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歲,我從記者轉行去日本當入殮師,考生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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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歲,我從記者轉行去日本當入殮師,考生死學博士

入殮師


日本東京,這次去世的是一位90歲高齡、壽終正寢的老奶奶,瘦瘦的、小小的,躺在家中榻榻米上的被褥裏。

入殮師培榮打開化妝箱,跪坐在逝者一側,向家屬鞠躬,恭敬而緩慢地說:“今天由我來協助你們為逝者做入殮儀式。”這是他每次的開場白。

培榮,32歲,甘肅人,住在東京,是一位入殮師。他頭發燙了微卷遮住額頭,說話語速很快,笑起來很明朗,一副度數不低的金邊圓框眼鏡、端正的黑色正裝襯得娃娃臉有點學生氣,一如東京大都市工作不久行色匆匆的工薪族。



培榮©培榮


上完香,他在床褥內側跪坐,首先要為老奶奶按摩關節,緩解僵硬,讓遺體變柔軟好換衣服。雖然要用到大力氣,但動作要顯得溫柔。

緩解完僵硬,下一步就是更衣。在被褥下,把逝者身上從醫院穿回來的浴衣脫下,用脫脂棉蘸水擦拭身體,再換上佛衣。

從學習入殮的第一天起,培榮就在練習打蝴蝶結,他花了一個月學會了穿衣,花了五個月練習如何優雅地穿衣,這一套做下來講究行雲流水,像在做一套茶道儀式。

佛衣跟和服類似,衣袖寬大,裏外三層,即便是自己給自己穿,也需要花費時間調整。穿衣服都是在浴衣覆蓋下進行的,家屬在側,但是他們全程看不到逝者的身體皮膚,培榮也不會移動位置,他先在自己胳膊上把一層一層的佛衣兩邊袖子套好,將逝者向左側身,將套好的佛衣覆蓋在逝者右半身,再恢複平躺,把左側的衣袖從身下抽出,一層一層整理好衣領、左右對襟,把逝者的手從袖中掏出,將適才遮擋身體的浴衣從佛衣下抽出來,疊好放置一側,最後係好腰帶,更衣完成。



培榮正在練習入殮儀式©培榮

“請您幫我一起為她擦一下臉可以嗎?”培榮問對逝者女兒。

她從兩米外起身走過來,跪坐在母親身旁,接過白色毛巾,給母親輕輕擦拭額頭。

“她生前就很愛美,一會要好好化個妝,明天告別式很多人都會來看她呢。”女兒說。

“是啊,這個發型也是,劉海往右邊梳吧,幾十年,大家都建議她換個發型,她就是堅持自己的。”一旁的女婿也靠過來。


一開始一言不發的家屬都圍坐過來,為老人擦臉、擦腳、穿襪子,戴配飾。他們流著淚、回憶起老人生前的種種。最後,全家協力將煥然一新的母親抬進準備好的白色棺木中。



入殮儀式中的合棺©培榮

這是整個入殮儀式的意義:不要懼怕死亡,不要懼怕親人的遺體。在最後的時間,與逝去的親人靠近一些,好好地在一起,好好地告別。對於活著的人,這也是感知死亡、緩解哀傷的重要部分。

“如果家屬在入殮儀式上開始聊天說起逝者生前的故事,我會覺得今天的工作比較完滿。告別需要時間、悲傷需要抒發,我在努力給他們營造這樣的時間和空間。”培榮說。


擦拭、更衣、剃麵、梳頭、化妝、收拾完畢、原本僵硬蒼白的老奶奶表情安詳、生機煥然、似要起身赴宴,如電影《入殮師》裏的台詞:“把失去的人,重新喚回、賦予永恒的美麗。”

善終和哀傷撫慰

在日本,幾乎沒有人會把人生最後最重要的入殮儀式交給一個外國人去做。但是培榮的工作還算順利,因為他還是立命館大學臨床生死學在讀博士,這一點讓人很有信賴感。

好活好死,賴活好死,好死賴活,賴活賴死,人生途徑有若幹選擇,關於如何“好活”的學問叫“幸福課”,提到死亡,人人避之不及,如何“好死”的研究卻相當冷僻。



入殮儀式中的最常見的布置©培榮

但“死亡”是每個人必經的課題。“臨床生死學”的研究需要前赴各種“死亡現場”,為了不困於書齋更靠近研究“死亡現場”,成為入殮師前,培榮首先在甘肅的三甲醫院急診室進行了兩個月的田野調查,這裏有著最直觀的生死糾纏。

