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美國公布了二季度的修正數據,GDP上季度的年增長率被修正為3%,高於市場預期,美國至8月24日當周申請失業金人數錄得23.1萬人,低於預期的23.2萬人,前值從23.2萬人上修至23.3萬人。
這些數據都表明了美國經濟仍然具有韌性,但站在我們的角度來看,3%的增長率,依然還是太低太低,但這已經好於絕大多數發達國家了。
由此這也引申出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麽一個經濟體,要想維持高速增長,這麽困難?
從自身找答案,或許是最有說服力的。
2004年,隨著我國經濟逐漸崛起,一些研究人員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調查,詢問國人的財務狀況是否比五年前更好。
在五年後的調查中,也就是2009年,認為自己更富有的比例有所上升;2014年,認為自己更富有的比例依然上升,達到了77%的高點。
一個經濟體的宏觀高速增長,被視為是最大的紅利,此時市場快速增加,蛋糕越做越大,連帶著,分蛋糕的人雖然多,但每個人依然能夠分得不少。
但當增長開始放緩的時候,去年,當受訪者被問及同樣的問題時,認為自己更富有的比例,這一數字已經降至39%。
![中國觀察:重振經濟,為什麽這麽難?](/data/news/202409/10/0e413d2cdcbc18b66512b203317addd3.webp)
這項名為“在今日中國領先一步:從樂觀到悲觀”的調查反映了一個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即今天的宏觀經濟正麵臨著對外開放40多年來從未經曆過的危機。
盡管新冠病毒後的“報複性消費”曾被許多人寄予厚望,但今天看起來更像是雷聲大雨點小。
從1980年到201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超過10%,此後逐漸放緩,到2019年增速來到了6%左右,到了今天,這個目標被製訂在了5%。
看起來差別不大,但為什麽每個人感受到的溫差卻如此之大?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增長放緩的同時,分蛋糕的人卻越來越多了。
2019年,我國大學生畢業人數隻有834萬,五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變成了1179萬,增長了300萬人左右,在GDP增長放緩的同時,進入就業市場的人變多了,於是每個人分到的紅利,自然也就變少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行業上的變化。
幾年前,我國決心讓經濟擺脫對房地產市場的依賴;過去房地產支撐著國內家庭的儲蓄、銀行業和地方的收入,但現在,房地產的不斷下行,已經讓大量背負房貸的家庭,感受到了最直觀的變化,即自己的財富開始縮水了,但要還的房貸,卻沒有什麽太大變化。
越來越多的開發商倒閉,留下了巨額的債務、一係列的投資失敗、爛尾樓的樓盤,以及從業者的流失,都嚴重打擊到了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盤。
畢竟房地產實在是太嚴重了。
一個占據我國家庭資產的七成,一個曾占據我國GDP的近五分之一,它的下行,勢必讓宏觀經濟承壓,盡管我們如今已經在努力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但這需要時間,而這個過程中持續的陣痛,也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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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房地產讓本已經傾向於大量儲蓄的消費者變得更加謹慎,消費降級之下,企業營收利潤下滑,也不得不開始削減工資、縮減招聘規模,從而形成了惡性循環。
此刻,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卻嗷嗷待哺,渴望進入就業市場一展宏圖,但結果卻是消費市場的萎縮換來了企業招聘的萎縮,最終形成了企業到就業端的一係列內卷。
宏觀上的變化體現到微觀上,就是個人就業更難了,收入和過去相比,也增幅無幾。
這對一代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打擊是非常大的。
過去我們習慣了經濟高速增長幾十年的宏大敘事,對年輕人來說,他們的未來期望值乃至抱負同樣極高,每個人幾乎都習慣了房價永遠會上漲,經濟永遠會快速增長、生活條件會更好期望,當一切都沒有如期望那樣的時候,信心就會快速削弱。
房地產過去是經濟增長的引擎,當我國開始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時,我們剩下為數不多的增長引擎就是消費出口和投資。
但消費支出撞上房地產下行,家庭消費隻會更理性;電商平台阿裏巴巴的銷售額在春季下降了1%,今年夏季我國的電影票房更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一半,用腰斬來形容也毫不為過。
這些數據都在進一步表明,消費正在降級,且沒有恢複的跡象。
至於投資,我國民間投資增速來到了零,信貸數據也再創新低;而一些外資曾經急於進來,但現在它們一樣在縮減開始。
上個月,絲芙蘭宣布,由於“市場充滿挑戰”,該公司正在優化人力。而IBM也即將關閉在國內的兩個研發中心。
很多人說,如果美聯儲降息,會有高達萬億美元的資金湧入國內,但從一些跨國企業的動作來看,首先它們肯定知道美聯儲快要降息了,但它們的經營策略,依然是偏向於保守的。
這也能夠說明問題。
至於出口,隨著歐美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崛起,來自歐美的最大買家正承受越來越高的關稅成本,而這,短期內也難以改變。
消費、投資、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如今都麵臨或多或少的問題。
增長的本質,其實就是對邊際效益遞增的不斷運用,隨著我們的對外開放經過幾十年的發酵,隨著我們的市場經濟經過幾十年的發酵,增長放緩在情理之中,但可能所有人都沒有想到,這一天會來的這麽快。
從去年開始,經濟學家辜朝明就受到關注,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國內的問題,被很多人越來越視為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翻版,媒體、記者邀請辜朝明一次次訪談,給出意見。
而這位創造“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經濟學家,給出的答案也是出奇地一致,即由政府擴大借債開支,承擔市場消費的角色,以刺激經濟維持運轉。
但這樣過於簡單的答案,似乎也很難服眾,或者說令人難以接受。
增長放緩是趨勢,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可以永遠保持高速增長,但當我們真正開始麵臨增長放緩的時候,陣痛和對未來的期望落差,依然令人難以釋懷。
習慣是可怕的東西,從習慣增長到習慣增長放緩,更多的,恐怕還需要我們用時間去適應這一點,而適應的過程中,代價已經在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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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告訴我,自己很難接受生活品質出現下滑。
彼時朋友說這句話的時候,正麵臨著收入銳減;由奢入儉難,很多人過去大手大筆消費慣了,當收入銳減到來之時,又有多少人能夠真的釋懷?
過苦日子,當然不是。
幾十年前沒飯吃,那才叫苦日子;但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從出生起就麵臨著一個優渥的環境,不缺吃不缺穿,就像歐美那樣,在經濟大蕭條的時候排隊去領免費的豬腳,他們就認為那是過苦日子。
不同的時代,對苦日子的定義不同,今天年輕人對下限的標準更高了,但反過來,這也讓我們的經濟未來走勢,變得更為分化。
未來兩極分化的可能還不是年輕人,而是年輕人和中老年人的分化,就像那位逆行打臉的女車主,每一巴掌看起來是打在了那位退伍老兵的身上,但其實是打在了一個群體的身上。
根本的問題,就是根本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