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徐崢自編自導自演、以“外賣騎手”這一職業群體為主角的新片《逆行人生》，在上周末開放小規模點映後，今日正式公映。
這部旨在刻畫普通勞動者艱辛的現實題材作品，卻從第一支預告放出起，就引來大範圍網絡吐槽。而點映和首映當日的真實評價，也明顯兩級分化。
一直陷在負麵輿論泥潭裏的《逆行人生》，在上映前票房表現就已經不被看好，第三方預測從最早的10億+量級大幅調低。
而上映後，影片收獲的實際票房更不理想。首日成績預計不到4000萬，周六（次日）預售票房也被《白蛇：浮生》和《負負得正》兩部七夕愛情片強力壓製。模型預測的最終票房更是不到5億，甚至連第三方媒體調低後的預期都達不到，很有可能將是徐崢的一次商業失利。
“人血饅頭”的質疑不斷，雖顯武斷但也有深層邏輯
《逆行人生》的最大爭議點，在於網友們認為這是一部“富人演窮人賺窮人錢”的“人血饅頭電影”：生活優渥的知名演藝界人士，“屈尊”進行對勞動人民的cosplay，為電影博得議題關注度。廣大工薪階層的艱辛苦難被“竊占”成為資本賺錢的工具，而他們同時還是為電影貢獻票房的主力。“208”們消費窮人的嘴臉，可謂兩頭吃幹抹淨。
這種論調太有殺傷力了。無論它是扒開了主創們真實的雞賊用心，抑或隻是缺乏根據的有罪推定，都很容易激起廣大群眾對電影的反感。
當然相對的，網上也出現為《逆行人生》辯護的觀點：一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沒看過電影的情況下就“盲狙”其價值觀，未免太過武斷；二來，商業電影本就是隻有富人才有能力拍，知名的演藝人士的確生活優渥，但他們演窮人是演，演富人也是演。如能拍好、演好普通勞動者的辛酸苦辣，也能起到反映現實、撫慰人心、助力改善現實問題的積極作用。
不過話是這麽說，《逆行人生》無論怎麽做，其路人風評都很難擺脫爭議的陰影了。問題的根子在於，用商業片規格拍此類較為敏感的題材，本就是難趟的“地雷陣”。
這和外賣騎手的職業屬性是強相關的。就是徐崢本人，過往也演過不少次生活不易的普通打工人，但那些作品，卻未引發過《逆行人生》這麽多的階級爭議。原因是他之前電影中的普通人主角，並不強調其具有鮮明辨識度的職業屬性。
外賣騎手則不同。作為興起時間不算太長、但從業人數眾多、覆蓋麵廣的體力勞動，由於其工作性質，“社會能見度”極高，外賣騎手所麵臨的困境也更容易受到媒體和輿論關注。
同時由於騎手從業門檻低，又往往成為人們找不到工作或失業後的保底選擇，具有“就業蓄水池”屬性，從而更容易令人聯想到當下不太景氣的就業環境。
這時候生活光鮮富足的明星們來扮演外賣員，很難讓人相信他們能對普通勞動者的累、苦、就業難有切身體會，很容易踩中真實打工人的神經。
一早就被激怒、勸退的網友，對影片的負麵看法已經根深蒂固，很難被扭轉。但就片論片，《逆行人生》到底是不是一部優秀的現實題材電影？這個標準的評定，大概應該同時包含兩方維度。
一是對於影片所聚焦的外賣行業和身處其中的真實騎手個體，有沒有做到真實刻畫、反映他們的生存狀況和精神世界？有沒有對不合理的製度、結構做出思考，而非隻是是浮於表麵地擺慘、消費底層苦難；二是對於這個故事另一端的主角——在社會大環境下跌落的城市中產精英，能否客觀描摹出巨變之下，他們真實的心理壓力、精神和經濟困境，如何找到“逆行”的力量？而非隻是靠“主角光環”的大團圓雞湯。
對騎手群像的塑造有現實主義質地
