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的“高氏兄弟”是誰？創作《下跪懺悔的毛澤東》

【舊文重溫】南方人物周刊｜高氏兄弟，被迫反抗的藝術

他們所有的作品，都源於對美與愛、希望與自由的渴望。

本刊記者 吳虹飛 特約撰稿 沙然

北京的798位於城市東北角的廢棄工廠區，打著藝術的旗號經營多年，時至今日，商鋪櫛比，畫廊林立，業已成為京城喧騰熱鬧的時尚藝術旅遊區、餐館和婚紗外景拍攝點。7年前，高兟、高強兄弟將工作室搬到了798的尤侖斯畫廊對麵，並選中了離工作室不遠的兩棵躥天大楊樹，依照樹的長勢設計了規劃草圖，蓋起了一間咖啡廳，又模仿卡爾維諾的小說題目，曰“樹上咖啡”。

2010年北京的秋天風清雲淡，是一年中最美的季節。穿過咖啡廳生長的楊樹，一眼望不到頂，樹葉薄綠透亮，如翡翠搖曳。

蘇珊·桑塔格1975年評述說，“中國和蘇聯這些國家的官方藝術致力於闡述和強化一種烏托邦式的道德……”而30多年後，高氏兄弟等一批中國先鋒藝術家則對此進行了一種徹底反動。評論家保羅·塞菲蒂 (Paul Serfaty)認為，“高氏兄弟作品的一個標誌就是誠實，他們試圖將過去和現實中最好的和最糟糕的結合在一起。毛小姐的孩子氣就是一種對善的向往。”

1985年，高氏兄弟開始對藝術媒介進行最大可能性的探索，包括雕塑、繪畫、攝影、數碼影像、裝置藝術、行為藝術以及一種被高氏兄弟稱作“發生藝術”的新興藝術形式。

從2006年到2010年，他們一方麵繼續做一些行為、攝影作品，在世界範圍推廣《擁抱》行為藝術計劃，創作了《剩下的是骷髏》、《永不完工的大廈4號》、《建築烏托邦》等行為與攝影作品，另一方麵，他們的興趣從行為、攝影逐漸轉向雕塑和繪畫，創作了一係列雕塑、繪畫作品——《毛小姐係列》、《槍決基督》、《抓小姐》、《肖像係列》等。他們在巴黎、紐約、莫斯科、柏林等地的畫廊和博物館舉辦了十幾次個展，作品被蓬皮杜當代藝術中心等多家藝術館收藏。

上訪的人

許多年後，53歲的藝術家高兟依然記得，1979年北京冬日的早晨，沿著那條狹長的街道，第一次走進國務院信訪接待站的情形。位於陶然亭附近的 “上訪街”在他的回憶裏是這樣的，“街道兩旁是上訪者搭建的低矮的窩棚，旁邊堆積著破爛不堪的雜物，衣衫襤褸的上訪者在窩棚前支起簡陋的灶具生火做飯。滿臉汙垢的孩子們在那個狹小的世界裏鑽來鑽去。”

1968年10月1日，高氏兄弟的父親，濟南消防器械廠的一名職員，在“清隊”運動中被隔離審查。也是從那一天開始，12歲的高兟就感覺到，父親可能永遠不能回來了。

25天後，兄弟六人收到了父親因為“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而“畏罪自殺”的消息。

高兟至今還為父親去世而自責。當年12歲的高兟想，“如果我回來見父親，我父親可能就死不了了，因為我覺得也許我會用個人的辦法，能讓他不去那裏，或者讓他逃走。”

1979年，23歲的高兟帶著為父伸冤的上訴材料以及母親和兄弟們的重托，隻身登上了進京上訪的火車。

“我們家在京城還算是有人的。當時在國務院內務部工作的姑姑告訴我，上訪者數不勝數，有些人已經在這裏住了好幾年了，可能從來沒被接待過。”高兟目睹了那些絕望的臉，他難以克製地流下眼淚。”

