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可能因為讀到一二有關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帖子，心裏就浮現出這樣一個說辭：曆史的垃圾時間。
是的，曆史，垃圾時間，曆史的垃圾時間。
在勃列日涅夫當政的近二十年裏（1964－1982），新沙皇帝國四麵出擊，甚而有壓倒山姆大叔之勢，但我們今天憑著“後見之明”的優勢，卻不難知道，那個泥足巨人隻是貌似強大，內部已困難重重。尤其1979年入侵阿富汗，更令整個帝國陷入泥潭。不妨說，1989東歐劇變，1991蘇聯崩潰，就是從1979開始的。
我願意不避主觀地說，1979之後，就是蘇聯的垃圾時間了，戈爾巴喬夫隻是讓這段垃圾時間早點結束罷了。
我想，“曆史的垃圾時間”這個說法，絕不止適用於俄羅斯的曆史，絕不止適用於當代史。
先來看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末尾一段：“自鹹通以後，南詔侵邊，唐財政及內亂頗與明季之“遼餉”及流寇相類，此誠外患與內亂互相關係之顯著例證也。夫黃巢既破壞東南諸道財富之區，時溥複斷絕南北運輸之汴路，藉東南經濟力量及科舉文化以維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傾覆矣。史家推跡龐勳之作亂，由於南詔之侵邊，而勳之根據所在適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嗚呼！世之讀史者儻亦有感於斯言歟？”
所謂“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是《新唐書·南詔傳》執筆者宋祁的話，意謂唐朝最後雖亡於朱溫之篡（907），但實際上是亡於黃巢之亂（878），甚至可說亡於龐勳之亂（868）；而陳寅恪強調，龐勳、黃巢之亂摧毀了東南地區的經濟以及南北的交通，致使唐朝統治喪失了經濟基礎，則是為宋祁的話增添了現代實證史學的理由。
這麽看來，868之後，尤其是878之後，就是唐代的垃圾時間了。
再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同樣是全書的結尾：“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麵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因此我們的故事隻好在這裏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曆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在黃仁宇看來，1587，萬曆十五年，明朝曆史就已結束了。照他的“大曆史觀”，其潛台詞其實應該是：與此同時，中國曆史也結束了。剩下來的，包括滿清三百年在內，都已喪失了曆史的“意義”，都隻是曆史的垃圾時間罷了！
很久以前，我就寫過一篇《黃仁宇“大曆史觀”批判》，批駁過其史觀，這裏且不細說。我隻想就事論事地強調一點：將1587定為明朝的終結之年，顯然是太早的。要知道，在此之後，明室還有能力在三個方向分別開戰，即寧夏之役（1592）、朝鮮之役（1592－1593、1597－1598）、播州之役（1599－1600），是為“萬曆三大征”。這三場硬仗，大體都算是打贏了，明朝軍事上的表現，至少是勝過蘇聯在阿富汗的。
那麽，明朝走到了哪一步，才算是完全無力回天了呢？或者更合理的節點，應該在1630，即袁崇煥被殺的時候吧。那樣的話，從1630崇禎自毀長城，到1644崇禎自殺煤山，就是明朝的垃圾時間了。
當然，古今中外，曆史無限，這樣的例子其實俯拾皆是。西周覆滅之後，平王東遷洛陽，史稱東周，但實力上隻是一個小國，有如今日的梵蒂岡——東周名義上超過了五百年，但其實隻是周朝的垃圾時間！高平陵之變（249），司馬懿一舉剿滅了曹魏勢力，此後至常道鄉公曹奐禪讓（266），自然是曹魏的垃圾時間了。關原之戰（1600），德川家康勝勢已定，此後至豐臣秀賴在大阪城切腹自殺（1615），就是豐臣政權的垃圾時間了。
就是這樣的，曆史跟競賽一樣，免不了有很多垃圾時間的。當是時，大勢已定，敗局難挽，無論如何努力，都隻是徒然的掙紮，隻能求盡量體麵地收場而已。
那麽，不幸而遭遇垃圾時間的人們，又該何以自處呢？是不是要跟時間的垃圾同歸於盡呢？
我以為，曆史之大是一回事，個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曆史的垃圾時間裏，個人在政治上固然已束手無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繼續放飛自我的。
