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盧西恩·隆巴爾說，“童年不是我們生命中最短的時期，而是最長的時期，因為它一直伴隨著我們，直至我們死亡。”
二戰結束之後，瑞士心理學家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1923—2010）始終被一個問題深深困擾——是什麽使一個人想出了用毒氣殺死數百萬人的計劃，又如何讓另外數百萬人擁護並且協助他完成這一計劃？
她從希特勒和更多納粹黨人的日記和傳記裏洞察了這一問題的答案——縱然許多傳記作者試圖為希特勒的父母開脫罪責——但米勒還是從他們的童年經曆、內心感受和從家庭中習得的對待他人的方式中，看到了從“有毒教育”走向極權和幫凶的草蛇灰線。
愛麗絲·米勒，瑞士心理學家，重點研究兒童心理創傷及其對成年生活的影響（credit：Julika Miller/Suhrkamp Verlag）
“為了你好”是全世界家長共享的一種說法，這種說法遮蔽了某些家庭教育方式的“有毒”的內核，包括虐待、謊言、虛偽和操縱等等。1748年的《論兒童的教育與指導》認為，早期（兒童教育）的優勢之一就是可以使用武力和強迫，而孩子會隨著時間推移忘卻童年的一切，“如果能在此時破壞他們的意誌，他們以後就不會想起自己曾經擁有過意誌，正因如此，必需的嚴厲教育不會產生任何嚴重後果。”
在近三個世紀後的當下，不應體罰兒童或許已成為大多數家長的共識，但對於破壞兒童的意誌是否正當，答案無法統一，或仍處於因私密無法探討、因模糊而無從解決的地帶。在《為了你好》一書中，愛麗絲·米勒提醒我們警惕“有毒教育”的駭人後果：每一句“為了你好”，或許都在一點點蠶食孩子的意誌，而當兒童的自發性與自主性被破壞殆盡，毀掉的絕對不僅僅是一個或一群孩子——想想第三帝國的曆史——而可能是一整個社會與時代。
01 當“教養”吞噬掉孩子的自發性
每個教育工作者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孩子說謊、傷害或冒犯他人是不對的，對父母的殘忍行為以牙還牙而不理解其中的好意是不對的，如此等等。另一方麵，孩子說真話，對父母的好意心存感激，忽略父母行為的殘酷性，接受父母的思想但仍能表達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當對他有所期望時不會鬧別扭，這些都被認為是優秀而正確的品質。這些近乎普遍的價值觀植根於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為了教會孩子，成年人認為他們有時必須訴諸謊言、欺騙、殘暴、虐待，讓孩子遭受羞辱。然而，對成年人來說，這些行為並不涉及“負麵價值觀”，因為他們經曆過這樣的教養，他們使用這些手段隻為達到一個神聖的目的：讓孩子在未來不再說謊，不再欺騙、仇恨、殘忍和自私。
傳統道德價值觀的相對性是這個體係的內在組成部分：歸根結底，我們的地位和權力決定了我們的行為是好還是壞。這一原則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強者發號施令，戰爭的勝利者遲早會得到掌聲，而不管在通往勝利的道路上犯下什麽罪行。
在我們熱衷於向孩子灌輸上述行為準則的時候，我們忘記了以下情形並不總能成立，比如：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說真話，在不撒謊的情況下表達感激之情，或者忽視父母的殘忍而仍然成為獨立自主、能做出批判性判斷的人。
