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範熱”，似乎正在逐漸降溫。
雖然在外界看來，教師這一崗位不但工作穩定，而且一年還有兩個假期，可謂是相當的體麵。
但這幾年間，由於生育率的不斷下滑，教師們的隱憂也開始慢慢浮現。
一方麵，家長對育兒的精細化需求，讓老師的工作變得越來越繁重，以至於最近山西有幼兒園要求家長宣誓：“不給老師甩臉子，不當熊父母。”
另一方麵，新生兒的減少，讓許多學校都陷入到了招生難的困境當中，部分地區出現了學校合並關停的現象。
未來，少子化會對教師的“鐵飯碗”造成怎樣的影響？這個職業未來還能否被稱為“香餑餑”？這不僅是我們將要麵對的問題，也是整個東亞都要應對的困境。
譬如，在我國的台灣省，教師這個職業就已經經曆過了一輪相對完整的迭代和衝擊。
招生難，從幼兒園到大學
從上世紀80年代，台灣省的出生率開始持續走低，很快就邁進了“少子化”社會的門檻。
要知道，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變化宛如波浪，它總是會由下至上，逐步擴散到教育係統的每個層級。
所以當新生兒的數量開始越來越少，台灣省的幼教便自然成了第一批受衝擊的群體。
2003年，台灣省的幼兒園數量在達到巔峰後，便開始了斷崖式的下滑。
其中私立幼兒園在5年內關掉了400多家，與之相伴，幼教的數量則在同樣的時間裏近乎腰斬。
之後，類似的情形先後在小學和中學重現，且完全無法逆轉：
早在2006年，就有媒體報道稱全台灣省有566所偏遠地區的小學麵臨裁撤和合並，而到了2009年，不僅原本的問題沒被解決，連台北市區的明星小學都開始麵臨招生難的問題了。
而當新入學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少，教師群體的生存處境，自然會越來越艱難。
在2012年《天下》雜誌的報道裏，為了能讓自家的學校可以在新學期招上足夠多的學生，無數台灣省的教師開始被迫“向下討好”，即：
大學砸錢給高中設獎學金，借此來拉攏生源；高中開補習班輔導國中生，以此來增加招生率；
國中又因為要爭搶國小，所以彼此競爭甚至誣陷抹黑；
而國小的老師，則會在每年開學前夕，挨家挨戶拜訪新生家長，不是送開學校服就是送全套文具，甚至有小學直接就在社媒上發出招聘啟事：
“急聘新生一名，畢業禮物多到用卡車載。”
有媒體將上述一切，視作台灣省教師的全麵“推銷員化”。
當時《聯合報》的報道裏，有私校的老師就爆料稱，他們一年會花3個月的時間跑業務招新，拉來一個新生就獎勵幾千台幣，而拉不來就會被扣除年終獎。
可正如高雄一位小學校長所言：
“拜訪十個孩子如果能來五個，那可能就會多開一班，就會多一個教師編製，多一班的經費。”
根據2015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台灣省有84%的老師擔心自己會在這場少子化的大浪潮中，成為被優化掉的“超額人員”——鐵飯碗不保所帶來的焦慮，讓生存成了許多人師的第一目標。
並且，由於學生太少教師太多，導致正式教職的錄取名額被越卡越死。像同樣在2015年，台北市就為了平衡教育財政，直接停掉了當年的國小教師征選。
而這就自然催生出了一個數量龐大的，替現有正職教師分擔課時壓力的“流浪教師”群體。
截止到2020年，台灣省的學校裏平均每7位老師中，就有一位是沒有正職的“代課工具人”。
可因為簽的是兼職的合同，所以這些教育臨時工的薪資普遍偏低，工作也很不穩定，養老金等福利更是沒得著落。
如果想上岸，流浪教師們就需要去擠破頭，參加殘酷的轉正考試。2021年，新北市的教甄複試就是2000人搶47個名額，錄取率僅為2%。
終於到了今年，少子化的影響全麵輻射進了大學校園：
2024年全台預計有7所大學將會停辦，受此影響，不少博士老師已經被迫去中小學代課，以此來維持生計。
而在這一波漫長的人口減少衝擊下，東亞教師群體所失去的不僅有待遇和飯碗，還有他們原本應得的地位和尊重。
這一點，又在日韓尤為明顯。
倒錯的權力關係
眾所周知，日韓在人們的印象裏都是有著鮮明尊師傳統的國家。
日本的教師可以同醫生、律師和政客共享“先生”的稱謂，而韓國的教師則有著“國民之典範”的美譽。
