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這個文章之前，去中國記者網檢索了一下，確認朱小龍確實持有南方日報社名下的記者證，是持牌上崗的媒體人。那麽，從他對全紅嬋的點評來臧否當今記者的質量，起碼有一點事實基礎。不像此前被嘲諷可笑提問的記者，其實都是肉喇叭主持人。
在展開本篇論說之前，先快速呈上論點概要：朱小龍在非職務行為的場合，對全紅嬋的點評用詞不當，不禮貌但不屬於詆毀；全紅嬋有充分的權利來回應他，不回應也是她的自由；對朱小龍的批判方式證明飯圈文化正是舉國體製的民用版本。
通讀朱小龍點評全紅嬋的逐字稿，可以發現口語較多，妨礙了表達的準確性，個別詞語粗鄙，但一要考慮到他的總體上肯定全紅嬋的成就，並對她的發展前景有期待有鼓勵；二是粵語場景中的“瘋癲”“癡線”，是熟人間常用的玩笑話，不是侮辱，可朱小龍沒把自己當外人。
或者說，朱小龍憑借體育記者的職業優勢，自認為“熟悉”全紅嬋，換了個講述她的場合，點評的尺度傾向於“自來熟”。朱小龍跟全紅嬋的粉絲一樣，對“我奧運健兒”沒有惡意。坦率地說，朱小龍也許說出了絕大多數全紅嬋擁躉的擔憂。
朱小龍擔憂全紅嬋退役之後的個人發展，稍有理智的粉絲，隻怕也都想到了。可朱小龍的表達政治不正確在於，他暴露了對全紅嬋應對泳池外世界的能力的不信任，為女權批評留下話柄；而朱小龍的“現實不正確”，則是他低估了組織對全紅嬋的支持力度。
從全紅嬋的前輩及許多現役奧運獎牌運動員的情況看，國內名校為他們量身定做了入學政策，也有符合他們職業特點或性格特點的工作安排。以全紅嬋的赫赫成績來說，入學方向與職業進路早已鋪好，朱小龍其實不用做無謂的擔憂。
全紅嬋才17歲，高中年紀，她今後能發展到什麽地步，誰也比好預料。然而，這樣也意味著在她的身上，若借助合適的資源，加之個人的努力及成年後的造化，也會有除了運動員之外的寬裕成長空間及發展的可能性，畢竟她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
全紅嬋們匹配著優渥的教育及職業資源，作為體育記者的朱小龍不可能不知道。因此，他對全紅嬋學英語這個點發散出去，期待她有更好的表現，或許他清楚有的奧運冠軍結局並不好，但不好明說，隻能用空泛的話來暗示，最終有些口不擇言。
朱小龍點評全紅嬋的一番話引發了風波，其驅動力在於飯圈文化對體育明星的強力滲透，這幾乎是意料當中的事，不可避免。飯圈文化在近年的大型體育賽事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能量，它的核心製造早已從影視明星轉換為體育健將。
本屆巴黎奧運會女乒單打金牌爭奪賽是明證，場內場外陳夢與孫穎莎的輿論待遇，淋漓盡致地展示了飯圈文化對奧運頭部選手的“競奪”可以達到的激烈程度。而媒體借此事對飯圈文化的抨擊，出發點過於單純，未能清晰揭露飯圈文化在體育領域的存在。
事實上，飯圈文化的營銷套路、應援模式及其要達成的多目標任務矩陣，早已完整地平移到一流運動員身上。它負責打造包括全紅嬋在內的頂尖運動員的傳奇故事，將他們提取為金光閃閃的符號，成為鼓舞國民、實現高級別體育商務盈利的主導方式。
以前，無論是媒體還是公民，都對體育的舉國體製有所反思。多年以來舉國體製這個專用名詞從輿論場隱退，但就內在旨趣、社會功能看，飯圈文化實際上成為舉國體製的民用版。而且，就經濟企圖而言，借助飯圈文化遂行之，比舉國體製更好用。
飯圈文化有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粉絲在狂熱愛好下，會構建出一個想象中的偶像級運動員的完美形象，在日常自覺維護。而維護的含義與動作之一，就是對不同意見體現出強烈的審查、排斥傾向，哪怕是像朱小龍這樣的建設性意見也不行。
被置於飯圈文化中心鐵王座的偶像運動員，與情緒內核極其不穩定、層層疊疊圍護的追隨者，成為掀動“朱小龍批評全紅嬋”輿情的唯一背景，也是理解朱小龍遭遇的最重要注解。如果不能理解這種狂熱，那就想想娛樂明星被飯圈文化籠罩時的場麵。
正如前述，飯圈文化因為它對消費社會、世代文化、新意識形態的強大適應性，令其成為聯結輿論中心、影響力展示等方麵的通行工具。除了舉國體製以變應變建基其上，柔和地推廣國家敘事；像女權這類深知變通而生存的主義，也非常自然地寄居其中。
朱小龍對全紅嬋的點評，被習慣性地提煉出“爹味”一詞，令反唇相譏朱小龍的輿論得到了高效傳播。在飯圈文化這個“大屋頂”的掩護下，有一些主義采取了高效的影響力動員，所以你能看到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理論立場冶煉在飯圈文化的同一爐火中。
在南方報業的通報中，朱小龍的話被稱為“錯誤言論”，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對飯圈文化的讓步。而這種忍讓或者低姿態，不僅不會被後者體諒，還會被理解成“媒體潰敗”“記者無能”的最新例證，令飯圈文化繼續靠貶低媒體價值來增強凝聚力。
於國內輿論場而言，在賽事的常規信息傳達之外，情緒動蕩的輿論主要通過強化兩條線索體現奧運的存在感：一是利用運動員受訪視頻，罔顧事實，竭力貶低記者；二是借助飯圈文化，大肆渲染，宣泄集體情緒。對朱小龍的攻擊，讓這兩條線交織在一起。
在這兩條線索合流之下，朱小龍已經得到了與其“錯誤言論”相稱的網絡懲戒。不管是外部呼籲還是實質性地擴大內部懲罰，思考的前提與落點都不是“全紅嬋是否能免於批評？”，而是“批評全紅嬋究竟要付出什麽代價？會導致什麽壞影響？”，審慎者不可不察。
縱觀整個輿論現狀，跟全紅嬋本人是否在場關係不大。當然，全紅嬋對朱小龍的批評，是公開展示謙遜包容立場，還是一言不發或提告至法院，那是她的權利。但要知道，輿論發酵及走向，終究與人們在全紅嬋身上想象出來的象征物息息相關。
若象征物被集體想象提升到不能承受之重的地步，隻能靠狂熱澆灌，靠“抓壞蛋”來祭祀，或許能贏得一時的快哉風。可長遠看，這種對飯圈文化的縱容對社會風氣沒有好處，就連全紅嬋也會背負她被強加的意義，她隻會變得脆弱而不是相反。
從全紅嬋老家傳出的消息看，每日有千人打卡參觀，飯圈文化走到線下，看起來熱忱，卻製造了相當真實的困擾。真正重要的，或許是克服飯圈文化對全紅嬋們的裹挾，讓他們能坦然地置身於視之也平靜的社會中，而不是靠攻擊性情緒在人間造神。
或許很多人拒絕將自己對此事的態度歸結為飯圈文化驅動，強調獨立思考，或出於女孩幫女孩的同理心，那請考慮下：表達憤怒，是否一定要用憤怒的方式？道理是，如果批評全紅嬋會因此丟掉工作，那她就應該被批評。要是出現這樣的局麵，是聲稱愛嬋寶的你所樂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