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迎合刻板印象的現實主義
![徐崢的新電影,真的能理解底層人的生活嗎](/data/news/202408/16/9c8db9af6319446de25fe00082cdf92f.webp)
《逆行人生》上映,網上的評價比較分裂。抽空去看了,說點看法。
有人說,電影以小人物的視角,展現了生活的真實與不易,是一部反映現實、致敬奮鬥者、傳播正能量的佳作。
電影是肯定想傳播正能量的。整部電影的多數街景都是高色溫的灰藍色調,暗示著暗沉、陰鬱的風格,這正好把騎手亮黃色的製服襯托出來了,使人感覺溫暖,興奮和愉悅。
這符合電影的主旨:遭受生活的重擊,仍然積極向上。
但也有人說,這是一部分富人拍給窮人看的電影,虛偽做作。先不說這種說法對不對,我覺得,這種說法是可以解釋和理解的。
電影在技術上是優秀的,攝影、節奏、結構都沒有太大的問題,但電影的故事情節,拚湊痕跡太重,因此缺乏靈魂,人物形象生硬。
電影男主角高誌壘入職11年,裁員賠償70萬,反推他的工資,應該是一個月6萬,再加上年終獎等等,差不多一年有70~100萬。
為什麽這樣的收入狀況完全無法應對危機?這是因為電影給高誌壘加上了所有網絡上流傳的苦難。
電影中的高誌壘,符合經典畫像。現在網上流行所謂的新時代中產“作死三件套”——高額房貸、配偶不上班、孩子上國際學校。高誌壘精準地滿足了這三點。
電影為了強調這一點,還用高誌壘的父親喊出:是你叫你老婆不要上班的。
此外,電影還加上了P2P損失了幾乎全部存款,以及父親生病的情節。
這個起始設定,迎合了網傳的形象,網感非常強,但這導致電影迎合了概念,人物卻變得刻板僵硬,缺乏了生活本身的真實,成了一部缺乏靈魂的苦情戲。
如果以我作為一個新聞評論人的角度來看,某種程度上,這部電影是新聞評論的電影化——因為它具象了諸多的新聞點。這並不奇怪,當幾個編劇在一起攢故事,開頭腦風暴會的時候,以往的新聞點,就會成為他們不願舍棄的東西——這些新聞點能引發共鳴、帶來流量。
但是,當一部電影像新聞評論,它就既沒有了時評的深度和見解,也失去了生活細節帶來的衝突、張力、人性、矛盾的動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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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崢的演技是沒有問題的,演什麽像什麽,不會讓人出戲。但電影劇情卻讓人出戲,所以,就產生了這樣一種流傳的說法:“有錢人花時間演窮人來賺更多的錢,窮人卻花錢買票看有錢人演自己”。
其實,幾乎每一部電影中的窮人,都是富人拍的,富人演的,之所以《逆行人生》出現了這個評價,就是因為電影缺乏生活的真實,讓人出戲。
豆瓣上有人說:裁員不是這樣,送外賣不是這樣,人性不是這樣,家庭矛盾不是這樣,中年危機也不是這樣,人生也不是這樣。不要刻意把一個人的生活拍得這麽無辜又這麽受害,這就是消費苦難和製造焦慮。
首先,一個資深程序員,一個公司的技術領導人,並不那麽容易被裁,更不會故意被羞辱。
外行一般認為,程序員是碼農,既然是農,就是一種體力活,吃青春飯,靠的是加班、拚時間。
但實際上,作為公司的技術領導人,對已有公司業務技術的熟悉,領導力,人際關係,行業關係,甚至那些在代碼中埋下的雷,都使得一個技術領導人不會被輕易裁。
起碼,不會被羞辱性裁員。
後來,高誌壘去另一個公司麵試,因為HR工作失誤,看錯了出生年份,把78年看成了98年。但即便如此,麵試者要拒絕,那也會是彬彬有禮,客客氣氣,不會直接對年齡產生侮辱性的評價。
即便被裁,一個有經驗的程序員,要找到一份臨時性的工作,並不會太難。接外包、做一些零碎的私活,總是可以找到的。
他的經濟、社會地位,不會下降得那麽快,她的老婆也不會直接掉落到去做美甲行業。這不符合社會現實,也不符合中產家庭對家庭地位的維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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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非體力的,需要經驗、積累的行業,年齡是一個負擔,並不是因為體力下降,更多的是因為經驗多、人脈廣而難管理,薪資高。這就使得即便降薪求職,企業也會擔心不穩定。
所以,對高誌壘這樣的人而言,穩定工作難尋,臨時性、分散性收入卻不會太難。
而且,隨著整個經濟形勢的變化,高誌壘這類的職場人,被裁員之後,很難再恢複到原有職位和薪資,那麽,當他們認識到這一點後,實際上也會變得並不難管理,也不會不穩定。
所以,像高誌壘那樣的失業,本質上仍然是摩擦性失業,是經濟形勢變化導致的勞動力市場變化,和勞動力市場認知之間的時滯造成的。
