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延遲退休50多年，效果如何？

作為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深的國家，日本早在1970年代就著手提高退休年齡，迄今日本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已從上世紀70年代的60歲提高到65歲。

從日本經驗來看，延長退休年齡大幅提高了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勞動人口下降對經濟的負麵影響，還緩解了養老金支付壓力。但是，隨著國民壽命的延長，加上養老金製度不完善，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選擇推遲退休至70歲甚至更晚，以維持生計。

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就已步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69年，日本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08%，首次超過7%，即世行定義的老齡化社會標準。2005年，這一比例首次超過20%，標誌著日本正式進入了超級老齡化時代。根據日本內閣府數據，截至2023年10月1日，日本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29.1%，其中，75歲以上人口占全部老年人口的一半以上。

在這個女性平均壽命達87歲、男性達81歲的長壽之國，養老金收支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厚生勞動省稱，過去20年裏，繳納養老金的人數減少了約300萬，而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增加了40%以上，“少繳多領”的局麵嚴重加劇了養老金係統的負擔。

為應對老齡化問題，日本政府早在50年前就推出了相應的法律製度安排，即1971年出台的《促進老年人就業穩定法》，旨在提高60歲以上年齡段人口的就業率，1986年日本對該法案進行了修訂，並將其更名為《高齡者雇傭安定法》。隨後，日本不斷對老年人再就業及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加以完善，將領取養老金的年齡逐步提高至65歲。

日本同誌社大學教授嚴善平對界麵新聞表示，整體上看，日本的延遲退休政策是成功的。“在少子化和老齡化雙重夾擊下，日本很早就麵臨勞動力供給不足以及社保基金負擔太重的挑戰。從政策初衷來看，日本基本實現了目標，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不單單提升了就業率，緩解了勞動力相對緊缺的局麵，還緩解了養老金資源緊迫的局麵。”他說。

根據日本總務省的統計數據，2022年，日本人口數量比上年減少80.5萬，連續14年減少。與此同時，勞動人口比率——即就業人數和勞動年齡總人數之比——為62.5%，比2012年提升了4.4個百分點，主要貢獻來自老年群體。其中，60-64歲年齡組勞動人口比率由2012年的57.7%提高至2022年的73.0%，升幅達到15.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勞動人口比率提升了5.7個百分點至25.2%。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經濟和人口統計高級顧問邁克爾·赫爾曼（Michael Herrmann）也表示，日本的延退政策緩解了養老金支付壓力，也大大抵消了勞動人口下降對經濟產出的負麵影響。此外，過去幾十年來，人類預期壽命大幅提高，也為推遲退休年齡創造了空間。

但他同時指出，日本隻是實現了部分目標，並不足以預防或應對不斷出現的挑戰。“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已經轉化為人口下降，進一步加劇了對社會保障體係、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挑戰。”赫爾曼對界麵新聞說，而且這些變化是在快速技術變革和數字化的背景下發生的，“人口變化和技術變革正在從根本上重塑勞動力市場，這需要決策者做出更深入、更廣泛的政策回應。”

從日本社會的普遍反應來看，延遲退休政策也帶來了一些負麵影響，特別是影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2023年4月，東京人力資源谘詢公司Kakehashi Skysolutions發布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對60多歲的老年人來說，養老金並不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比如，65%的65歲以下人士表示他們的主要收入來自工作；在65-70歲領取養老金的受訪人群中，有30%的人表示主要收入來源是工作，而不是養老金。

我國的養老保險製度相當於日本的年金製度，年金主要由國民年金和厚生年金兩大類構成。國民年金隻要連續繳納超過10年，便可以在65歲後領取基礎養老金，領取的金額取決於年金繳納的時長，如果連續繳納40年，則可以領取滿額基礎養老金。而厚生年金領取的金額取決於職工的月薪以及繳納時間的長短，隻要連續繳納超過10年，便可以在65歲後領取厚生養老金。

事實上，很少有日本老人能指望僅靠養老金過活。日本65歲以上男性平均每月領到的養老金（國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之和）在15萬日元左右，維持一個兩口之家的日常開銷有點困難。而且，日本政府通過政策設計，“鼓勵”老年人推遲拿養老金的時間，因此，在最初可以領取養老金之時，領到養老金還不到15萬日元。再加上，多數日本老年人的儲蓄並不豐厚，僅僅依靠養老金生活很可能“入不敷出”，於是大多數人主動選擇“延遲退休”。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表示，日本長期堅持延退政策，對其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來說，確實是比較成功的，但這並不是解決人口老齡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養老金支付問題的根本之策。

“我一直堅持，應對老齡問題的本質應該是經濟發展，短期之內改變不了人口老齡化的這樣一個大方向，換句話說，人口老齡化大趨勢不可逆轉，老齡社會是一個新的社會形態。在這樣一種新的社會形態裏麵，首先要發展經濟來應對。”原新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他認為，就業的最終決定因素是經濟發展。“20年前我們根本無法預測到會有這麽多新業態出現，也無法預測到這些新業態可以容納上億人就業。”上周他在上海參加第六屆外灘金融峰會時說。

鄭秉文還表示，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前10年，希臘的退休年齡是60歲，但失業率在12%-20%；同一時期，美國的退休年齡是65歲，但失業率僅為5%左右。由此可見，如果經濟不發展，即便是降低退休年齡， 該失業的還是會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