滯銷書背後：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

出版圈裏流傳著這樣一個恐怖故事：新編輯入職培訓的重要一課是去參加一場書的“葬禮”——化漿。想象一下，書從傳送帶緩緩進入粉碎機，封麵和內頁瞬間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漿池中，隨著攪拌器的旋轉，它們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漸化為一缸紙漿。

在還沒有編纂過任何一本書，沒有體驗過改稿的辛苦、營銷的焦慮或是加印的幸福時，編輯們就先看到了最殘酷的終點。

一位前圖書編輯回憶，入職第一天，同事用一種非常平靜的語氣向她介紹了一本書的一生：組稿，三審三校，印刷，上市。運氣好的，上市之後會迎來加印；而那些經年累月賣不出去的滯銷書，等待它們的命運隻能是化漿。

沒有人想做滯銷書。圖書編輯大多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喜歡讀書，相信書籍可以連接世界、拓展認知；比起豐厚的物質回饋，他們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價值。

但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有落差。根據圖書谘詢機構“開卷”監測係統統計，2023年銷量小於10本的圖書超過一百萬種——這意味著市場上近一半的書無人問津。

每一本書背後，都是編輯數月甚至數年的心血投入。當冰冷的數字擺在麵前，意義感和自我價值該寄托於何處？當新鮮感褪去，工作在循環往複中露出繁瑣、虛無、荒誕的本質，信念能否抵禦倦怠？

這是圖書編輯的“中場戰事”，也是這個時代下，每一個試圖在變動中重構內心秩序的人無法回避的命題。

“沒有加印的書就像死了一樣”

編輯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書上市，一個月隻賣了十幾本。“相當於幾乎沒人見過這本書。”她悻悻地說。碩士畢業後，汪淼如願進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職三年，她依舊覺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盡渾身解數。她寫了一篇文章介紹書的作者，嚐試向一些有私交的媒體投稿，並聲明“不要稿費”。收到的回複如出一轍：“太小眾，影響閱讀量。”她又找到公司負責新媒體的同事，想把文章發在部門的公眾號上。

“沒有賣點，”同事態度冷淡，“而且現在沒有人看長文。”

最後，汪淼隻能把文章發在自己的豆瓣上，並且自掏腰包買了一本書用於轉發抽獎。一位在書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後，為店裏訂購了3本。講到這裏，汪淼擠出一個苦笑：“還不一定能賣掉。”

照目前銷量來看，如無意外，這本首印5000冊的新書大概率會淪為滯銷書——其中大部分將被遺忘在倉庫裏，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漿。

日劇《重版出來！》劇照

汪淼感到無力，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麽。“書是分營銷等級的，等級越高，能動用的營銷資源越多。”她逐一解釋，“A級書隻能自生自滅；A+級的書，會由部門內的營銷編輯負責推廣；而S+級，則會調動公司所有的營銷力量。”這一次，她的新書隻評上A級。原因顯而易見：作者在國內沒什麽名氣，缺乏市場號召力。

剛入職時，她接手的另一本書因閱讀門檻較高，也隻是A級。“不過那本書運氣不錯，找準了定位，銷量逐漸超出預期，很快就升級了。”汪淼還做過一本S+級的書，是一位知名藝術家不那麽知名的漫畫作品。“從定級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為營銷操心了。”她說，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書順利躋身暢銷書行列，“直到現在偶爾還會掛在一些暢銷榜單上。”

並非所有的書都能如此幸運。“開卷”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圖書零售市場動銷品種數為237.4萬種，若以年銷量小於10本為標準統計，滯銷書達到103.6萬種。某圖書策劃公司將銷量小於1000冊的書視為滯銷書，2023年該公司滯銷書品種數占其在售品種的72.47%。

如何定義滯銷書，行業內並沒有統一標準。不同類別、不同出版機構，無法照搬同一套參照係。

編輯林羽佳的評判標準非常直接：對她來說，沒有加印的書就像死了一樣。“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滯銷書。”林羽佳斬釘截鐵地回答。她在一家民營圖書公司做文學編輯，每次新書上市，焦慮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會去刷有多少人在讀，評價怎麽樣。”

她的最好成績是兩次加印，“作為一本小眾文學作品，已經賣得不錯了。”但在公司裏，這本書依然不算“暢銷”。同事做出過真正意義上的暢銷書——女性話題、金句頻出，銷量幾十萬，林羽佳語氣中透著無奈，“那本書給了老板想象，覺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現在什麽書都衝著爆款去。”

