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譚若思逝世，曾撰寫毛澤東與江青傳記

1987年，譚若思在悉尼歌劇院外。他出生於澳大利亞。

政治學家、記者譚若思(Ross Terrill)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在中國各地旅行，這使他在中國從自我封閉發展為全球超級大國的過程中成為西方最具洞察力的中國向導之一。他於8月2日在波士頓家中去世，享年85歲。

譚若思的好友、作家菲利普·甘本證實了譚若思的死訊。他說譚若思近年來身體欠佳，但死因尚不清楚。

譚若思生於澳大利亞，他首次前往中國是在1964年，當時他剛從墨爾本大學畢業幾年，而中國正處於“文革”前夕——這是一場旨在清除中國社會殘餘的資本主義影響的災難性嚐試，在此期間，外國人被擋在國門之外。

七年後，他再次來到中國，成為“文革”狂熱降溫後首批獲準返回中國的西方人之一。他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撰寫了一篇旅行報道，分兩部分發表；該刊讀者渴望深入了解北京的想法，其中包括尼克鬆總統，他在準備1972年對中國的曆史性訪問時就參考了這篇文章。

譚若思獲得了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在接下來的職業生涯裏，他一直在哈佛大學工作，主要在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

他的作品，尤其是發表在大眾媒體上的作品，打破了新聞和學術的界限。他的許多著作，如《真實的中國》(The Real China，1972)和《鐵樹開花——中國五城》(Flowers on an Iron Tree: Five Cities of China，1975)，將旅行報道、曆史和政治分析引人入勝地結合在一起，贏得了漢學家和普通大眾的追捧。

《紐約時報》的紀思道在稱讚譚若思1992年出版的書時寫道，這本書“讀起來就像在一家北京烤鴨店的角落裏和作者邊吃邊聊”。

《紐約時報》資深駐北京記者、現為本報專欄作家的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寫道，他的著作《我們時代的中國——從共產黨勝利到天安門廣場及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奇》(China in Our Time: The Epic Sag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rom the Communist Victory to Tiananmen Square and Beyond，1992)“文筆優雅，引人入勝，知識淵博”，他還說，這本書“讀起來就像在一家北京烤鴨店的角落裏和作者邊吃邊聊”。

譚若思一開始對中國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取得的成就非常欽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開始持批判態度；到了20世紀80年代，他把自己對中國的看法描述為“裏根主義”。

1989年6月，在天安門廣場鎮壓之前，他搭乘最後一班國際航班前往北京，6月4日，軍方開始向抗議者開火時，他就在人群的外圍。

這一經曆使他不再期待共產主義政權有可能變得少一些殘酷。

“我無法完全從中國這個列寧主義國家露出獠牙的景象中走出來，”1999年，譚若思在為《新聞日報》撰寫的觀點文章中寫道。“如果‘走出來’意味著否認天安門事件的意義，那麽美國對華政策也無法從天安門事件中‘走出來’。”

1992年，他與生活在波士頓的異見者沈彤一起前往中國。他很快被逮捕，之後被送上飛往香港的飛機。沈彤同樣被逮捕，關押54天後被驅逐出境。

1978年，在哈佛大學擔任政府學副教授的譚若思。多年來，他努力隱瞞自己的同性戀身份。

盡管如此，譚若思仍然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和私營經濟的增長充滿希望，並鼓勵西方領導人設法與他們接觸。

“畢竟，有兩個中國，”2005年，他在時報上寫道。“一個是衰落的計劃經濟，一個是蓬勃發展的自由經濟。一邊是追求存在正當性的共產黨，一邊是13億帶有各自動機的個體。既要警惕專製的中國，又要與新興的中國合作，這是一種合理的二元論。”

譚若思於1938年8月22日出生在墨爾本，但他的父母很快就把家搬到了墨爾本以東300公裏左右的內陸小鎮布魯森。他的父親弗蘭克·格雷斯頓是一所學校的校長，母親米裏爾·特裏爾是教師。

他在墨爾本大學學習政治學，於1961年畢業。兩年後，在東歐背包旅行時，他決定繼續穿越蘇聯前往中國。這件事說來容易做來難：他拜訪了多個國家的多個中國大使館，最終在華沙獲得批準。

譚若思出版於1980年代的兩本傳記。他的作品打破了新聞與學術的界限。

到20世紀70年代，譚若思在中國政府內部建立了一個廣泛的消息來源網絡，他以這些來源為基礎撰寫書籍和報道。他為毛澤東及其夫人江青撰寫了傳記——《毛澤東傳》(Mao: A Biography，1980)和《白骨精——毛澤東夫人傳》(The White-Boned Demon: 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1984)。

在這些書和其他書中，他證明了中國政府和西方政府一樣，受個性和個人政治所驅動。

他的見解包括毛澤東的夫人在煽動“文化大革命”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她以此來報複自己的敵人，以及共產黨又是如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用她作為替罪羊，這樣既對20世紀60年代末的恐怖行為進行了譴責，又不會破壞毛澤東的權威。

除了在哈佛大學的職位，譚若思還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和位於墨爾本的莫納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他的遺屬包括他的兄弟彼得。

譚若思於2021年出版了回憶錄《從澳大利亞到天安門》(Australian Bush to Tiananmen Square)，並於2023年出版了由甘本編輯的《打破規則——譚若思的私人日記》(Breaking the Rules: the Intimate Diary of Ross Terrill)。

後一本書揭示了隻有他的一些同事和親密朋友知道的事情：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他的生活非常活躍，作為一名同性戀者，他的生活同樣活躍。

在這本書的前言中，甘本解釋說，雖然譚若思把性取向視為自己身份認同的核心部分，但他仍然努力保守這個秘密，因為他擔心，即使是在石牆起義（1969年6月28日發生在美國紐約格林尼治村石牆酒吧的暴力示威衝突，被視為美國及全球同性戀權利運動發跡的關鍵事件——編注）之後的幾十年裏，公開宣布自己是同性戀可能會損害他的職業生涯。

甘本總結說，譚若思的眾多成就之一是他成功地將生活的兩個方麵分開，但又在兩個方麵都獲得了成就感。

“難能可貴的是，”他寫道，“譚若思作為一個快樂的同性戀者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他開朗、熱情，而且通常都很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