意味著，破解全球生育率下降的方法，早已掌握在塔利班手中；抑或說，掌握在以塔利班為代表的宗教保守勢力手中。

初看我以為他是在反諷，再往後看，才發現他是認真的。他承認自己是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不同人類族群之間必然存在競爭關係”，既然如此，那麽“人多力量大”，競爭結果最終取決於物種繁衍，像西方那樣的政治正確是搞得“大家都不男不女不生孩子，自取滅亡”，因為文明的存續首先得繁殖：

文明並不一定總是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因為無論是智慧還是文明，都不是演化的目的。演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基因最大化複製，曾經聰明的人擁有更大的生存和繁衍優勢，所以我們才僥幸有了文明。然而當有一天，人們聰明到發明了避孕措施，隻享受繁殖的快感、而不用承擔繁殖的義務，這種聰明帶來的繁衍優勢就走進了死胡同。

按照他的這一看法，現在要解決人口危機已經別無他法，隻能像塔利班那樣把女人關起來當生育機器，因為“人口數量與個人權利和自由不可能兼得”，塔利班的做法雖然野蠻，卻會勝出，因為“從長遠來看，自然選擇的力量一定會傾向於更有繁衍優勢的族群社會形態”。

“啥叫‘社會達爾文主義’？”

“就是富人才能活下來。”

他說得煞有介事，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著實令人發噱，那可以說是典型的滑坡謬誤：他假設了一係列不容置疑的因果鏈條（不同人群必然競爭；競爭取決於人口多少；現代文明必然導致人口危機；解決人口危機隻能把女性當生育機器，否則就將自取滅亡），誇大了每個環節的因果關係，最終推導出了一個荒謬的結論。

這裏的幾乎每一個環節都成問題。最關鍵的是，他推斷這種禁錮女性的做法必然提升生育率，甚至是挽救生育率下滑的唯一途徑（因為在他看來別的招都失敗了，而塔利班“交出了答卷”），且這種趨勢將會無限延續下去，直到最終，這些野蠻落後的勢力依靠繁殖力占滿地球。

一百多年前，倒是也有人曾經這麽危言聳聽，不過那時的西方人憂慮的是“黃禍”（yellow peril）。盡管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晚清正是我們“落後挨打”的時期，但當時的歐洲人卻恐懼斜眼的黃種人淹沒白人的國土。

大力鼓吹黃禍論的奧地利哲學家克裏斯蒂安·馮·厄棱費爾強調，中國人雖然是“劣等種族”，但亞洲的一夫多妻製給了黃種人更大的生殖優勢，主張應當廢除一夫一妻製，以確保白種人持續繁殖基因和數量優越。

一直焦慮於本國低出生率的法國帝國主義政客更是屢屢在這上麵做文章，在國內引發了一種人為的恐慌，擔心黃皮膚的移民工人很快就會搶走他們的飯碗乃至土地，而這隻有通過提高法國婦女的生育率才能挽救。

他們所恐懼的，我們現在隻會感到好笑：非但他們的地盤沒被我們淹沒，現在中國人自己都在擔心自己的生育力。

雖然我們總覺得中國人多，但事實是，中國人甚至算不上是過去這一百多年裏最能生的：1900年中國4.37億人，印度3.04億人，非洲才1.25億，但現在它們的人口都已超過中國；在這期間，墨西哥從1497萬人暴增至1.3億，增殖9倍；巴西從1810萬人到2.03億，增長11倍多；中國的人口增長率甚至還不如美國（從9761萬增至3.36億，344%，中國是323%）。

阿富汗總和生育率變化

沒有證據表明，阿富汗的高生育率會一直延續下去——雖然我們印象中似乎那地方總是又窮又能生，但其實也在變化。

在1990年之前，阿富汗女性一生中平均要生超過7個孩子，但這一數字（總和生育率）1990年降到6.4，2000年為5.87，2010年5.5，到2022年已低到4.52。