文學圖書市場存在明顯的馬太效應。頂尖的作品，如馬爾克斯、莫言、餘華等人的書，銷量常常能達到百萬級別；但在頭部之外，文學圖書市場的另一麵是大量銷量平平的書。即便是一些在文學圈內備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銷量也僅有一萬冊左右。

餘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在今年再版發行時，預熱海報上他“纏著繃帶，鼻青臉腫”的模樣，令不少圖書編輯唏噓：連餘華賣書都要這麽拚命了，其他作者該怎麽辦呢？

“滯銷書”編輯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書店的二樓，長期陳列著一個“滯銷榜”。上榜圖書多達上千本，填滿了整整一麵牆。有的書到店五年銷量為0，還有的書至今隻有員工買過。

書店稱，這些書滯銷原因很難一概而論。除了作者冷門、封麵難看這些常見問題之外，大多數滯銷書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編輯看來，有的書從選題策劃階段開始，就注定會滯銷。

“關鍵在於對題材的判斷。”徐逸提到一套小眾且專業的叢書，策劃階段他便預見到讀者群有限，於是控製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滯銷。”從事出版行業近十年，徐逸輾轉過多家出版社和圖書公司。他認為，滯銷書往往是決策失誤的產物，而並非書籍本身小眾的結果。

杭州一家書店的二樓，長期陳列著一個“滯銷榜”

有時候，書的命運也受製於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書（公共版權書籍，指不受著作權法限製的作家、藝術家及其它人士發布的作品，使用不會侵犯作者的版權），一開始就不是奔著暢銷去的。”編輯鄭越解釋，公版書沒有版權費，理論上成本更低，但傳統出版社容易陷入學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紙、裝幀不計成本，導致定價過高，做出來的書隻適合“擺在書房裏珍藏”。

一本書從無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而編輯並不是一年隻做一本書，他們常常同時負責四五本書。除了改稿這項傳統意義上的編輯工作，大多數圖書編輯還要策劃選題、協助營銷。徐逸認為，一些出版公司的圖書編輯越來越近乎於產品經理的角色，行業內的說法是“全流程編輯”，“各種流程都要參與，瑣碎的事情特別多。”

他舉例，“從外部作者、譯者、設計師，到內部各個環節的同事和領導，編輯要跟所有人溝通。”徐逸負責的第一本書，是一位知名學者的博士論文。他形容當時自己經驗不足，經過多輪溝通、協調，好不容易說服社裏確定了書的封麵，沒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溝通、協調、確認。

編輯的工作還會細致到挑選字體和紙張。汪淼手裏有一個繪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頁都用了不同字體。做中文版時，她和美編、策劃一起反複推敲合適的字體，既要讓中文清晰易讀，又要符合語境，還要盡可能接近原文的字體，同時保持視覺美感。她花了很長時間，依然沒有挑出最滿意的版本。

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中，後浪出版公司的文學主編朱嶽曾展示過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開電腦，然後看看豆瓣，看會兒稿，看看郵箱，一天就這麽過去了。”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截圖

鏡頭之外，圖書編輯的工作遠沒有這麽輕鬆。新冠疫情期間，鄭越居家辦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會議和收發信息中度過，“晚上6點才有時間看書稿，一直看到10點鍾結束。”她粗略計算過，做一本書，前後要填十幾張表格。雖然繁瑣，但好在相對確定，“無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讓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無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劃的第一本書，一度卡在封麵設計環節無法推進。最初的設計方案被推翻後，她迅速聯係設計師出了第二套方案。這一版雖然得到直屬領導的認可，卻被更上一級的領導否決，而設計師也不願再做修改。鄭越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這種不確定性曾經也不動聲色地消磨著徐逸的耐心。“你看著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但你就是推進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種挫敗感不是突然的一記重擊，而是慢慢地，一點一點地耗費掉你的心力。”

做書的整個過程，如同經曆一場“十月懷胎”。鄭越感歎，“即便你對這本書有很多不滿意，但新書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內心還是會有一點點波瀾。”然而，當這些書被忽視或滯銷時，他們付出的勞動似乎隻能淹沒在無聲的失落中。

理想被現實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鄭越一直自嘲是“滯銷書編輯”。她編過幾十本書，大部分銷量不到5000冊。有時候她也會問自己：“我到底在幹嗎？”

圖書編輯顯然不是一個高薪職業。鄭越記得自己剛來北京麵試時，行業內一家頭部出版公司給她開出的薪水隻有五六千塊。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業工作過一段時間，收入是圖書編輯的好幾倍。