一名工作人員對他說，“你還是回去，在這實際上是沒有用的。”一張 “轉山東省信訪辦處理”的信函、一張返回濟南的免費火車票就打發了他。“我搭上回濟南的火車，發現整個車廂裏滿滿的全是上訪的人。我聽到了各種方言講述的各種各樣的奇聞冤案，有的是遊擊隊的隊長，被認為是叛徒，有的從事地下工作，有的是地主，總之是反正各種各樣的人。”那是一輛少見的慢車，似乎是因為滿車的冤屈過於沉重，火車開得很慢很慢。

“我們上訪了十幾年，因為不相信父親有罪。”

高父最終得以“平反”，是在1980年前後，最高當局下達對文革冤案“全麵落實政策”的文件。“一條人命，十幾年的上訪，最終得到的是三千多塊錢的‘撫恤金’。”

25年後，高氏兄弟和一個作家再次來到北京的信訪辦。當年那些簡陋的窩棚早已無影無蹤，信訪處的大門緊閉著。一些上訪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門前閑聊。一個獨自麵壁坐在牆角地上的老年婦女，“穿一件油乎乎髒兮兮的黃棉襖，腰間紮著一根細繩，頭發灰白，戴著老花鏡，握著一根淺綠色的圓珠筆，聚精會神地寫著材料。她像一尊被遺忘的雕像，當我們拍她的照片，她沒有一絲一毫驚動。那是一種具有超強意誌，或絕對神經麻木的人，才可能有的沉著與專注……”而不遠處的永定門火車站，讓人有一種時空倒流的感覺：來來往往的乘客、警察、車夫、乞丐、商販以及那些小姐、皮條客……歡迎來到真實又虛幻的現實世界。

80年代

兄弟倆有相似的麵容、接近的發型，姿態和說話語氣也相仿。哥哥高兟，生於1956年，與五弟高甡是雙生子，而和他一起以“高氏兄弟”的名義做藝術的高強，卻是最小的六弟，出生於1962年。

按照高氏兄弟的回憶，母親是他們對藝術的直接啟蒙者。

“母親的剪紙功夫非常好，盡管父親慘死給我們家帶來滅頂之災，我們時常擔心母親會自殺，但母親以常人無法比擬的堅韌把我們撫養成人。她常常信手拈來，隨便將一張廢紙三下兩下剪出一些很有現代感的人體或是舞蹈著的少女和動物蟲魚。我們兄弟的藝術細胞來自我們的母親是一定的。 ”

1972年，高兟正式拜師學山水畫，老師是有著親戚關係的畫家張登堂(現濟南畫院院長)。張登堂當時因創作《海河》、《黃河》組畫在全國已經很有名氣，高兟認真臨摹了宋、元、明、清以及當代一些名家的大量山水畫作，後來被齊白石的學生王天池老先生收為弟子。

在圖書館，他們接觸到西方現代藝術，像梵高、高更、蒙克、達利、貝克曼、魯奧這些畫家的作品，當初一見就喜歡了。“與傳統的國畫相比，感覺西方現代藝術是一種更自由、更直接、更強烈的藝術表達方式。”後來對波伊斯感興趣，他提出的“社會雕塑”的觀念是一種終極性的大藝術概念，至今他們還是很感興趣。

“80年代是一個理想主義年代，也是一個理想主義幻滅的年代。80年代的新潮美術實際上是80年代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一部分，當時無論是美術，還是文學，戲劇、電影等領域都出現了崇尚創作自由與先鋒實驗的新潮流。”

1989年，高氏兄弟第一次參加中國美術館的展覽，就是一個當代藝術展，由栗憲庭、高名潞等當代藝術領域重量級人物策劃。展覽現場人山人海，比現在任何一個雙年展、藝博會的觀眾都要多。他們的充氣裝置《子夜的彌撒》，用探空氣球為材質模擬性器官和乳房的形狀。“有人憤怒，有人興奮，人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藝術品，或者說從來沒見過有這樣褻瀆藝術的。”這件在當時看來驚世駭俗的作品得到了栗憲庭的大力支持，他說：“中國現代藝術到你們這兒有點原創性的東西了。”所以，在布展時被主辦方有意識地安排在了美術館一樓裝置和行為展廳入口處。

