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四通橋事件發生之後，郭藝（Edith）在北京市地鐵站的兩個公共廁所內張貼了聲援四通橋事件、反對疫情封控政策的海報，並用馬克筆在廁所牆上寫下“我們看見了”、“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核酸要吃飯”、“和平抗議，不再沉默”等口號。
2022年10月，Edith在北京市地鐵站的兩個公共廁所內張貼四通橋事件聲援海報，並寫下抗議口號。
一天之後的深夜，警察排查到她，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將她從家中帶走，此後，她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和第一看守所待了四個月（見“Women我們”往期文章），於2023年2月離開了看守所，回到朋友們身邊。今年2月，她的取保候審期限結束，決定離開北京，去國外繼續上學。
郭藝在新疆出生長大，上大學之後來到北京。她說，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性少數，這樣的成長經曆讓她很自然地關心邊緣人群的處境。被捕的時候，她剛剛本科畢業，金融專業的她並沒有從事相關工作，而是去了一個服務流動女工的機構。那個時候，她的頭發是像鳳凰花一樣的火紅色。但去了看守所之後，她的紅頭發被剃掉了。
過去一頭紅發的Edith。
去廁所貼海報並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結果。她幾乎沒有做任何安全和風險的考慮。四通橋事件之後的網絡噤聲、大學裏禁止學生使用打印機、活動被叫停，這些令她憤怒的事件像浪一樣，一層一層拍進她的生活裏，將她推向那個時刻。
近期，“Women我們”專訪了郭藝。談及她被捕的過程，郭藝說，她很意外地發現，很多親近的朋友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也有朋友不好意思問她，但她其實很願意講述，講述是療愈的一種方式。而麵對曾經的報道爭議，她說，她更傾向於公開，但也理解無法自由溝通的情況下，朋友們的兩難。
她分享了失去自由之後和回歸日常的心路曆程，也主動提到希望實名接受采訪，因為，“我可能會覺得實名還是讓我感覺更有力量一些吧”。
下班的路上，突然決定要去貼“四通橋”海報
Women我們：當時你為什麽要去做這件事？具體是發生了什麽事情？
Edith：事情的起因是四通橋。四通橋事件發生當天（2022年10月13日），我其實沒有很大的波瀾。但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我發現我工作的社區完全沒有被四通橋影響，沒有人談論，但那個社區裏，很多住在五環六環的人們，其實是受防疫政策影響最深的。如果她們都不討論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割裂的。
真正讓我感到生氣的一件事，是我在學校微信群裏看到不讓同學用學校的打印機。我就開始在閑魚上看打印機，看了一個下午，新室友剛好要搬進來，她有一台打印機，我就沒買，這個事情就放下了。
一直到我的事情發生的那一周（2022年10月16日到22日），我們機構原本周末要做開放日活動，每個月都會做的，邀請大家來參觀，聊聊天。但那一周突然接到警察電話，警察問你們是不是要做一個女權相關的活動，你們別辦了。那一周是二十大，他們就直接說你別做這個了。
其實那個周末我們活動特別多，大家壓力挺大的，同事還在調侃說少一個活動可以輕鬆一點。但我就特別生氣，你知道這是一個可以預見的事情，但是真的發生之後，還是感覺踩到你臉上了，我還是有點受不了吧。
我記得那一天（2022年10月19日）特別冷，北京的秋天讓人特別難以忍受。在一個很寒冷、沒有陽光的下午，我就覺得活不下去了，但又沒想好要做什麽，我就先下載了那些海報，網上當時已經有關於四通橋事件的海報資料包了。我在機構做活動的時候，剩了一些馬克筆和膠帶，我就先裝到包裏了，我沒有具體的計劃。
