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國出現超過800起異議個案，同比增長了18%，以勞工和住房的抗議占大多數，主要分布在廣東、山東、河北、河南和浙江。自由之家：中國經濟嚴峻維權事件激增 中產打破沉默挺身而出 https://t.co/ZrrmWAQ59K
— 美國之音中文網 (@VOAChinese) August 31, 2024
爛尾樓導致建築工人和業主陷入困境
數據由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國異議監測”（China Dissent Monitor）資料庫發表。研究人員綜合分析中國300多個省級城市的紀錄，四成以上異議個案來自商品房業主和建築工人的抗議活動。超過170起個案與陷入債務問題的“碧桂園”和“恒大”有關。
國際組織“中國勞工觀察”創始人李強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中國，建築工人的抗議活動存在特定模式。
李強說：“ 他們就去政府門口（抗議），也去勞工局申請仲裁，也去網上發東西。譬如，有工人被拖欠20萬，它（資方）可能先付你10萬。你去鬧，（個案）被重視了，又再付一點。這是惡性循環：隻有通過抗議的方式才可以拿回來一些工資，但是最後他們很多人是拿不到所有的錢的，而且勞工仲裁隻有一年，所以超過一年就不了了之了。雖然抗議事件很多，但是規模都比較小，都是幾十人，很零星。這些工人都通過社交媒體來討薪。這是一個常態。這樣的話就會有很多信息出來。”
不少中產人士因維權反被維穩
房地產項目爛尾除了影響工人的生計，也導致不少準業主陷入困境。李強說，比起底層人士，中產階級維權可能要付出更高代價。
李強說：“譬如買房的這些房主，很多都拿不到房子，還要繼續還貸。他們去起訴房地產商，但是很可能房地產商本身就已破產或處在破產邊緣。他們期望透過維權方式去減少損失。若經常維權的話，政府會對他們進行維穩的。這種中產階級的購房受害者在維權這方麵更難一點。像農民工維權過後會回老家去，但他們每次去抗議，政府都會來交涉，過程中可能會有了維穩名單，可能事後派出所或居委會就要去找他們做政治思想工作。站在中國法律的角度這就是‘尋釁滋事’。”
李強說，目前中國就業形勢嚴峻，即使有了房子，也不能保證就能過上安穩的生活。
李強說：“在逐漸失業，逐漸失去工作的過程中。目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不好，無論外貿還是房地產都受到經濟下行影響。不少房主麵臨企業裁員的問題。有了房子，而且已經住進去了之後，卻要麵臨還貸問題，不是因為建房、沒收到房，而是因為住到房子裏麵後，失去了工作，還貸還不起了。”
自由之家：經濟挑戰或演變成管治問題
以往中國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房地產拉動。疫情後，中國當局采取了多項措施，涵蓋財政、貨幣金融等領域，以刺激經濟和提振消費。但房地產危機持續、美中貿易戰等因素，使這些措施事倍功半。根據“自由之家”的資料，自2022年6月以來，中國共發生超過6300起異議個案，其中超過2800起抗議活動與陷入困境的房地產行業有關。研究人員說，中共素來要求民眾服從一黨專政，以換取經濟繁榮。隨著經濟增長放緩，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當下的經濟挑戰可能演變成管治問題。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認為，中國的維權抗議活動多了中產階級參與是一個重要警號。
曾建元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得益者其實是中產階級，用中共的語言來講就是‘民族資本家’。相當程度上，中產階級非常害怕中國回到過去政治動蕩的年代，影響到他們既有的利益，不過因為中國近30年來高速的經濟成長，不希望動亂的這種心態之下，容忍共產黨繼續執政。中產階級抗議的比例居然占到五分之一，這是相當的高，也就是說，如果中產階級自身的權利開始受到損傷，他們的權益意識就會上來，形成公民意識，要求法治、透明化等等。”
曾建元說，最近10年，中國經濟出現斷崖，連帶中共建立在經濟發展上的統治正當性也產生了破口。
曾建元說：“過去（中國）中產階級慣於享受高度經濟成長的利益，不會輕易挑戰共產黨的政權，相當程度上維護政治穩定，隻是因為習近平10年領導下的錯誤，和美國形成霸權競爭，導致美國的圍堵，新冷戰的形成，這都對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造成根本影響。中產階級隻好表達他們的意見，希望政府在政策上能有所調整。在中國，非不得已中產階級是不會出來，可是，如果共產黨的領導無法回應中產階級的聲音。這對於共產黨的黨國體製、官僚跟幹部的體係都會產生信心的影響，對共產黨整個統治的穩定性從它的內部開始產生信心上的動搖。”
近年來，針對中共及其領導人的突發民間抗議事件層出不窮，甚至曾經出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口號。曾建元認為，這正好說明了，嚴密封鎖信息和維穩未必是疏解民怨的最佳辦法。
曾建元說：“現在這個時代，大家普遍依賴網路的資訊。如果生活上大大小小細節都受到少數國安人員掌控，每個人心裏都是不舒服的，因為你不知道這些資訊會如何被濫用。目前中國的民眾還在可容忍的範圍，但是如果（當局）進一步強化監控手段，中產階級不管是日常生活還是經濟活動都會受到影響，若無法生存，那一定會造反。共產黨在高度管控的情況下，也應該學習，雖然可能還沒有辦法達到完全的民主，但至少要讓民怨有適當的機會去發泄，來疏解國家跟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
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瑟致對美國之音表示，社會抗爭代表人的容忍已壓到了底線。他說，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監察一直存在局限，《自由之家》所發布的數據極有可能隻是冰山一角。
吳瑟致說：“國際社會多年來在觀察中國社會內部的抗爭事件，基本上呈現出來的數字都會比實際狀況少許多。通常國際社會所調查，隻能呈現大概20%真相。中國可以封鎖一些訊息，恐怕真實數字會比所公布的數字多許多。真實情況恐怕更複雜、更嚴峻。”
吳瑟致說，目前中國財政問題嚴重，單純依靠改善經濟緩和民眾抗衡政府的情緒未必可行。
吳瑟致說：“中共當然會提出一些經濟方案來做一些緩和的動作。過去在中國經濟相對比較好的時候，透過經濟手段或政府的財政手段，基本上可以緩和部分趨勢，但是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狀況加上中國政府采取的政策手段工具越來越少，緩和社會的能力其實也在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