看完電影之後我們可以說，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有，但也沒有。
先說“有”的這方麵，也就是《逆行人生》凝結了現實主義文藝精神、寫實且動人的方麵。
故事設定，是大廠程序員高誌壘（徐崢 飾）中年被裁，身為家庭支柱的他上有老下有小，為按時還上房貸保住房子，被迫成為一名外賣騎手。在自己適應新崗位、體會到種種勞動之苦的同時，也和同站點的騎手們結下了深厚友誼，並了解了他們每個人的酸甜苦辣。
影片的主線，是從大男主的視角和身體出發，展現他從技術中產“階級滑落”到外賣員後的工作狀態、心理變化，以及最終找到人生新方向的柳暗花明。但在主線之中，又穿插、潛入了高誌壘同事們的浮生百態，塑造了為生活勤懇努力的騎手群像。
現實題材電影最忌諱閉門造車，將被描寫對象的工作和生活細節拍得懸浮、失真。而《逆行人生》雖也運用了一些戲劇化手法，但片中展現騎手工作細節的豐滿程度，尤其是騎手們遇到的種種工作困難，都說明，電影至少是做了足夠的調研。
高誌壘起意去做騎手的契機，是因為長時間投簡曆找工作無果，走投無路時偶然在街邊遇見青年騎手楊大山（鄔家楷 飾）的直播，得知他一個月能賺12700元，而同站的最強騎手大黑（馮兵 飾），甚至能跑到17000元。
但在高入職之後，卻發現騎手的錢真的難掙：同事間、站點間、平台間一切以績效為準的冷酷競爭，日常工作時長超14小時；路況和門牌變幻莫測；為了更快的取餐和送餐速度，需和外賣商家、商場小區保安、甚至宿管阿姨搞好關係；無論如何要避免差評，否則懲罰相當嚴厲……
而包括高誌壘在內的騎手們，也麵臨著除了單純“累”之外的更多壓力甚至危險：客戶無理取鬧甚至羞辱自己時，為了不得差評，隻能放下尊嚴忍氣吞聲；無論路況如何混亂都必須按時送到，為此不惜違反交通規則，將自己置於風險之中；還沒有五險一金，必須自購交通險；平台強製要求定期刷臉的“微笑計劃”，逼迫著騎手在車禍被撞後，也要擠出虛假的笑容通過驗證，更是荒誕至極，將平台資本主義的壓榨、異化本性扒了個幹淨……
還是用那個經典標題就能概括：外賣騎手，困在係統裏。
在讓觀眾看見騎手“難”和“苦”的方麵，《逆行人生》的答卷是合格的。
同時，騎手也隻是百業之一，《逆行人生》的人物塑造，其實也是中國廣大中下層城市勞動者的一幅群像速寫。
這裏有為迎娶女友攢錢的楊大山，有為朋友治腿一天跑16個小時的大黑，有為女兒治病異地漂泊、平時極盡儉省的老摳（王驍 飾），有一家三口都在做騎手，但仍笑臉嗬嗬的老張（張占義 飾），有年輕的單親媽媽仇曉敏（劉美含 飾）……
站點內南腔北調的騎手們，大多出身底層，沒接受過良好教育，但他們勤勤懇懇奮鬥的樣貌、苦難壓不垮的生命力、追求更美好明天的信念、對朋友善良樸素的江湖義氣（盡管片中也有不那麽和諧的同業嫉妒）、對家人的偉大責任感，也正是中國廣大城市務工人員的典型品質，是時代精神的一部分。
從這些值得肯定的方麵看，《逆行人生》的創作，不能說沒有“現實主義”的質地和品格。
病根是俯視的角度，底層中產兩頭不落好
但是，《逆行人生》對騎手困境的揭露、對城市勞動者形象的塑造雖有可圈可點之處，在男主高誌壘這一“主視角”的設定上，卻犯了“居高臨下”的大忌。這無疑是在看過電影的所有批評意見當中，被提到最硬的硬傷。不僅暴露了影片在立場和價值觀方麵的先天不足，更是大大削弱了影片對底層勞動者關切的真誠性。
問題具體出在哪裏？