深夜11點,120救護車從火車站拉來了一位40來歲的中年女性,剛過完年,她從河南坐火車去新疆打工,在火車上發急病,等到火車靠站,救護車送進急救中心,已停止呼吸多時。隨行的是她18歲的小兒子和已出嫁的大女兒的公公,他們背著鋪蓋,提著行李包,跟著救護車來到醫院。

“搶救”從11點進行到淩晨1點,在這個過程中,小兒子一言不發,蹲在牆角,像個孩子,直到醫生走出搶救室,向他們做出“死亡宣告”。她的親家,大女兒的公公不願就此放棄,請求醫生給他們一次機會,在他們的故鄉遇到這種情況,要給將死的人“叫魂”。

醫生同意了老人的請求。“快回來哦,快回來哦……”老人舉著手機,視頻還連線了遠方的至親,他們一遍遍喚她回家。一小時後,老人從搶救室走出來,抹著淚說“不中了”。


醫生開出死亡證明。解剖告知書、各類繳費單都需要直係親屬簽名。老人喚來一直蹲在地上的孩子。

18歲的兒子,站了起來,從懵懂無措中回過神來,在各種單據上簽上自己的名字,聯係殯葬服務公司,商量接下來如何把媽媽接回河南辦後事。

培榮陪他在走廊等待殯葬車。

“因為車廂裏很多人,我們坐的硬座,很擠,地上都坐滿了人,行李都塞滿了,上廁所都走不過去,冬天車廂裏開了空調,窗戶也打不開,空氣太差了,媽媽憋壞了。”

他突然說,“嗯,空氣太差了。”


這一幕給培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麵臨至親的突然離去,如果有一個能自洽的答案,好像更能緩解悲傷。”



在上海一殯儀館田野考察時拍攝的葬禮告別儀式©培榮

如果無法好好地告別,哀傷就無以撫慰,帶來的可能是另一場悲劇。培榮說,博士期間選擇臨床生死學研究還與一場家中的變故有關。

一直相親相敬的姨父,在他的父親因意外突然去世後一直無法走出悲傷,一年多不喝酒的他又喝起了酒,有一天深夜,姨父喝醉了被人送到家門口,他卻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行至離家不遠的江邊,失足溺水離世。


後來,培榮想,家庭和睦、學識淵博的姨父、常與他促膝長談到深夜的姨父,無法走出悲傷,可能就與沒能好好告別有關。現代社會的葬禮迅速、標準化、流程化。現代醫學把死亡和生活隔絕開來,人們不假思索認為遺體隻有專業人士才能處理,葬禮原本的意義是告別,現在反而將經受喪親之痛的人們與親人的遺體分開。

失去親人的人,在葬禮上,需應對的是一場大型社交現場,各種手續的推進辦理,等回過神來,昔日親人已經化為青灰入土,活著的人要若無其事的繼續工作生活。人們忽略了,除了安葬這件“事”,還要哀悼這份“情”。

“如果葬禮不要那麽匆忙、姨父對父親去世的哀傷可以盡情表達,不用憋在心裏靠酒精麻痹,也許結局又會不同。悲傷需要盡情表達,要給哀傷找到出口,在那種境遇下,人的情緒像被裝進瓶子的氣體,把瓶蓋子打開,不要蓋上,至少不要把蓋子擰那麽緊。”培榮說。

向死而生

作為一位新人入殮師,培榮至今送走了50位逝者。總有人問他,做入殮會不會害怕?當入殮師是不是掙錢很多?


他說,入殮師的收入跟日本普通工薪族一樣。工作時候,沒有害怕,隻有緊張和專注。人生最後關頭,家人把最重要的事情托付於他,責任重大不容許出任何差錯。讓一個逝去的人在最後的時刻得到尊重、重煥生機,幫助家屬親朋做一場好好的告別,他覺得這是一件善舉。

去日本之前,培榮在湖南都市頻道做民生新聞記者,開局就是報道災難、車禍、事故的血腥場麵。但是很快他便發現,民生民死、糾紛扯皮,受害者的人生災難不過是新聞上一閃而過的文字,自己也幫不上什麽忙。但成為入殮師給了他不一樣的選擇。