那些在整個童年時期被允許做出適當反應的人，也就是，對有意或無意施加在他們身上的痛苦、錯誤和否定表現出憤怒，在以後的生活中也將會保持這種適當反應的能力。在成年後，當有人傷害他們時，他們將能夠意識到並表達出來。但是，他們不覺得需要猛烈地回擊。這種需要隻出現在那些必須時刻保持警惕，以防自身感情堤壩破裂的人身上。因為一旦大壩決堤，一切都將變得不可預測。因此，可以理解的是，這些人中的一些人，由於擔心不可預測的後果，會回避任何自發的反應；有些人則會偶爾對替代者產生莫名其妙的憤怒，或者反複訴諸謀殺或恐怖主義等暴力行為。一個能理解自身憤怒並將其整合為自身一部分的人，不會變得暴力。隻有當他完全無法理解自己的憤怒時，他才需要攻擊他人。如果在小時候不被允許熟悉憤怒這種感覺，他將永遠不能把它作為自己的一部分來體驗，因為這樣的事情在他周圍的環境中完全不可想象。
考慮到這些因素，近年來德國60%的恐怖分子都是新教牧師的子女，也就毫不奇怪了。這種情況的悲劇在於，父母的本意無疑是好的。從一開始，他們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善良、善解人意、有教養、隨和、不苛求、體貼、無私、自製、感恩、不任性、不頑固、不叛逆，最重要的是溫順。他們想盡一切辦法向孩子們灌輸這些價值觀，如果沒有其他辦法，他們甚至準備使用武力來達到這些優秀的教育目標。如果孩子們在青春期表現出暴力行為的跡象，那麽他們既在表現自身童年缺乏活力的一麵，也在表現父母心中沒有生機、被壓抑和隱藏的一麵，而後者隻有孩子能感知到。
當恐怖分子將無辜的婦女和兒童作為人質，以完成一項“偉大的理想主義事業”時，他們做的事情真的與父母曾經對他們所做的有所不同嗎？當他們還是充滿活力的孩子時，父母就懷著做一件偉大善事的感覺，把他們作為祭品獻給了宏偉的教育目標，獻給了崇高的宗教價值觀。由於這些年輕人從未被允許相信自己的感受，由於教育理念的原因，他們一直壓抑自己的感情。這些聰明且常常十分敏感的人，曾經為一種“更高的”道德而犧牲，成年後又為另一種——通常是相反的——意識形態而犧牲自己，為此，他們允許內心深處的自我被完全支配，就像他們童年時的情況一樣。
但如果一個孩子的“教養”完全成功，以致他身上沒有絲毫的自發性，那又會發生什麽呢？就好比阿道夫·艾希曼和魯道夫·霍斯二人，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被訓練得很聽話，“教養”十分成功，以至於這種訓練從未失效。在他們的心靈結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裂縫，從來沒有滲透過一滴水，也從來沒有任何形式的情感衝擊過它。直到生命的盡頭，這些人都在執行他們接到的命令，從不質疑命令的內容。他們執行命令，並非出於對命令內在正確性的認識，而僅僅因為它們是命令。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在麵對審判時，證人最動人的證詞都不能令艾希曼流露出絲毫情緒，然而在宣讀判決書時，忘記起立的他經人提醒後卻尷尬得臉紅了。
02 父親般的希特勒，兒子般的服從者
孩子完全服從成年人意誌的後果，不僅能從他將來在政治上的順從（例如順從於第三帝國的極權主義製度）中看出，甚至在他一離開家就已準備好接受新的服從這一內心狀態上也能預見。一個內在發展僅限於學習服從他人命令的人，怎麽可能指望他獨立生活而不體驗到內心突然的空虛呢？服兵役為他提供了最好的機會，讓接受命令的模式得以延續。當出現了像阿道夫·希特勒這樣的人，像父親一樣聲稱他確切知道對每個人來說什麽是好的、正確的和必要的，然後許多渴望有人告訴他們該怎麽做的人，張開雙臂歡迎他，並幫他登上權力的巔峰，這並不奇怪。這些年輕人終於找到了父親的替代品，沒有這個替代品，他們就無法正常生活。