在片中，高誌壘是同濟大學畢業的高學曆、高技能人士，互聯網大廠的中層管理人員，在四十多歲的年紀被“優化”，這樣的命運設定，無疑切中了“程序員35歲下崗”的社會熱點。
而“送外賣”無疑是另一熱點。影片為了將這兩個“流量短語”嫁接到一起，讓技術中產轉行外賣騎手的選擇得到合理解釋，在劇作層麵給高誌壘疊了太多的debuff，強行使他的命運斷崖式下墜，這種過分“湊巧”的戲劇化的設計，太刻意、失真了。
要知道，高誌壘在被裁時曾稱自己在職十一年，公司要賠七十多萬遣散費，推算他的稅前年薪至少在五六十萬級別，就算失業，也不至於立刻如此拮據——但他偏偏攤上了一年前P2P（一種互聯網金融產品）爆雷、積蓄清零的黴運。
而且失業的同時，高誌壘又正好碰上父親重病和女兒入學國際學校兩件大事，父親在院要用ICU和醫保報銷不了的天價進口藥，急需用錢。為此，高誌壘放棄了和公司進行勞動仲裁，接受了公司隻給三十萬遣散費的剝削性報價。
而當父親出院後，對高誌壘而言真正最緊迫的，還是每月一萬五的房貸缺口繼續填補，因而，才出現了高誌壘為了一個月2500的“單王”獎金舍命送餐的淒慘局麵。
這時觀眾不禁要疑惑了：依常理判斷，高誌壘在影片後程明顯已成為業績靠前的騎手，努努力能夠到月入15000的門檻，從而保住房子、避免300萬的買房成本沉沒。即使他的月薪還不到15000，開銷上的虧空也不至於太多。
但影片高潮處高誌壘渴望得到的單王獎金，卻成為解全家燃眉之急的唯一稻草，這對於一部標榜“現實主義”的電影而言，實在太過失真——難道真的窮盡了其他選擇了嗎？例如全家人真就找不到能借一些錢（少至幾千，多也不過三五萬）填補短期房貸缺口的親友，最終隻能眼睜睜接受被迫搬離、且損失三百多萬房價差的悲慘結局？
影片把原本可能有多種解法的困難，收縮成一種機械的單線可能性，即隻有高誌壘拚盡一切拿到單王獎才能破局。不僅如此，還將種種黴運“恰巧”同時疊加在這位中年男主身上。比如，送餐過程中不止一次遭遇車禍受傷；新手期碰到的全是“人性盡惡”的難搞客戶；撞上三輪車，對方說自己拉的全是文物要他賠5000多，這位曾經的高知不驗證、不講價，毫不猶豫就把自己一家人的“生存錢”轉給對方……隻想問，失業的同時也會“失智”嗎？
這種極端簡化的戲劇性設定，暴露的是劇作上“為慘而慘”的懶惰思維。
以上種種，使得高誌壘階層“斷崖式滑落”的過程，顯得並不十分可信。因此，影片雖然濃墨重彩地渲染了男主角進入騎手行當後的灰頭土臉，刻畫了他“從孔乙己到駱駝祥子”的心態變化，但在大多數觀眾心中，徐崢的角色底色還是遭遇中年危機的中產小市民，和其他角色扮演的騎手，並非屬於同一個世界。
事實上，從片中多次或明或暗地強調基於優越感和羞恥感的職業鄙視鏈，從“虎落平陽”的高誌壘視角看騎手群像，那種“變形計”“微服私訪”“落凡塵”的高位感並未被完全消除，而還是非常頑固。
結尾高誌壘因自己開發的便捷騎手小程序，能力又被公司總部看中，或將重回白領階層的“逆襲”設定，也諷刺地暗示這半年多的騎手生涯不過是插曲式的“下放鍛煉”——甚至糖尿病也由於體力勞動被輕易治好，可真有一種“夏令營改造”的感覺。
也正因如此，《逆行人生》的視角就不可能是真正沉到底層的“平視”。又由於徐崢的銀幕形象本就有狡黠、市儈的一麵，普通勞動人民很容易機警地察覺到“他不是自己人”。說到底，這是一部很難讓勞動者感到創作者與自己情感親近的電影。
總之，在《逆行人生》細微但並不難被感知到的階級錯位中，在某些過度煽情的橋段設計之中，徐崢和《逆行人生》暴露了其駕馭現實題材的重大弱點：有對普通人生活的敏銳觀察和樸素同情，但又洗不掉中產階層的精明和酸氣；熟習精準匠氣的劇作技巧，但又避免不了濫用類型化手法，且不說片中車禍就有好幾次，最後硬造出來的“單王爭霸賽”高潮，更是極端浮誇……