多年以後，美國的藝術批評家蘇珊· 黛維絲撰文說，“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在剛剛開始開放的中國會有這樣的即使放在紐約也是同樣具有先鋒性的藝術作品。” “這在當時駭世驚俗，既沒有許多中國先鋒藝術作品通常有意為之的中國符號，也看不到拷貝西方藝術的影子。”這件富於隱喻性的裝置作品使高氏兄弟一舉成名，成為頗有爭議性的先鋒藝術家。

政治化的標簽，精神性民主，反時尚，最具獨立意識和批判精神的當代藝術家等等一係列分科歸類式的評價，自1989年那次裏程碑式的 “中國現代藝術展”始，就緊隨其後。

“反抗是不得已為之”

他們20多年來一直“堅持文化批判的獨立態度”(批評家程美信語)，他們被公認為以“對於後毛時代中國的反思”而聞名(批評家保羅·塞菲蒂語)，但兄弟倆始終認為，他們所有的作品，都源於對美與愛、希望與自由的渴望。

出於各種目的來藝術空間的賓朋過客，既有高官、投資商、巨賈、警察，又有知識分子、文化人、藝術家、作家、媒體、農民、妓女……若高若低，無有不納。

2002年2月農曆小年他們在濟南街頭向各路人士發出“你願意與無家可歸者共進晚餐嗎？”的請柬，“有人暴富或者走向小康，還有人無家可歸，但社會階層的差異造成的交流障礙是有可能打破的。”

2003年春節前，山東某民工為討薪自焚，高強把這則消息貼在某詩歌網站，而後有詩人發起簽名、捐款。青年藝術家韓濤說，他與高兟買了營養品一起去醫院探訪燒傷民工，護士人手不夠，他們倆就一起上前幫忙，韓濤一會兒就被腐肉和藥混合的濃烈氣味刺激地嘔吐，退到一邊，而高兟卻不以為意，一直跟著忙活。

“藝術家有選擇自己藝術方式的自由，要求每個藝術家都去關心底層既不現實，也沒有道理。但‘底層’畢竟是我們現實社會中一個巨大而難言的存在，在貧富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今天，‘底層’作為一個不能回避的當代問題理應在當代藝術中有所反映……”。

雕塑“抓小姐”題材來源於網上廣泛流傳的圖片——警方在“掃黃”行動中將一名街頭拉客的妓女強行帶走。相同題材的還有一係列繪畫作品，描繪了妓女們接客過程中當場被抓時各類衣衫不整的情態。最近，一位穿著皮短裙的女人到藝術空間來找到兄弟倆，自稱是“性工作者”，她說：“這個雕塑在我們圈裏沒人不知道，我想跟你們講講我的故事，或者和你們一起合作點什麽。”高氏兄弟亦欣然應允，認真聆聽。

2010年9月17日，“壯觀與淨化——高氏兄弟藝術展”在美國堪薩斯KEMPER當代藝術博物館開幕。這是高氏兄弟在美國博物館的第一個個展，展出了高氏兄弟近年來的繪畫、雕塑和攝影等二十多件重要作品及部分文獻和草稿，KEMPER當代藝術博物館計劃收藏高氏兄弟正在展出的巨型雕塑《列寧》作為永久公開陳列作品，與法國著名藝術家路易絲•布爾喬亞的《蜘蛛》並列為KEMPER當代藝術博物館的標誌性雕塑。

高兟偶然念起了阿波利奈爾的詩《蜜蠟波橋》，“讓黑夜降臨，讓鍾聲吟誦，時光消逝了我沒有移動”，你會忘掉他們是藝術家，忘掉他們身上的政治性，而會以為他們是詩人，體悟到帶著血溫的文學性。

傍晚時分，油畫般的雲彩低垂，他們停下來凝視那些雲。高兟說：“生活便是應當聽聽鳥叫，看看風景和雲彩，或者和可愛的女孩聊聊天。生活不應該總是和政治掛鉤，我們做藝術不是為了反抗，反抗都是不得已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