《意誌的勝利》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在《第三帝國的麵孔》（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中，費斯特（Joachim C. Fest，德國記者、作家、曆史學家）描述了那些將被載入恥辱史冊的人在談論希特勒的全知全能、無懈可擊和神性時，所表現出的奴性、不加批判和幾乎幼稚的天真。那是小孩子看待父親的方式，而這些人從未超越這個階段。我將在這裏引用幾段話，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話，今天這一代人可能很難相信，這些後來被“載入史冊”的人內心竟然如此空洞。費斯特在這裏引用了赫爾曼·戈林的話：
如果天主教徒相信教皇在所有宗教和倫理問題上都絕對正確，那麽我們納粹黨也會以同樣熱切的信念宣布：對我們來說，元首在所有政治和其他有關民眾之國家和社會利益的事項上也絕對正確……在希特勒身上，最敏銳的邏輯思想家、最深刻的哲學家與鋼鐵般頑強的實幹家發生了罕見的結合，德國人認為這是一件幸事。
他還說道：
任何對我們處境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我們每個人擁有的權力都是元首希望給予的。隻有和元首在一起，隻有站在他身後，一個人才真正強大，隻有這樣，他才能把強大的國家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如果違背了元首的意誌，甚至根本沒有他的意願，一個人馬上就會變得軟弱無力。隻要元首一句話，任何他想除掉的人就會倒下。他的威望和權威是無限的。
這裏實際上描述的是一個孩子對他專製父親的感受。戈林公開承認：
活在我心中的，不是我，而是元首……每次在他麵前，我的心都會停止跳動……我常常到半夜才吃東西，因為在那之前，我應該會激動到反胃。當我九點鍾左右回到卡林霍爾時，我不得不在椅子上坐幾個小時才能恢複平靜。對我來說，這段關係變成了徹頭徹尾地出賣靈魂。
在1934年6月30日的演講中，另一位納粹高官魯道夫·赫斯也公開表達了這種態度，他沒有感到任何羞恥或不適——這種情況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幾乎無法想象。他在演講中說道：
我們自豪地注意到，有個人超越了一切非議，那就是元首。這是因為每個人都感覺並知道：他總是正確的，而且他永遠是正確的。我們的納粹主義根植於不加批判的忠誠，根植於對元首的無條件服從，根植於默默地執行他的命令。我們相信，元首正在順應塑造德國曆史的更高召喚。這一信念不容批判。
費斯特評論道：
赫斯對待權威的失衡態度，與許多納粹黨領導人驚人地相似，這些人像他一樣有著“嚴格的”父母。大量證據表明，希特勒從教育係統造成的損害中獲利頗多，這個教育係統以軍營為榜樣，把孩子培養得像軍校學員一樣堅韌。他們早期發展的決定性特征是對軍事世界的癡迷，這不僅表現在“老戰士”特有的攻擊性和狗一樣的諂媚，而且表現在缺乏內在獨立性和唯命是從的需要。赫斯的父親拒絕讓兒子上大學，不顧他的意願和老師的請求，強迫他去經商，以接管自己在亞曆山大港的公司，就這樣他最後一次強調了他的權力。不論年輕的魯道夫·赫斯對父親有什麽隱秘的反叛情緒，在這個兒子的意誌一次又一次地被摧毀後，他便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尋找父親和父親的替代品。一個人必須有領導！
03 從無條件服從的孩子到極權的幫凶
我對變態心理的動力機製了解得越多，就越質疑戰後不斷提出的觀點，即少數變態者應該對大屠殺負責。製造大屠殺的人並沒有表現出任何變態的具體症狀，諸如孤立、孤獨、羞恥和絕望。他們並不孤立，反倒屬於誌同道合的團體；他們不感到羞恥，反倒感到驕傲；他們並不絕望，反倒興奮或冷漠。
說這些人崇拜權威，習慣於服從，這種解釋並沒有錯，但它也不足以解釋大屠殺這樣的現象。如果我們所說的服從，是指執行我們有意識接受的命令，那麽在大屠殺中似乎不是這麽回事。