寫底層的現實主義創作，最需要完全“貼地”的姿態和心靈的坦誠。徐崢在這兩方麵還是差了一些，做到了“到群眾中去”，但終究很難讓人相信他是群眾的一員。
進一步說，即使他在創作中確實抱有真誠的善意，但這種居高臨下的觀察視角，也很容易生產出景觀式的“苦難”。現實生活中的底層勞動者，未必特別需要這種精英體驗生活後產生的憐憫和同情。
對於他們而言，能以騎手身份自食其力在大城市獲得遠高於老家的薪水，生活也未必都像《逆行人生》裏描繪的那樣，盡是悲苦的滋味。把他們如此用力地往“慘”裏拍，反倒可能會激發“我們不需要你可憐”的反感，討不著他們的好。
而另一方麵，對於中產觀眾們而言，影片展現了他們很難接受的一種危機圖景：跌入逆境後，多年努力奮鬥做“人上人”的夢就這麽碎了，最終生活品質全方位降級，還得窩起尾巴“和自己妥協”……看了電影，也隻能讓他們感到鬧心。
這就屬於是底層和中產兩頭不落好了。這樣的電影不受市場歡迎，或許才是合理的市場結果。
有缺陷且遺憾，但也不必一棒子打死
最後再說說影片被詬病的另一層“批判性不足”：隻有對騎手“苦”“難”的展現，缺乏對社會結構、平台製度的深刻反思。網傳影片經曆了不小的修改，最終還是將歌頌普通人的努力、呼籲社會的尊重而非批判責任方作為落腳點，但在對騎手困境的展現中，已經暗含了對平台刻意引導內卷的批判，沒能直白展開，大環境如此，其實也不好太過苛求。
將電影的“功”和“過”擺在一起看，徐崢的創作性格並非“高大完美”或“市儈投機”兩級，而是一個“有些心機但也懂得悲憫、懂得悲憫但也有些心機”的影壇“小市民”。
而《逆行人生》恰好翻車，則是徐崢和電影的這種矛盾性，在當下不乏怨氣的網絡環境中引發了眾怒。這樣的評價和結果，既不公平也很公平：徐崢沒有那麽大奸大惡，但觀眾有權憤怒。
這樣這樣電影撲街、觀眾也不爽的局麵，隻能說是令人遺憾——不過至少，外賣騎手辛苦工作的過程能借著電影被更多點餐者看見，或許能讓生活中少一些戾氣、多幾分平和善意。能起到這個作用，就不能說《逆行人生》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文/阿拉紐特）
這種論調太有殺傷力了。無論它是扒開了主創們真實的雞賊用心，抑或隻是缺乏根據的有罪推定，都很容易激起廣大群眾對電影的反感。
當然相對的，網上也出現為《逆行人生》辯護的觀點：一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沒看過電影的情況下就“盲狙”其價值觀，未免太過武斷；二來，商業電影本就是隻有富人才有能力拍，知名的演藝人士的確生活優渥，但他們演窮人是演，演富人也是演。如能拍好、演好普通勞動者的辛酸苦辣，也能起到反映現實、撫慰人心、助力改善現實問題的積極作用。
不過話是這麽說，《逆行人生》無論怎麽做，其路人風評都很難擺脫爭議的陰影了。問題的根子在於，用商業片規格拍此類較為敏感的題材，本就是難趟的“地雷陣”。
這和外賣騎手的職業屬性是強相關的。就是徐崢本人，過往也演過不少次生活不易的普通打工人，但那些作品，卻未引發過《逆行人生》這麽多的階級爭議。原因是他之前電影中的普通人主角，並不強調其具有鮮明辨識度的職業屬性。
外賣騎手則不同。作為興起時間不算太長、但從業人數眾多、覆蓋麵廣的體力勞動，由於其工作性質，“社會能見度”極高，外賣騎手所麵臨的困境也更容易受到媒體和輿論關注。