一旦行業認識到新的人力資源特質後——更直白地說,當公司人明白,市場上有一大批經驗足、降薪求職的人,而且這些人也明白這一點後,穩定就能達成。
這時,摩擦性失業就會消失。
電影這麽拍,是為了把社會上流傳的那些中年、中層失業,因為年齡大找不到工作的段子具象化。但其實,完全不必堆積苦難,一個真實的中產中年,即便緩慢的滑落,同樣也充滿真實的痛苦。
比如,失業引發的家庭經濟困境、夫妻矛盾、對自我的懷疑,以及失業引發的作為丈夫和父親,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這往往才是一個中產男人麵臨的更真實的困境。
我最近在看一本關於美國1929年大蕭條的名著《大蕭條的孩子》。通過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書中揭示了,中產家庭麵對失業等經濟危機時,心理代價更多地源於聲望、社會地位的下降;父親地位下降引發的家庭衝突;對子女控製的下降等等。
電影忽略了這些真實的痛苦,但又沒有直擊痛點——甚至就連最終沒有能保住房子,電影也做了弱化。
於是,最終,電影就成了那些關於中年失業的段子、社會新聞的拚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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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另一條線是騎手。電影對騎手的職業研究還是比較深入的,讓觀眾可以深入地了解騎手這個職業不為人知的一麵。但電影對騎手的理解,仍然是刻板化的。
這並不奇怪,因為實際上,中國社會對騎手的認知也是刻板化的,首鼠兩端的。
一方麵,中國社會輿論認為騎手是被剝削的、被壓榨的,具體來說就是“困在算法裏”,但與此同時,作為消費者的中國社會卻會吝嗇自己的寬容。在這些細節方麵,電影有所表現。送花的那一場戲,才因為真實而打動人。電影也為此,為消費者和騎手之間的和解與體諒,開拓了空間。
但電影仍然陷在過去的很多段子中。比如,騎手要微笑,是電影中一個很重要的點,兩三處情節都在渲染這個梗。這個梗源於《困在係統裏》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塑造了中國騎手的悲情形象,但卻有意識忽略了很多真問題。
對騎手的麵部識別,並不是為了微笑,而是安全。網約車司機都要經常麵部識別,以保證沒有被冒名頂替,送餐這樣涉及無數人安全的事,肯定是需要實名上崗的,否則,用什麽人,平台就完全失去掌控,直接的後果就是食品安全的公共性風險。
在更大層麵對騎手的社會定位上,電影迎合了中國社會的刻板印象。中國輿論的主流,是受過一定教育的人,他們能發聲影響輿論。他們日常城市生活中能看的,能投射他們教育中的被剝削的、底層的形象,唯一的群體就是騎手。
更何況,騎手的統一製服強化了這種形象。
但是,騎手的真實社會定位是什麽?不是底層,而是中產。如果夫妻兩個人都當騎手,家庭月收入2萬元,一年收入24萬元。這就是標準的中國中產。
而且,騎手工作中的很多特質,辦公室的白領同樣也在承受,這就是職場的必然。KPI、考勤、末位淘汰、奮鬥者計劃,3個人幹5個人的活拿4個人的工資,人力資源評分、同事之間的內卷,哪一項白領沒有感受呢?
實際上,被用來論證騎手社會地位低下的社保問題,並不是因為騎手地位低下,反而是因為騎手的自由度讓他們有了選擇。
根據經濟學原理,沒有繳納的社保,實際上是作為勞動報酬給到了騎手的。如果真能選擇社保方案,很多白領,是情願以老家標準交的。
最近我一個白領朋友就抱怨,工資11000元,到手4500元。再比如,在一些縣城,騎手是當地最高檔的商品房的購買者,也是當地教育培訓的主力消費者。
正是刻板印象和真實經濟地位的差異,使得電影中騎手的苦情,一定又要加上白血病的災難。不然一個月入兩萬的家庭,怎麽才能變得苦難呢?
但正是這種堆積災難的做法,使得電影變為一場不太真實的苦情戲,才有了消費苦難的評價,讓人覺得“富人演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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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是我作為一個長期關注中國社會問題的新聞評論人的看法。對一般老百姓而言,電影給出的信息迎合、補充了他們的慣常印象,肯定是受歡迎的。
但現實主義電影,給現實再蒙上一層麵紗,它就不再是現實主義了。
徐崢之前拍的《我不是藥神》,源於真實的案例,最後引發了法律的改變。現實主義的電影的生命力在於生活的真實。
把刻板印象具象化,就不可能再具有那些蘊藏在生活細節中的衝突、矛盾與掙紮。
現實主義電影也就變為了社會新聞的拚湊,迎合刻板印象和廉價的煽情,也就失掉了現實主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