“我當時真的滿懷熱忱，覺得隻要能滿足基本的溫飽，意義感才是最重要的。”鄭越坦言，自己是抱著“做好書、做暢銷書”的憧憬入行的。“書在我看來是一個傳播的介質，隻有做暢銷了，才能抵達更多的人嘛，否則沒有意義。”她常常羨慕米未的員工，能製作《奇葩說》《樂隊的夏天》這樣有影響力的節目，“他們真的好幸福。”

做編輯的頭兩年，鄭越一直麵臨著報不出選題的困境。“一大堆書訊裏麵沒有一個喜歡的。”她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麽有的人能一直報，而你連喜歡的都沒有？”

選題會上，她總會被各種質疑困擾。“這個能賣嗎？會不會太小眾？有沒有人感興趣？”鄭越描述當時的場景說，“領導會把你心裏懷疑過的問題，全部拋在你麵前，再問一遍。而你無法回答，因為你自己也懷疑。”同事們也常常為此感到沮喪，“有時候連自己都納悶，我又不是作者，我為什麽要在這裏為他去辯護？”

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圖物流有限公司的倉庫

更多時候，圖書編輯要在保質和保量之間做出抉擇。

李珩回憶，在出版社工作的前兩年，編輯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書。那時候她的工作狀態還算從容，有幾本書也引起了不錯的反響。後來任務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書，她依然試圖像過去那樣全力以赴，哪怕是擠壓自己的休息時間。可她很快意識到，自己似乎在追趕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目標。

“早上9點開始看書稿，中午隨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點鍾，看得整個人都很崩潰，還是看不完。”李珩歎了口氣，“也許有人覺得完不成KPI無所謂，我也曾試圖這樣想。可是每次開會清點任務時，還是會忍不住感到慌張。”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問題重重的譯著，翻譯錯誤多到離譜。那段時間，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亂想：“要是在路上出個什麽事兒，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覺得諷刺，“剛畢業時的我，是一個多麽健康向上、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讓書稿的質量變得難以掌控。同事曾勸她不要太較真——一些翻譯問題，如果編輯不去核對原文，質檢幾乎看不出來，讀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試著接受這個建議，“可這麽做了之後，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覺得有問題卻沒有去核實的地方，就睡不著覺。”

她似乎沒辦法那樣放過自己。“既然這樣，我做這份工作有什麽意義呢？是為了掙錢嗎？不是。我就是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麵的回饋。如果要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認可的事，真的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截圖

在這個直播間賣書隻認名家的時代，像鄭越兒時讀到的《哈利·波特》那樣的暢銷奇跡，幾乎不可能重現。做編輯這些年，挫敗感像一塊無形的砂紙，來來回回磨損著她的熱情。有段時間，她幾乎決定放棄，不再做編輯了。

“如果有一份性價比差不多的工作擺麵前，比如人力資源，我會去嗎？”鄭越常常自問。她了解自己，盡管常把人力和後勤掛在嘴邊，但真正麵對選擇時，她的內心卻充滿猶豫。

做市場營銷那兩年，要向新朋友介紹自己時，她總是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迷茫。市場營銷這個詞籠統而模糊，難以準確傳達她的自我。“但現在，我說我是個圖書編輯，你大概能判斷出我是個什麽樣的人：喜歡讀書，可能有點兒文藝。”鄭越承認，相比之下，她更願意被“編輯”這兩個字定義。

“每個編輯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鄭越說，讀書與寫作是她從小到大的愛好。圖書編輯的工作，讓她依然與那個更大、更純粹的文學世界保持著聯係。“它會讓我覺得我依傍在這個東西周圍，也許未來有一天會‘曲線救國’。”

偶爾，鄭越會在書店裏感到一絲滿足。她說，去書店就像續命，看見冷門書籍依然有人翻閱，仿佛找到了些許價值感。

與鄭越一樣，汪淼也在編輯生涯中尋找著自己的價值。雖然她的初心並非源自寫作，而是來自一份更加質樸的願望——她從小在農村長大，沒怎麽看過課外書。大學期間接觸到兒童文學後，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經一樣孤獨，如果他們有機會讀到一些好書，獲得一些安慰，應該會擁有一個更快樂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個月隻賣了十幾本的新書似乎就有這種“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讓那本書盡可能地被人知曉。

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

圖書編輯總是把“行業不景氣”掛在嘴邊。但不景氣到什麽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認清，“當年類似的書，日銷可能就有100多本，現在這本書月銷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賣出去兩本。說實話，聽到這些數據，腦子嗡嗡的。”她忍不住問自己，“圖書行業真的要完蛋了嗎？”

