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導演馬浴柯,他第一句話就是“您覺得電影好看嗎?”我笑著說我猜到您會問這個問題,因為《怒潮》的時候,您做的采訪和路演,很多都是先以這個問題開場。馬浴柯也笑,似乎沒有剛才那麽緊張。生活中的他和銀幕上的形象完全不同,電影中的他往往乖張暴戾,而現實中的他卻有著西北漢子身上的樸實和憨厚,說話不拐彎抹角——是的,他是蘭州人,雖然演了很多香港電影,不少觀眾誤以為他是香港人。
去年年底馬浴柯執導的《怒潮》上映,有掌聲也有爭議,但我對作為導演的馬浴柯一直抱有敬畏之心,因為彼時看新聞知道《重生》已經開拍,一位新導演在第一部電影還沒上映的情況下,連第二部都拍好了,而且都是耗時耗力的類型片,這需要很大的勇氣,也需要頂住許多壓力。當然正像馬浴柯自己所說,這未嚐不是件好事,可以在《怒潮》上映後根據觀眾的反饋,及時對《重生》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調整,事實上我們能看到,《重生》在各方麵確實要比前作進步很多。
拍《重生》對於馬浴柯來說,是一個給自己的挑戰加碼的過程。他繼續擔任導、編、演三重身份,高難度動作戲更多、故事反轉更多、飾演的角色戲份也更多,這不由得令人好奇他在片場是如何能夠平衡好各種身份的。但馬浴柯覺得這些都不是問題,早在創作劇本的過程中,他就已經和其他兩位編劇把每個人物的每場戲都排演過,到了現場根本用不到劇本,別說張家輝和阮經天的角色,就是張榕容飾演的南茜,她的台詞和需要的表演細節也都印在馬浴柯的腦子裏,這是馬浴柯作為導演比較獨特的創作方式,雖然有點“笨”,但紮實且有效。
在9歲就開始演電影的馬浴柯看來,對於電影創作這件事,必須要有一種“死磕”精神,從劇本到拍攝,每個環節都馬虎不得,而且要做到真實至上。這次《重生》故事的背景設定與毒品有關,馬浴柯帶著團隊做了大量的調研,為的就是在電影裏還原不帶一絲虛假的地下毒品世界以及吸毒者生態。可以說馬浴柯是用了一個幫派類型片的外殼,在向觀眾傳達一種向善的精神:麵對這世間的不公正與邪惡,要勇於去鬥爭,哪怕付出生命,這也是一種重生。身為演員的馬浴柯,已經用一個個生動的角色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而有了這種“死磕到底”的認真勁,相信導演馬浴柯也會持續為我們帶來有生命力的作品。
以下是導演馬浴柯的自述,他和我們分享了與電影《重生》的故事:
《怒潮》拍攝於2021年,這部《重生》拍攝於2023年。21年底《怒潮》在後期製作的時候,張家輝大哥和我分享了香港的一個真實事件,有一個海關女警在打擊犯罪的時候犧牲了,香港警方辦了一場很隆重的葬禮。家輝哥是一個特別愛創作的人,他很喜歡講故事,他說自己想到了一個場景:一個警察去世,一個犯罪分子的老大去世,兩撥人在一個殯儀館裏辦一場葬禮,這裏麵是不是有很多的敘事空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警察要不要抓人?該怎麽抓人?暗地裏會不會有合作或者聯係?他們的死又因為什麽?我特別喜歡這個想法,於是基於這個場景,慢慢衍生出了《重生》的故事。
我和家輝哥以及阮經天拍了《怒潮》後,一直很想再一起拍一部,因為大家都很純粹,也很愛電影,與他們合作特別幸福,而且我本人確實特別喜歡犯罪類型片。很多人以為我是香港人,其實我是蘭州人,我一直就是想做內地的犯罪類型影片。所以22年到23年做劇本,23年4月開始拍,這算是《重生》各方麵綜合起來的一個緣起。
去年《怒潮》上映後我收到了很多觀眾對於電影的反饋,到今天來看我仍然能發現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所以拍電影這件事真是活到老學到老,但好在可以有機會把很多從《怒潮》學到的東西放到《重生》裏,我也會把這兩部學到的經驗再放到下一部作品中,學習是永無止境的。
很多人問我說到今天是什麽在支撐你做這一行,我1988年演第一部電影《非法持槍者》,到今天也30多年了,不聊那些苦難,每個人都會經曆,支撐下來的動力就是熱愛,當你足夠熱愛這件事的時候,很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包括既做導演又做演員這件事,我沒有覺得困難,這就是劇本我一定要自己寫的原因,我還有兩個編劇搭檔,其中一位也是演員轉編劇,我們先把故事想好,出一個大綱,然後開始探討,分場你寫三場,我寫三場,寫完匯集在一塊,我們會從頭演一遍,哪裏不合理,台詞哪裏停頓,在寫的過程中就已經演了很多遍。所以我在現場很少看劇本,拍攝時的節奏、呼吸感以及一些串聯的調度,在我的腦子裏已經過了很多遍,我已經熟悉到家輝哥的角色、小天的角色,甚至張榕容的角色都可以演,當然我並不是為了演而演,因為我不是編劇專業,所以我的創作方式就隻能是通過表演來進行感知,到了現場自然也不會糾結。
至於在故事中放入很多反轉的元素,這也還是出於我自己的喜好,這種犯罪類型電影有很多經典,我會試圖做一些創新,比如在裏麵放一些情感的元素,如果一直按之前的套路,別說觀眾了,我都不愛演。我不知道做不做得到,但我想努力去試試,這肯定會在劇本創作上給我們增加難度,但一定要把自己逼到死角,才能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很敬畏電影,如果不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肯定是不行的,不能看現在哪些段子玩得好直接搬過來,電影就是電影。做得好不好是一件事,有沒有認真對待是另外一件事,如果要做容易的事,我還不如回去拍戲,又何必自己當導演來拍呢?