事實上，以中國曆史之長，中國人應對垃圾時間的經驗也很是豐富。孔子有謂：“無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實為深具處世智慧之言。“無道則隱”的“隱”，看起來很古典，說穿了就是世俗所謂“躺平”，借用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的概念，也可說是“退出”（Exit）——當“呼籲”（Voice）已然無效，個人就隻能選擇“退出”了。無論是“隱”是“躺平”還是“退出”，都可視為對垃圾時間的一種拒絕。
我們都知道那部日劇：人生總有不如意的時候，那樣的話，也不必勉強自己去努力，就把這當作神賜予我們的悠長假期吧。那麽，假若遭遇了曆史的垃圾時間，那就Exit好了，那就把曆史的垃圾時間當作文化的悠長假期好了。
所以我們看到，在大唐王朝的垃圾時間裏，失意的皮日休，落第的陸龜蒙、羅隱，遠走西蜀的韋莊，逃避後梁的韓偓，都各自擁有了他們的悠長假期，並煥發出異樣的文化光彩。
魯迅曾在《小品文的危機》一文裏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糊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芒。”而就算被魯迅看低的詩，也非無可觀。我曾在《反讀書記》裏寫過：從《資治通鑒》來看唐末，是一個黑暗的世界，但從詩詞來看唐末，卻是一個華麗的世界，“前一種記錄是真實的，後一種記錄也非偽造。那是一個分裂的時代，時代分裂為兩個世界：最陰暗的世界，最華美的世界。一個曆史的平行宇宙。也許，正因為政治社會太過陰暗，這個時代才更需要太過華美的文字吧！有個別人，成為這一曆史平行宇宙——最陰暗的世界與最華美的世界——之間的接口。比如韓偓，在陰暗的政治世界裏，他是忠臣，逆時代而動；在華美的文學世界裏，他是豔詩寫作者，與時代同歡。”這些話，也可以拿過來，形容唐朝這段垃圾時間兼悠長假期的。
所以我們也能看到，在大明王朝的垃圾時間裏，那個被黃仁宇宣判為“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的年代，才子和誌士卻與秦淮河上的美人譜寫了風月史上的華章：侯方域與李香君的離合，早早引出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冒襄為董小宛留下了《影梅庵憶語》；吳偉業為卞玉京留下《琴河感舊》和《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還有餘懷的《板橋雜記》，更可謂一部秦淮佳麗的集體傳記，他在自序裏斷然地表示：“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係，而非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至於錢謙益與柳如是、龔鼎孳與顧橫波的傳奇，直到二十世紀，還能讓偉大的曆史學家為之樹立起文字的紀念碑：陳寅恪寫出了《柳如是別傳》，孟森也寫出了《顧橫波考》。這一份香豔，這個文化的悠長假期，不也是明朝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的光彩嗎？
曆史的發展與文化的發展不是均等的，其結束亦然，文化的迸發往往要滯後於曆史。此所以當曆史進入垃圾時間之後，仍可以成就一段文化的悠長假期。
就在這篇文章快寫完時，友人遇齋戴新偉傳給我一幅字，是他抄錄的一首詞，南宋張元幹的《瑞鷓鴣》。詞曰：“白衣蒼狗變浮雲，千古功名一聚塵。好是悲歌將進酒，不妨同賦惜餘春。風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須我輩人。雨後飛花知底數，醉來贏取自由身。”這首詞原有個題目“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韻”，“胡邦衡”即胡銓，因反對秦檜和議而被貶新州（今廣東新興）、吉陽軍（今海南三亞）；胡在新州時寫了首《瑞鷓鴣》詞，張元幹輾轉得見，感慨係之，遂有此和作。不知為什麽，我總覺得“不妨同賦惜餘春”、“臭味要須我輩人”以及“醉來贏取自由身”這幾句，好像都可以給“文化的悠長假期”這個說辭做一注腳。
還有，我們熟悉的“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不就是陳三立的悠長假期嗎？“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不就是魯迅的悠長假期嗎？
最後我想說的是，曆史太長，人生太短，絕不可以浪費。曆史總是有垃圾時間的——但人生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