當然，肯定有人說，阿富汗就算出生率下滑，也還是比一般國家高得多了——越是現代化的國家，出生率越是在人口更替水平（2.1）之下苦苦掙紮。不過，一百年前叫嚷“黃禍”的那些人，也沒想到中國人的出生率竟然有一天比歐美還低吧？

何況，光是生得多，就能贏得未來嗎？加沙地帶的總和生育率一度高達8.3（1991年），雖然2013年跌至4.4，仍在世界最高之列，遠高於以色列的2.1，那你認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依靠“搖籃的複仇”，就能收複失地嗎？這可需要相當大膽的假想。

那麽塔利班對女性的禁錮是否能提升生育率？好像也不見得。

2011年，阿富汗分地區的生育率數據，當時塔利班統治的南部反倒是女性生育率相對較低的地區。

雖然原因不明，但不妨這樣推測：女性就算被禁錮在家，也未必就毫無抗爭餘地，隻能不停地生孩子。想想看，中國古代女性也被關在家裏，且沒有避孕措施，但人們還是有各種辦法來控製養育子女的數量，原因很簡單：生太多了，窮到養不活。

有一種觀點認為，倒是美國人的錢養活了更多阿富汗人。自2003年入侵阿富汗，美國在此耗費了高達2萬億美元的軍費，相當於阿富汗年GDP的100倍，2003-2012年間，阿富汗經濟年均增速9.4%，2009年甚至一度高達20.6%。這個一度經濟破產的國家，近一半的居民得以擺脫貧困，沒有錢，生出來又怎麽養活大？

阿富汗的一所學校女生，2021年塔利班掌權之前

（圖源：紐約時報）

要提升生育率，並不是隻有禁錮女性一途。我早就在《東亞女性為何不想生孩子》一文中說過，法國、瑞典那樣“第二次人口轉型”才是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出路：全麵賦予女性權利，建設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

認為“為了挽救文明，就得反文明”的觀點，不僅荒謬、可笑，甚且恐怖。但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看法在國內還相當盛行，那往往以假設一個極端的情形出發，強調為了族群的延續，可以不擇手段。

劉慈欣曾在一場座談中說，如果到了世界末日，隻剩他、江曉原和現場的美女主持人，“我們三人攜帶著人類文明的一切，而我們必須吃了她才能夠生存下去，你吃嗎？”

江曉原說他肯定不會吃。劉慈欣說，可是全部文明都集中在我們手上，“莎士比亞、愛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話，這些文明就要隨著你這個不負責任的舉動完全湮滅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們都消失了，一片黑暗，這當中沒有人性不人性。隻有現在選擇不人性，將來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機會重新萌發。”

江曉原答：“如果我們吃了她，就丟失了人性，一個丟失了人性的人類，就已經自絕於莎士比亞、愛因斯坦、歌德……還有什麽拯救的必要？”

劉慈欣說，“你選擇人性，我選擇生存”，但他自信，他的很多粉絲之所以支持他，就是因為他身上那種“冷酷但又冷靜的理性”。

“隨水文存”說“人類未來屬於阿富汗”，其邏輯與之如出一轍：為了生存下去，必須不擇手段，也隻有不擇手段，才能生存下去。這就像“欲練神功，必先自宮”一樣，既沒想過“欲練神功，無須自宮”，也沒想過“即便自宮，未必成功”。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這種論調裏，以宏大目標的名義被犧牲的，總是他人，就像劉慈欣假設被吃掉的不是他自己，他們不過是犧牲他人來實現自己的目的罷了。曆史學家任思梅發現，近代中國那些宣稱“別無他法”才賣掉女兒的父母，其實並非真的走投無路，隻是冷酷地“做出了理性而經濟的決定”。

既然開了腦洞，那我也不妨提一個反烏托邦設想：反正隻要實現“族群繁衍”就行，那把男人關起來，剝奪一應權利，女人出去工作，生完孩子就丟給男人養，你覺得怎麽樣？

照我說，到這一步，就別假借“文明”存續的名義了，那隻不過是血脈延續這種動物本能換了個說法，還有臉宣稱這是為了挽救文明？當有人這麽做的時候，“文明”就已經被扼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