他清晰記得第一次作為殯葬工作者接觸遺體,他深呼吸了幾口氣,那是一種從生理上感覺到的“死亡”氣息,手指觸摸原來如此冰涼。



培榮練習入殮儀式©培榮


這是一位80多歲的老人,要做動脈防腐——把頸靜脈和股動脈開一個口,把遺體中的血液泵出去,然後把有顏色的防腐液體置換進來。動脈防腐由專門的防腐師完成,需要通過兩年全日製的學習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防腐師。

肉眼可見,一具蒼白凹陷的身體漸漸顏色回暖,肌肉皮膚重煥光澤,好像睡著了一樣,他原本害怕不安的心情逐漸平複下來。

“從去世到火化的時間短暫,是否還有必要花20萬日元(近1萬rmb)做動脈防腐呢?”他問老師。

“遺體的狀態非常影響家屬的情緒和感情,遺體變化非常快,也是不可預知的,當親人的遺體開始出現大的、不好的變化,往往是親人接受不了的,會造成二次心靈傷害。即便隻是短暫的時間,大概會有5%的人會為家人選擇動脈防腐。逝者最後的麵貌對生者非常重要。如果遺體狀態非常差,還不如不要讓家屬見到。”日本“送行者學院”的院長木村老師說,他已經為3000多個靈魂送行。



培榮從送行者學院畢業時木村校長給他頒發入殮師資格證©培榮

木村老師一家是電影《入殮師》的技術指導。在《入殮師》這部電影大火之前,“入殮”儀式在日本也隻是小眾分支,絕大多數的殯儀公司從業者,所做的就是在家屬麵前給逝者洗個澡,洗的過程身體蓋著毛巾、保持一點體麵,這個過程叫“湯灌”儀式。再換上佛衣、放進棺木、等待火化。

《入殮師》電影強化、延長了“入殮”這個過程,並且把這一套動作程式化藝術化,在日本逐漸流行起來。

電影《入殮師》中的主人公大悟在經曆第一次入殮以後,經曆恐懼、惡心、慌亂,回到家與妻子親熱。培榮覺得這一細節拿捏精準。對於一位殯葬工作者,每次做完入殮,收好化妝箱、換下西服,總想做點什麽再休息:打把遊戲、泡個溫泉,見見朋友,吃頓美食……在生死之間的停留,讓他工作完一定要做點什麽,嚐到找到重回人間的感覺。

一位已故朋友


培榮永生難忘的一次葬禮,是一位在日留學生的葬禮。

2023年9月22日,這一天他剛完成半年的入殮師課程。晚上,收到一條微信,一位朋友找到他,有說有一位華人留學生突然去世,身邊的同學都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想請他幫忙。

第二天一早他驅車前往名古屋。女孩小逸26歲,從11樓高層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小逸從小由外公外婆撫養成人,八十多歲的外公外婆疾病纏身不能親自來日本,隻好委托她的同學好友們操辦葬禮。

此時離她過世已有一周,小逸的遺體由警方保管。“當務之急是趕緊把她從警察局領出來,舉辦葬禮,送她最後那一程。”培榮對她的朋友們說。

聯絡大使館、警察局、學校,定好殯儀服務公司,培榮給她的朋友們做好了各種心理建設,打預防針:“存留時間太長、她又是頭部重創,遺體的狀況可能不是很好。”


從警察局領出小逸,她被安置在淺色木質棺木中,外部包裹著塑料製的屍袋,棺木中還有一個透明塑料袋,裝著她滿是血跡的衣物。還好,遺體情況比預想中好很多,在醫院搶救結束以後,護士有幫她做最後的清理——這是一位麵容清秀的年輕女孩。

培榮和殯儀服務公司的另外一位入殮師一同對她進行了化妝修複,遺體狀態已經不適合再做穿衣入殮儀式了,做了傷口縫合、受損修複、清理頭發裏的血跡,最後效果卻還是不是太理想,培榮把儀式的重點放在了告別儀式上。

培榮決定在小逸的臉上蓋上一張白色繡花手帕,但又考慮到來看她的人也還是想見最後一麵,他把她的臉上的手帕往上拉了一截,露出小逸的下巴的部分——來告別她的人,還是可以看到她的手和下巴,也算見了最後那一“麵”。

小逸的朋友們為她布置告別式。因為沒有長輩家屬,不在中國,也無需按日本習俗、她們完全按照年輕人的喜好去布置了一個溫馨的告別式。

朋友們從她家中找來了她最愛的小物件:她逛街時在小店鋪買的小象玩偶、她喜歡的發卡胸針、常常穿的黑色衣裙……現場放著她喜歡的音樂,他們還把她生前的視頻和照片剪成了視頻播放。一個愛笑愛搞怪的、留著齊劉海的女孩。




小逸海葬時的照片©培榮

牆上貼著小逸喜歡的海報,是她喜歡的阪本龍一的自傳海報,海報上用日語寫著:我還能多少次看到滿月升起?