同時由於騎手從業門檻低，又往往成為人們找不到工作或失業後的保底選擇，具有“就業蓄水池”屬性，從而更容易令人聯想到當下不太景氣的就業環境。
這時候生活光鮮富足的明星們來扮演外賣員，很難讓人相信他們能對普通勞動者的累、苦、就業難有切身體會，很容易踩中真實打工人的神經。
一早就被激怒、勸退的網友，對影片的負麵看法已經根深蒂固，很難被扭轉。但就片論片，《逆行人生》到底是不是一部優秀的現實題材電影？這個標準的評定，大概應該同時包含兩方維度。
一是對於影片所聚焦的外賣行業和身處其中的真實騎手個體，有沒有做到真實刻畫、反映他們的生存狀況和精神世界？有沒有對不合理的製度、結構做出思考，而非隻是是浮於表麵地擺慘、消費底層苦難；二是對於這個故事另一端的主角——在社會大環境下跌落的城市中產精英，能否客觀描摹出巨變之下，他們真實的心理壓力、精神和經濟困境，如何找到“逆行”的力量？而非隻是靠“主角光環”的大團圓雞湯。
對騎手群像的塑造有現實主義質地
看完電影之後我們可以說，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有，但也沒有。
先說“有”的這方麵，也就是《逆行人生》凝結了現實主義文藝精神、寫實且動人的方麵。
故事設定，是大廠程序員高誌壘（徐崢 飾）中年被裁，身為家庭支柱的他上有老下有小，為按時還上房貸保住房子，被迫成為一名外賣騎手。在自己適應新崗位、體會到種種勞動之苦的同時，也和同站點的騎手們結下了深厚友誼，並了解了他們每個人的酸甜苦辣。
影片的主線，是從大男主的視角和身體出發，展現他從技術中產“階級滑落”到外賣員後的工作狀態、心理變化，以及最終找到人生新方向的柳暗花明。但在主線之中，又穿插、潛入了高誌壘同事們的浮生百態，塑造了為生活勤懇努力的騎手群像。
現實題材電影最忌諱閉門造車，將被描寫對象的工作和生活細節拍得懸浮、失真。而《逆行人生》雖也運用了一些戲劇化手法，但片中展現騎手工作細節的豐滿程度，尤其是騎手們遇到的種種工作困難，都說明，電影至少是做了足夠的調研。
高誌壘起意去做騎手的契機，是因為長時間投簡曆找工作無果，走投無路時偶然在街邊遇見青年騎手楊大山（鄔家楷 飾）的直播，得知他一個月能賺12700元，而同站的最強騎手大黑（馮兵 飾），甚至能跑到17000元。
但在高入職之後，卻發現騎手的錢真的難掙：同事間、站點間、平台間一切以績效為準的冷酷競爭，日常工作時長超14小時；路況和門牌變幻莫測；為了更快的取餐和送餐速度，需和外賣商家、商場小區保安、甚至宿管阿姨搞好關係；無論如何要避免差評，否則懲罰相當嚴厲……
而包括高誌壘在內的騎手們，也麵臨著除了單純“累”之外的更多壓力甚至危險：客戶無理取鬧甚至羞辱自己時，為了不得差評，隻能放下尊嚴忍氣吞聲；無論路況如何混亂都必須按時送到，為此不惜違反交通規則，將自己置於風險之中；還沒有五險一金，必須自購交通險；平台強製要求定期刷臉的“微笑計劃”，逼迫著騎手在車禍被撞後，也要擠出虛假的笑容通過驗證，更是荒誕至極，將平台資本主義的壓榨、異化本性扒了個幹淨……
還是用那個經典標題就能概括：外賣騎手，困在係統裏。
在讓觀眾看見騎手“難”和“苦”的方麵，《逆行人生》的答卷是合格的。
同時，騎手也隻是百業之一，《逆行人生》的人物塑造，其實也是中國廣大中下層城市勞動者的一幅群像速寫。