尤其這次相較《怒潮》,整體的創作難度都升級了,除了故事更複雜,動作場景拍攝難度也更大,還有很多場景的構思及美術層麵的設計,我可以很認真地說,整個過程沒有任何一環投機取巧。我也看到有觀眾這麽評價,說我這次有進步,場景、懸念、音樂、動作都有升級,退步的是還在自己的世界裏自嗨,故事不真實,但在我的認知裏,電影容不得任何虛假,一定要真聽真看真感覺。比如我們這部戲裏有海洛因投入到啤酒的場景,還有下水道裏吸毒者家屬的生活,甚至警匪勾結襲擊警局,這一切都源自真實事件,沒有一個是我們瞎編亂造出來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但不代表它沒有,這也是我們很想通過電影展現給大家的。
我在片場是一個情緒比較穩定的人,一般都是遇到問題就解決問題。比如我們拍圍攻警局那場戲,拍的過程中突然有人投訴,說聲音太大了,警察來了,不讓我們開真槍,爆點也不讓放,時間又很趕,我們隻能端著槍不出聲地做動作空打,後期再配聲效。穆坤大宅也一樣,文戲武戲都很多,原計劃25天的時間連文戲帶武戲都拍完,但最後隻給了我們八九天的時間,我們隻能現場馬上改變方案,加快拍攝進度。而且還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我們用真槍拍動作戲,大宅的房主來了說不行不行,我們最後還是隻能端著槍做動作,還要演出那種槍林彈雨的真實感,就需要演員更賣力更投入。這座莊園經常停電,一停就是四個小時,我們大家隻能在那裏等著來電,我作為導演如果在現場情緒不穩定,大家就會更慌亂,所以隻能調整心神,遇到問題就抓緊想解決辦法。
好在這次的合作夥伴們真的都很支持我,電影不是一個人的,是群體創作,從演員導演,到場工茶水,每個人都付出了很多,這是我們共同的孩子,我很幸福遇到這些朋友。坦白講,家輝哥和小天都是很優秀的演員,他們對一個劇組在現場拍攝的方案、劇本及人物的設置,都有多年的經驗,小天在我把劇本發給他之後,我很認真地對他說兄弟是兄弟,工作是工作,你喜歡我們就再往下談,他回複說很喜歡,覺得比《怒潮》劇本更好,二話不說就來參加了;家輝哥更不用說了,這個故事的緣起就在他這裏,每天收工後他都會到我房間聊一遍對明天拍攝的想法,大家都是在一個互相刺激和促進的氛圍裏創作,像我們開篇的那場海上搏鬥戲,家輝哥都是親自上陣,他需要戴著頭套,泰國又很熱,很多工作人員中暑嘔吐,家輝哥沒有一句怨言,而且我是長鏡頭拍下來,對他的動作要求很高,真的很感謝這些好兄弟們。
包括有觀眾說你們這些人為什麽把所有的犯罪都放在東南亞?但我們確實沒辦法,還是想在這個類型裏多嚐試,當然也不能隻是打得爽,給觀眾總吃一道菜那也會疲勞,所以我們融入了一些情感的元素,也融入了一些對死亡的認知和對反抗的表達,我們的演員在拍攝的過程裏會很有代入感,比如我們電影裏下水道的搭建,靈感來源於拉斯維加斯有一個群體叫“鼴鼠人”,他們就是住在下水道,我們到曼穀去堪景的時候,在下水道的兩側真的就是住著好幾百個那樣的人,我第一次去看的時候都傻了,真的特別震撼,後來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有幾個群演他們的家人真的是因為吸毒而死,傾家蕩產來賠錢,他們對毒品的深惡痛絕是發自內心的,所以我們的電影如果能讓更多人遠離毒品,認識到毒品的危害,那我也特別滿足了。
雖然拍電影一直是我的愛好,但還是要發自內心抱著敬畏,故事一定得是我喜歡,讓我真的有表達欲望的,如果不喜歡你給我多少錢我也拍不了,那我還不如回去選一個好的角色接著演戲,所以我更加願意稱自己為影視工作者,需要保持這份初心,才能真誠地創作每一個作品。從小到大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把愛好變成了工作,拍《重生》是一個痛並快樂著的過程,但因為有了更多的經驗,這次快樂還是大於痛苦。
我平時會看很多電影,在我心裏好電影需要真實,需要有自我表達。這次《重生》除了希望讓觀眾謹記遠離毒品之外,還想傳達出一種向善的精神,要勇於去鬥爭,哪怕付出生命,這也是一種重生。同時我也在致敬死亡,原來劇本裏有一句話被我剪掉了:死亡不是結束,它一定是新的開始。所以我們才會拍了那樣一個彩蛋,所有死去的人最後在幻境裏重聚,很多人看完建議我剪掉,但我堅持給保留了下來,那就是我想象中的天堂,所有離開我們的親人、愛人,包括我去世的父親,他們一定會在天堂看著我們,那是新的開始。這次我堅持的東西大部分都保留了下來,所以我說自己是幸運的。
至於接下來,我是那種比較笨的人,沒辦法同一時間段做很多事,我以前演戲也是這樣
,我從來不跨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隻能這段時間認認真真把這件事做完,緩口氣再去想下一步。現在有一些劇本給我,我都很感謝,但我必須得把《重生》上映的事都弄完,再去想後麵的事。我會努力,讓下一部作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