那段時間培榮幾乎每天都和小逸的朋友們在一起聊天,一點一點的,小逸生前的生活被拚湊出來。沒有父母,年邁的外公外婆支撐著她和在破碎環境中長大的破碎的心,她常常說,“等我送走外公我就可以走了。”

“她是抑鬱吧?”


“壓垮她的最後那根稻草是什麽?”

“她平時看著挺開心的啊,為什麽會這樣?”

“她是不是太孤獨?在日本很多留學生就是這樣,本來就是i人,來了以後一步一步走上孤島”。

“太可惜了,我不能理解,她有那麽那麽多愛她的好朋友。”

很多人對小逸之死有歎息、有感慨。培榮不置可否,“生死那麽複雜的事,為什麽非要給她下個定義?一個我們所知範圍內的定義呢?”他不想再探討小逸的死因,嚐試去理解生和理解死。


他們年齡不差幾歲,都是從國內來日本留學,他們不曾見麵,又見了麵,相識時間隻有幾天,他在短時間內很深刻地瀏覽了她的一生:他走過她常常路過的路、看到她的照片視頻、聽到她的聲音、偶然在她打過工的咖啡店買了一杯咖啡,聽她喜歡的歌。小逸成為了他的一位很特殊的朋友,絕大多數人相遇在生前,他們相逢在生死之間,他的任務是來為她好好送行,畫上最後的句號。

告別式來了小逸的老師和同學們,這是一場很少見的隻有朋友、沒有親人參加的葬禮,殯葬服務公司了解到小逸的故事,寫了一張卡片送給小逸,上麵用中文寫著:“小逸,我們看著同一個月亮。”卡片上方畫著一輪彎月和一顆星星。



小逸葬禮時葬禮社工作人員留給大家的紙條©培榮

一直到火化結束,一個年輕的軀體化為青灰白骨擺在眼前,他們要完成“撿骨儀式”,每個人發了一雙筷子,要把小逸未燒成灰燼的骨頭撿到骨灰盒裏,培榮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決堤,“一個人就這樣在世界上徹底消失了。”


朋友們打電話問小逸的外公外婆如何安葬?

“把骨灰撒到大海裏吧。”電話那頭傳來外婆帶南方口音蒼老的聲音。

培榮幫他們預約了海葬。當日共有七位朋友隨船從東京灣出發,把小逸的骨灰撒向大海。工作人員先把骨灰處理成粉末、按人數粉分裝到水溶性紙包裏,當船駛入太平洋後,朋友們將紙包輕輕地放進大海,紙遇水融化,骨灰在大海中散開消融,波浪一翻,再不見一點顏色,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了水中。

朋友們說,小逸好孤獨,想祭奠都不知道去哪裏看她。

培榮向大家建議留下了一包骨灰,“我來給她找個安身之所吧。”他對朋友們說。


在日本,殯葬費用很高,小逸外公外婆、教授、朋友和好心的長輩拚拚湊湊,花得隻剩5000。

培榮想到了此前考察過的東京西郊的“玫瑰園”,一個修建了30多年的庭園式陵園,這裏不像墓地更像公園,樹木繁茂玫瑰盛開,是一處安寧的長眠之所,玫瑰園除了買墓穴立碑,也有“生態葬”,將逝者的骨灰撒在一處,在上麵立集體墓碑,就像住高層公寓一樣,小逸的名字寫在黑色石碑的第三層,總算這世間有了她的長眠之地。



埋葬小逸的“玫瑰園”生態葬區©培榮

葬禮結束了,她的人生或許破碎殘缺,但是她的葬禮如她心意,沒有匆忙倉促的流水線作業,雖然小但別致溫暖,被朋友的愛和關懷包圍,也算圓圓整整。培榮把小逸的告別儀式、海葬、玫瑰園落葬的過程都拍了視頻剪輯成短片,送給她的家人和朋友們,背景音樂用的山口百惠的《再見的彼端》。

一帶一路 發表評論於
朱一龍演的“人生大事”就是演的入殮師,得了最佳男主角獎
大阪書生 發表評論於
每次回到國內就覺得壓抑,人不像正常人,鬼不像今世鬼。沒有破身份證,還寸步難行。日本不知道有多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