市場逐年收縮，她不是一點沒察覺。剛工作那會兒，書做出來，不用費力卷營銷，就有不少書店和繪本館來訂購，首印量輕而易舉就消化掉了，“現在要四處求爺爺告奶奶。”

“市場情況跟2020年非常不一樣了。當年可以像做雜誌一樣做一個書籍公眾號，但是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公眾號閱讀量直線下滑。現在大家更偏向於做小紅書，沒有人在公眾號上再費力了。公司也覺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帶來轉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沒有轉化的內容上。”汪淼說。

一位圖書編輯透露，公司最近下達了一個要求：每位編輯都必須注冊一個小紅書賬號，並且要立一個人設，每周三更，內容不限。公司希望借助社交媒體擴大圖書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個編輯的賬號“突然火了”，成為推廣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發布一篇小紅書筆記，編輯都要把鏈接同步到微信群裏。她稱這是“社死”般的體驗，如果忘記更新或者沒有及時同步，就會被點名提醒。

“真的很尷尬，而且浪費時間。”她忍不住吐槽，“四個點讚裏可能有三個都是自己人。這有什麽意義？但上麵安排的工作，隻能照做。”

電影《書店》劇照

時至今日，圖書編輯早已無法置身於市場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兩年前設置了績效考核，那之後，上選題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書的版權費、印製費，包括人力投入，計算出這本書的銷量底線，編輯要根據這些數據判斷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確定能盈利，才能上會。”

作為同時具有文化屬性和經濟屬性的商品，圖書有著獨特而複雜的特質。它不僅是承載知識的媒介，更是一種文化產品，具備了超越其物質形態的精神價值。

但一本書在市場中的表現，往往並不完全取決於內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裝、宣傳、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此外，圖書還具有高度的主觀性——一本書在某個人心中無比珍貴，卻可能在他人眼中毫無吸引力。作為商品，圖書既要符合市場需求，又必須保留其文化使命，這種平衡往往是編輯最為頭疼的挑戰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訪了一家書店。書店老板曾經也是一位編輯，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繪本作家。

聊天過程中，汪淼流露出對市場的擔憂。對方聽了十分驚訝，“可是我覺得編輯不應該去考慮銷售上的事情，它會影響你的編輯眼光。”

這句話瞬間讓汪淼羞愧到了極點，“天呐，完了，我把我們出版行業的遮羞布給揭開了。”

她從心底認同那位書店老板的觀點。但認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直覺得編輯不應該以做一本暢銷書為導向，應該朝著做出好內容努力。但是為了把工作做好，為了不被開除，我也慢慢地學會怎麽樣去加入一點市場的眼光。”汪淼寬慰自己，這是一種“變成熟”的表現，但內心的矛盾與掙紮依然讓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報選題時，她陷入了自我懷疑。她無法分辨，自己的判斷究竟是基於書的內容還是它的市場前景。一番猶豫後，她還是提交了這份選題表，“畢竟書賣得好，對公司和自己都有好處。”

這幾年，公司一直在裁員、精簡隊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歲被裁員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輩子要怎麽過。”想到這些，汪淼難免焦慮。

電影《書店》劇照

林羽佳最近的狀態同樣緊張。上個月，她手頭的一本書剛剛上市，另一本也即將下廠，每天忙到晚上七八點才下班。和汪淼一樣，她經常主動加班——聯係合適的博主薦書，安排文化類的播客與作者對談。

這樣的付出並不一定能換回對等回報。她觀察到，那些“賣得好”的書，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林羽佳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進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進了一部“大部頭”作品，“做出來有八九百頁”。“這麽厚的書，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則真的很難賣。”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會再做同樣的選擇。

她心裏始終有兩個聲音在搏鬥。“我認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眾情緒的書，我覺得出版是讓大家思考的一個事情，要引進新的東西，推翻我們已有的偏見，或者看到新的邊界。我還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認為好的書。但是事實上，按照市場反饋，書一直賣不好，我會感到，頭頂總有一團烏雲壓著我。”

鄭越已經意識到，一本書的命運並不完全掌握在編輯手中。暢銷有賴於很多因素，比如編輯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營銷的策略、市場的行情等等，“個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暢銷書。“現在我們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種級別的暢銷。能讓業內看到這本書就很不錯了，說明你的營銷已經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實有兩本書業內也看到了，某種程度上，我也把這當做一種進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義感寄托在圖書編輯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對我來說談不上賺錢，隻是謀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她正在學著坦然麵對那個現實——自己親手做出來的圖書或許終將化作一缸紙漿，“如果五本書裏有一本能讓自己滿意，我已經很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