這裏有為迎娶女友攢錢的楊大山，有為朋友治腿一天跑16個小時的大黑，有為女兒治病異地漂泊、平時極盡儉省的老摳（王驍 飾），有一家三口都在做騎手，但仍笑臉嗬嗬的老張（張占義 飾），有年輕的單親媽媽仇曉敏（劉美含 飾）……
站點內南腔北調的騎手們，大多出身底層，沒接受過良好教育，但他們勤勤懇懇奮鬥的樣貌、苦難壓不垮的生命力、追求更美好明天的信念、對朋友善良樸素的江湖義氣（盡管片中也有不那麽和諧的同業嫉妒）、對家人的偉大責任感，也正是中國廣大城市務工人員的典型品質，是時代精神的一部分。
從這些值得肯定的方麵看，《逆行人生》的創作，不能說沒有“現實主義”的質地和品格。
病根是俯視的角度，底層中產兩頭不落好
但是，《逆行人生》對騎手困境的揭露、對城市勞動者形象的塑造雖有可圈可點之處，在男主高誌壘這一“主視角”的設定上，卻犯了“居高臨下”的大忌。這無疑是在看過電影的所有批評意見當中，被提到最硬的硬傷。不僅暴露了影片在立場和價值觀方麵的先天不足，更是大大削弱了影片對底層勞動者關切的真誠性。
問題具體出在哪裏？
在片中，高誌壘是同濟大學畢業的高學曆、高技能人士，互聯網大廠的中層管理人員，在四十多歲的年紀被“優化”，這樣的命運設定，無疑切中了“程序員35歲下崗”的社會熱點。
而“送外賣”無疑是另一熱點。影片為了將這兩個“流量短語”嫁接到一起，讓技術中產轉行外賣騎手的選擇得到合理解釋，在劇作層麵給高誌壘疊了太多的debuff，強行使他的命運斷崖式下墜，這種過分“湊巧”的戲劇化的設計，太刻意、失真了。
要知道，高誌壘在被裁時曾稱自己在職十一年，公司要賠七十多萬遣散費，推算他的稅前年薪至少在五六十萬級別，就算失業，也不至於立刻如此拮據——但他偏偏攤上了一年前P2P（一種互聯網金融產品）爆雷、積蓄清零的黴運。
而且失業的同時，高誌壘又正好碰上父親重病和女兒入學國際學校兩件大事，父親在院要用ICU和醫保報銷不了的天價進口藥，急需用錢。為此，高誌壘放棄了和公司進行勞動仲裁，接受了公司隻給三十萬遣散費的剝削性報價。
而當父親出院後，對高誌壘而言真正最緊迫的，還是每月一萬五的房貸缺口繼續填補，因而，才出現了高誌壘為了一個月2500的“單王”獎金舍命送餐的淒慘局麵。
這時觀眾不禁要疑惑了：依常理判斷，高誌壘在影片後程明顯已成為業績靠前的騎手，努努力能夠到月入15000的門檻，從而保住房子、避免300萬的買房成本沉沒。即使他的月薪還不到15000，開銷上的虧空也不至於太多。
但影片高潮處高誌壘渴望得到的單王獎金，卻成為解全家燃眉之急的唯一稻草，這對於一部標榜“現實主義”的電影而言，實在太過失真——難道真的窮盡了其他選擇了嗎？例如全家人真就找不到能借一些錢（少至幾千，多也不過三五萬）填補短期房貸缺口的親友，最終隻能眼睜睜接受被迫搬離、且損失三百多萬房價差的悲慘結局？
影片把原本可能有多種解法的困難，收縮成一種機械的單線可能性，即隻有高誌壘拚盡一切拿到單王獎才能破局。不僅如此，還將種種黴運“恰巧”同時疊加在這位中年男主身上。比如，送餐過程中不止一次遭遇車禍受傷；新手期碰到的全是“人性盡惡”的難搞客戶；撞上三輪車，對方說自己拉的全是文物要他賠5000多，這位曾經的高知不驗證、不講價，毫不猶豫就把自己一家人的“生存錢”轉給對方……隻想問，失業的同時也會“失智”嗎？
這種極端簡化的戲劇性設定，暴露的是劇作上“為慘而慘”的懶惰思維。
以上種種，使得高誌壘階層“斷崖式滑落”的過程，顯得並不十分可信。因此，影片雖然濃墨重彩地渲染了男主角進入騎手行當後的灰頭土臉，刻畫了他“從孔乙己到駱駝祥子”的心態變化，但在大多數觀眾心中，徐崢的角色底色還是遭遇中年危機的中產小市民，和其他角色扮演的騎手，並非屬於同一個世界。
