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時,我國7億3400萬勞動人口中,約12.8%也就是9400萬人的年齡達到了60歲以上,這一人口年齡比例較2020年的8.8%大幅增加。
隨著我國60歲以上人口在未來10年增至3億人,高齡勞動人數預計也將激增。
3億人口的老人,這幾乎是美國全國的人口總和,對農民工群體而言,未來他們將直麵養老壓力。
在所有的退休群體中,按照退休金的待遇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群體月均養老金高達6000元,他們是事業單位、編製內人員組成。
第二類群體月均養老金在3000元左右,他們是企業職工。
最後一類則是農民工群體,這部分群體的養老金最低,由於很多沒有繳納社保,月均養老金都在一百多元,全國唯一一個農村老人養老金上千元的城市,則是在上海。
這三類人的退休生活由於養老金的不同,差異也越來越分化。
對農民工而言,一個月一百多元的養老金顯然於事無補,退而不休也是他們的常態。
隨著這幾年宏觀經濟增長放緩,這部分農民工群體已經體會到了就業的舉步維艱。他們其中一部分人選擇返鄉,部分人則繼續留在城市做著低薪工作,這是他們試著拯救自己的一種方式。
畢竟,沒人願意成為孩子的負擔。
今年3月,針對農民群體的養老金全國最低標準增加了20元,至123元,但這一增幅還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001%。
靠著123元的養老金,他們顯然難以生活。
不靠退休金,他們應該靠什麽?靠家庭嗎?
如果按照傳統過去幾千年來的習俗,靠家庭養老一直都是農業社會的基本機構;但隨著我國開始邁入商業化社會,養老體係的建立,就是為了讓人沒有後顧之憂。
但當這部分憂慮重新顯現的時候,對農民工群體來說,依靠兒女養老,似乎也不現實。
這一代60後70後開始老去,受到計劃生育的影響,他們大多都隻生育了一個子女,但今天的經濟壓力麵前,僅僅隻有1個子女,對子女自己來說,壓力也是巨大的。
在上有老、下有小,以及巨大的育兒結婚成本麵前,僅僅靠一個孩子養老,也並不現實。
按照2021年的中國收入年鑒來看,我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高達數十億人,哪怕是在2024年的今天,月入上萬依然是一件極難的事情,當年輕人賺不到足夠的錢過活時,養老問題也隨之變得困難起來。
引入市場經濟四十多年,農民工群體的社會保障體係一直都是非常薄弱的。
首先他們並沒有五險一金,盡管他們為我國城市化進程貢獻了足夠的力量,但卻缺乏對應的社會保障配套體係,除此之外,他們甚至連勞務合同都沒有。
另一方麵,作為農民工的後代,年輕人加入社會參加工作後,他們的繳費基數卻越來越高。
2024年1月1日起,深圳市社保繳費基數由2360元上漲至3523元,看起來上漲了不少,但由於深圳年輕人口眾多,加上經濟上有特區立法作為支持,深圳已經是各大城市中社保繳費基數壓力最小的。
深圳的社保繳費基數是廣東全省平均工資的40%。
而西南地區的成都,社保繳費基數則是全市平均工資的50%,為4246元,比深圳還要高。
至於上海,作為全球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城市之一,社保繳費基數則更高,是全市平均工資的60%,高達7310元,這個數字也是上海最低工資2690元的270%。
這意味著,如果一個企業招聘了一個拿最低工資的人,按照養老金個人繳納8%,企業繳納10%的標準,那麽他每個月要把工資收入的兩成多交養老保險,如果加上醫保、失業保險,那麽他的社保繳費就要占去收入的接近三成。
至於企業,人力負擔則更沉重,給他繳納的社保就超過了他的工資,相當於企業招聘了兩個人。
在一個老齡化不斷加深的社會裏,養老的成本正均勻地分攤到每個人身上,不管你是企業主還是員工,都是一樣。
按照規定,社保繳費基數與上一年社會平均工資掛鉤,每年隨著工資的上漲水漲船高,但“平均數”經常被小部分高收入群體拉高,“中位數”才是真正的“社會中間水平”,這一統計上的差異在今天收入分化的當下更為突出。
老齡化的壓力,正在不斷蠶食中小企業的用工成本,以及靈活群體也承擔了最重的社保負擔。
這對那些農民工的兒女來說,他們可能一個月給父母的養老錢,還沒有自己上繳的社保費用高,這中間的差異如何補缺,是個大問題。
名義上我們每個人繳納的社保是自己退休後領取的養老金,但從操作上,我們每個月繳納的社保去了基金池,發放給已經退休的老人。
因此,這一代年輕人退休後要想領取足夠的養老金,在沒有國企股份填補的情況下,隻能寄希望未來的下一代繳納更多社保,亦或是多生一些年輕人,拉低平均繳費基數。
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
很多企業為了減輕社保負擔,會將很多員工踢出正式雇傭體係,用勞務派遣和外包的形式取代正式員工,這也極有可能造成社會平均工資的“虛假上升”。
這是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到最後越來越多企業甚至隻用外包員工,而不用正式員工。
自己的父母還沒有錢養老,但今天的社保費用卻越來越高,這也導致更多年輕人采取不繳納社保的辦法。
有的年輕人就表示,自己的爸媽在家務農,我交的養老金比他們拿到手的一個月123元還要多,那我為什麽不直接把錢給他們呢?
養老退休待遇的失衡,這是老齡化社會裏我們可能不得不直麵的問題。
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還在於,退休後我們到底還能夠領到多少錢?
2021年,我國平均養老金替代率約為48.2%,即養老金發放水平隻能達到退休前收入的48.2%。
但考慮到事業單位的月均養老金有六千多,這一數字顯然被大大拉高了,真實的企業職工養老金替代率,可能還會更低。
從2014年10月開始,我國宣布養老金“並軌製”,並設置了十年的窗口期,十年過渡期中,每新增一年加發10%。
但十年後的今天,體製內和普通企業職工的月均養老金越拉越大,一個是6000一個是3000,差額達到了兩倍,“並軌製越並越大”。
下一個十年,這二者的差距還會越拉越大嗎?
沒人知道。
國際勞工組織認為55%的養老金替代率是國際警戒線,若低於該數值,退休者的生活水平將嚴重下降;世界銀行則建議要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降,需要不低於70%的養老金替代率。
但我們目前的養老金替代率,還不足50%。
但如果細分到企業職工和農民工群體,尤其是農民工群體一個月123元的退休金,這替代率連10%都不到。
那麽他們的退休生活水平,由誰來保障?
2022年,我國農村老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領取人每月僅能拿到204.7元,204元,是企業職工退休者的十五分之一,是機關單位退休者的三十分之一。
這是天上和地下之間的鴻溝。
農村老人養老,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依靠兒女贍養,但兒女務工和打工的收入養活自己和下一代已經困難,能給老人贍養看病的錢也所剩無幾。
目前我國有3億農民工群體,這一數量龐大,遠超機關單位人員,但二者之間的辛苦程度又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從所有的東亞國家來看,老齡化都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先是日本,然後是韓國,接著是我國,大家都走向了“那一代建設經濟的人老了,然後他們占用了所有的資源養老,讓年輕人無所適從”的黑洞。
但我們的問題顯然還要更嚴重一些,韓國和日本的人均GDP都在3萬美元,是屬於先富才老的,而我們的特點是未富先老,我們在日本韓國老齡化國家裏,人均收入是最低的,社會保障體係也是最薄弱的。
在人均收入和社會保障體係下,我們的老齡化壓力,反而也是最大的。
如何分餅,決定了餅能夠做多大;現在是到了考驗它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