但凡有一絲情感的人，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成殺人狂。但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人們並沒有讓感情阻止他們，原因很簡單：這些人從小就被教育，不要有任何自己的感情，而要把父母的願望當作自己的願望。這些人從小就以堅強和不哭泣為榮，以“樂意”履行所有職責為榮，以無所畏懼為榮——換言之，他們根本就沒有內在的生命。
《意誌的勝利》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對社會規範的完美適應，換句話說，對所謂“健康常態”的完美適應，伴隨著危險，這樣的人幾乎可以被用於任何目的。在此發生的不是自主性的喪失，因為這種自主性從來就沒存在過，而是價值觀的轉換。隻要這個人的整個價值體係被服從的原則所支配，那麽價值觀本身對他來說就不重要。他從來沒有超越將父母理想化的階段，對他們的要求無條件服從，這種理想化很容易被轉移到元首或某種意識形態上。既然專製的父母總是正確的，孩子就沒有必要在每種情況下絞盡腦汁來確定對他們的要求是對是錯。再者，他又該如何評判呢？如果他總是被告知什麽是對什麽是錯，如果他從來沒有機會去了解和熟悉自己的感受，此外，如果批評的嚐試不為父母所接受因而對孩子來說太過危險，那麽他要從何處獲得評判的標準呢？如果一個成年人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思想，那麽他無論如何都隻能聽命於當局，就像嬰兒聽命於父母一樣。對那些更強大的人說“不”，對他來說總是太危險。
那些政治動蕩的目擊者一再報告，許多人都能以驚人的能力適應新形勢。一夜之間，他們可以擁護與前一天完全不同的觀點，並不會注意到其中的矛盾。隨著權力結構的變化，昨天對他們而言已經完全消失。
然而，即使這一觀察結果適用於許多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數人，但它並不適用於每個人。總有一些人拒絕被迅速改造。我們可以用精神分析知識來解答這個問題，即是什麽導致了這種至關重要的差異。在精神分析的幫助下，我們可以嚐試去發現，為什麽有些人對領導者和群體的命令如此敏感，而另一些人卻能對這些影響免疫。
我們欽佩那些反對極權國家政權的人，認為他們有勇氣、有“強烈的道德感”，或者一直“忠於自己的原則”，等等。我們也可能對他們的純真報以微笑，心想：“難道他們沒有意識到，麵對這種暴虐的力量，他們的話語一點用都沒有？也沒有意識到，他們將不得不為他們的抗議付出沉重的代價？”
”《為了你好》[瑞士
然而，不論是欽佩這些反對者的人，還是蔑視這些反對者的人，可能都忽略了真正的問題：有些人拒絕適應極權主義政權，並非出於責任感，也不是因為天真，而是因為他們必須忠於自己。思考這些問題越久，我就越傾向於認為，勇氣、正直和愛的能力並不是“美德”，不屬於道德範疇，而是好命的結果。
當一些極為重要的東西缺失之後，規範道德和履行職責才成了必要的人為措施。一個人在童年時越是無法接觸到自己的真實感情，智力武庫和道德假肢的需求就越大，因為道德和責任感不是力量的源泉，也不是真實感情的沃土。假肢中不會有血液流動；它們被用來出售，可以為許多主人服務。昨天被認為是好的東西——取決於政府或政黨的法令——今天可以被認為是邪惡和腐敗的，反之亦然。但那些有自發情感的人隻能做自己。如果他們想保持本真，就沒有其他選擇。拒絕、排斥、愛的缺失和謾罵同樣會影響他們；他們會因此而痛苦，會害怕它們，但一旦他們找到了真實的自我，他們就不想失去它。當他們感到有人要求自己做某件打心眼裏反對的事，他們就不會去做。他們就是做不到。
這就是那些幸運的人，他們確信，即使辜負了父母的某些期望，父母的愛也不會消失。還有一些人，盡管一開始沒有這種好運，但後來——例如，通過精神分析——他們懂得了即使冒著失去愛的風險也要找回失去的自我。無論什麽代價都不能讓他們甘願再度放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