事實上，從片中多次或明或暗地強調基於優越感和羞恥感的職業鄙視鏈，從“虎落平陽”的高誌壘視角看騎手群像，那種“變形計”“微服私訪”“落凡塵”的高位感並未被完全消除，而還是非常頑固。
結尾高誌壘因自己開發的便捷騎手小程序，能力又被公司總部看中，或將重回白領階層的“逆襲”設定，也諷刺地暗示這半年多的騎手生涯不過是插曲式的“下放鍛煉”——甚至糖尿病也由於體力勞動被輕易治好，可真有一種“夏令營改造”的感覺。
也正因如此，《逆行人生》的視角就不可能是真正沉到底層的“平視”。又由於徐崢的銀幕形象本就有狡黠、市儈的一麵，普通勞動人民很容易機警地察覺到“他不是自己人”。說到底，這是一部很難讓勞動者感到創作者與自己情感親近的電影。
總之，在《逆行人生》細微但並不難被感知到的階級錯位中，在某些過度煽情的橋段設計之中，徐崢和《逆行人生》暴露了其駕馭現實題材的重大弱點：有對普通人生活的敏銳觀察和樸素同情，但又洗不掉中產階層的精明和酸氣；熟習精準匠氣的劇作技巧，但又避免不了濫用類型化手法，且不說片中車禍就有好幾次，最後硬造出來的“單王爭霸賽”高潮，更是極端浮誇……
寫底層的現實主義創作，最需要完全“貼地”的姿態和心靈的坦誠。徐崢在這兩方麵還是差了一些，做到了“到群眾中去”，但終究很難讓人相信他是群眾的一員。
進一步說，即使他在創作中確實抱有真誠的善意，但這種居高臨下的觀察視角，也很容易生產出景觀式的“苦難”。現實生活中的底層勞動者，未必特別需要這種精英體驗生活後產生的憐憫和同情。
對於他們而言，能以騎手身份自食其力在大城市獲得遠高於老家的薪水，生活也未必都像《逆行人生》裏描繪的那樣，盡是悲苦的滋味。把他們如此用力地往“慘”裏拍，反倒可能會激發“我們不需要你可憐”的反感，討不著他們的好。
而另一方麵，對於中產觀眾們而言，影片展現了他們很難接受的一種危機圖景：跌入逆境後，多年努力奮鬥做“人上人”的夢就這麽碎了，最終生活品質全方位降級，還得窩起尾巴“和自己妥協”……看了電影，也隻能讓他們感到鬧心。
這就屬於是底層和中產兩頭不落好了。這樣的電影不受市場歡迎，或許才是合理的市場結果。
有缺陷且遺憾，但也不必一棒子打死
最後再說說影片被詬病的另一層“批判性不足”：隻有對騎手“苦”“難”的展現，缺乏對社會結構、平台製度的深刻反思。網傳影片經曆了不小的修改，最終還是將歌頌普通人的努力、呼籲社會的尊重而非批判責任方作為落腳點，但在對騎手困境的展現中，已經暗含了對平台刻意引導內卷的批判，沒能直白展開，大環境如此，其實也不好太過苛求。
將電影的“功”和“過”擺在一起看，徐崢的創作性格並非“高大完美”或“市儈投機”兩級，而是一個“有些心機但也懂得悲憫、懂得悲憫但也有些心機”的影壇“小市民”。
而《逆行人生》恰好翻車，則是徐崢和電影的這種矛盾性，在當下不乏怨氣的網絡環境中引發了眾怒。這樣的評價和結果，既不公平也很公平：徐崢沒有那麽大奸大惡，但觀眾有權憤怒。
這樣這樣電影撲街、觀眾也不爽的局麵，隻能說是令人遺憾——不過至少，外賣騎手辛苦工作的過程能借著電影被更多點餐者看見，或許能讓生活中少一些戾氣、多幾分平和善意。能起到這個作用，就不能說《逆行人生》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文/阿拉紐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