然而，當少子化的浪潮全麵襲來，當教育資源的供需關係隨新生兒數量的持續減少而逐漸扭曲，日韓兩國師生之間的權力關係，便開始相繼發生倒錯。
具體來講，在日本，為了讓作為日益稀少的孩子們接受足夠優質的教育，社會把過多的工作全部都推到了教師的頭上。
正如教育問題研究專家妹尾昌俊所說，日本的老師們普遍“兼職過多”：
他們既要日常教書，還要參與學生社團，既要應對校園霸淩，還要負責學生休息時間看護，甚至有時候到了深夜，還要處理家長和社會的投訴電話。
這些繁多的工作，直接讓昔日神聖的校園，淪落成了如今教師口中的“黑心職場”和“加班地獄”。
在2023年的一項調查中，日本公立初中竟有37%的教師每月的加班時間多於80小時，超過了所謂的“過勞死”加班線。
有老師在受訪時說他每天吃午飯的時間隻有64秒，也有老師在連續上了53天課後直接撒手人寰，更多的則是在無休止的加班中加出了嚴重抑鬱——文部科學省在2021年稱，當年共有10944名教師因嚴重的精神問題而請假休養。
所以，為什麽不增加更多的教師來分擔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少子化所造成的生源危機，導致日本各地的學校都因顧慮財政而不想擴大隊伍，寧願一個勁兒給在職的教師上強度。
畢竟就像前教師工藤祥子所吐槽的那樣：“教師是‘神聖職業’，所以自我犧牲被認為是理所當然。”
而當過去坐車都會被讓座的“先生”，變成了被政府列入白皮書的“過勞死風險較高職業”，那麽後來人自然就會選擇敬而遠之。
這幾年，日本多地都出現了教師短缺的現象，與此同時，該國參加教師錄用考試的人數正在逐年減少。
而與之相比，韓國的情況或許還要更差一些。
作為一個極其看重學業成績的國度，韓國人一直都對子女期望較高。
隻不過在過去，這種期望可以被均分給了五六個孩子，而現在，所有與教育有關的焦慮都落在了一棵獨苗身上，也因此改變了教師與家庭之間微妙的關係。
由於韓國的教師過去有體罰學生的傳統，所以在今天少子化的大背景下，“保護學子成長，限製教師權力”就成了21世紀以來該國教育界的政治正確，一係列與之相關的條例也相繼出台。
基本上從2010年開始，伴隨著韓國的生育率跌入穀底，該國的教師也逐步轉成了“學校-家庭”權力結構中的絕對弱勢方：
學生和其家長可以援引各種律令規章，隨意對教師的各種行為進行投訴和舉報，而教師則在“禁止體罰”的緊箍咒下連正常的工作都無法開展。
於是乎，一場針對教育者長達數年的全國性霸淩，便拉開了帷幕：
《首爾學生人權條例》實施的第一個月，一位女教師本想阻止正在爭吵的學生，結果被反罵“賤人多管閑事，小心挨打”；
韓國全州，一個小學3年級的學生連扇副校長5巴掌，還對其吐口水罵髒話，而孩子的母親來到學校後，不僅沒有道歉，反而繼續毆打兒子的班主任；
釜山市一位女老師，因阻止學生上課嬉鬧而被八九歲的孩子踹成了胸骨骨折，住院治療了3周
......
實施教育卻被辱罵，挨打也不能還手，在這魔幻的製度下，有教師選擇穿“防劍服”上班，有教師則團購“教師被告責任險”，還有的則在學生的打罵和家長無休止的電話投訴騷擾中，抑鬱，崩潰，甚至自殺。
去年7月，以一位23歲年輕教師的自殺為導火索，數萬韓國教職工走上街頭，要求在自己的崗位上受到更好的保護。
而根據《東亞日報》的報道，韓國這兩年也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教師離職潮，這其中公立小學教師的離職人數更是屢創新高。
誠然，東亞的少子化困局目前還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未來的新生兒也確實會作為一種“稀缺品”而被多加保護。
但這種保護卻不應該完全建立在對教師群體的壓榨上。
畢竟，教師雖然偉大，但也是活人，他們可以為了教育事業有所奉獻，但卻遠沒到要獻出一切的地步。
一旦教書的付出突破了工作的上限，一旦育人的重擔壓斷了精神的閾值，那麽即便是鐵飯碗再硬，也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吸引著年輕人趨之若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