那天下班之後，在公交車上，我才下定決心。我很難說我具體在想什麽，我就是一直在醞釀情緒。其實那個時候海外或國內已經出現了一些在公共場所貼海報的事情，也已經發生了有人在小西天電影資料館噴繪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能幹什麽，隻是沒有想好具體怎麽做。
2022年10月15日，匿名抗議者在中國電影資料館小西天店男廁噴塗的標語和海報。（圖片來源：推特）
一直到下公交，進了地鐵站，剛好路過一個女廁所，我就拐進去了。反正我就先貼了海報，海報上是四通橋事件的照片和介紹，又掏出馬克筆寫了字，寫什麽都是我現想的，我還拍了照。然後我就去坐地鐵了。
我要在惠新西街南口那裏轉地鐵，我又去了那個口的廁所，幹了同樣的事情。這真是一個沒有計劃的事情，突如其來的，我當時就是覺得需要做點什麽，我才能活下去。我也沒有想更多，沒有太評估風險。風險就是你知道可能會發生些什麽，但是之前在我身上發生過最嚴重的事，也就是我去蓬蒿（劇場）塗鴉，警察帶我去做筆錄，威脅說要給我做精神鑒定，但這個事情後來也沒下文了。
蓬蒿劇場外牆上噴塗的“性騷擾”字樣，彼時蓬蒿劇場創辦人王翔被多人指控性騷擾。（圖片來源：蓬蒿劇場公眾號）
警察跟我說，我被彭立發騙了
Women我們：從貼完海報到你被帶走，這中間過了多長時間？發生了什麽事情？
Edith：一天一夜。貼完海報的第二天白天，正常上班，回家之後我就睡了。警察來的時候，我的室友在客廳，她們完全不知道我做了什麽。開門之後進來了一批警察，他們直接來我的房間，讓我換衣服，說疫情流調。我清楚，肯定不是疫情流調。
那天下班的時候，不是白天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嘛！我就又打印了一批海報回來，貼了一些在我的臥室裏。第三天我要去北京大學第六醫學院複診，我計劃是去醫院再貼一遍，我就把海報放在了臥室的桌子上。他們估計是看見了這些海報，就直接說，“不用找了，就是她”。
他們又打電話叫來第二批警察，前後一共十幾個人，但隻有一個女警，後來她就負責看著我換衣服、上廁所什麽的。來的警察問了很多問題。一開始搜的時候，就問“你是不是女權主義者”，有一個警察一眼就看到我牆上一份英文購物收據，那是我在一個維吾爾族人的網站上買的一些商品，一個漢字都沒有，隻有logo和收據，我不知道為什麽他一眼就看出來了。他就讓我把這個網站上買的東西拿出來，之後就收走了一批。
Women我們：當時被帶走的時候，你會感覺到接下來要發生什麽事情嗎？
Edith：不會，我一直都特別冷靜。他們把我帶去做筆錄，一直做到第二天下午，我得去醫院開藥，開完藥之後，又繼續做筆錄。其實當天晚上就應該要把我轉去看守所的，不然會超過24小時。派出所的人一直催，但國安的人不怎麽理他們，還是一直問。後麵不知道怎麽回事，他們就放棄了時間管理。我聽警察聊天說，他們不想半夜送我去看守所，因為看守所會不高興。
筆錄做到後來，我就非常想結束問話，非常困，甚至在椅子上睡著了。那些警察就說，你再堅持一下，馬上就可以去看守所睡覺了。所以我當時一直在想，看守所是一個可以躺著睡覺的地方。
Women我們：問話是圍繞著什麽問呢？
Edith：當時有三個不同的部門，轄區派出所、國安、和反恐特警支隊。
他們問話的方向不一樣。國安主要是問涉及境外的，比如你怎麽開始用VPN，用VPN幹什麽，有沒有收境外的錢？反恐特警支隊會問我一些涉及新疆的東西，因為我買的那些東西涉及到疆獨，有一些東突厥斯坦的旗幟，有一個商品是直接在地圖上把新疆給分出去了，還有解放維吾爾人的標語之類的。那個警察說，“你知不知道，如果這些都實現的話，以後你回家就要用護照了？”派出所主要問我有什麽朋友，參加過、組織過什麽活動這些。
警察還跟我說，我被彭立發騙了，他很間接地跟我說，彭欠了賭債，是收了一大筆錢財幹這個事情的。他們還很想跟我辯論防疫政策，覺得我不支持中國的防疫政策，那就肯定是支持美國的，於是就跟我說美國死了多少人之類的。
我其實有非常真誠地跟他們分享我的成長經曆，講我為什麽要做這些事情。他們給我的反饋是，我聽不懂，你好好說，說些能聽懂的。
Women我們：你跟他們講你在新疆的成長經曆嗎？
Edith：對，他們會問你為什麽要支持維吾爾人？我說我作為一個成長在新疆的少數民族的女同性戀，會很自然地關心邊緣人群。後來在去看守所的路上，有一個送我去的警察跟我聊天，他說：“我現在不是以一個警察身份來問你，我也沒有做筆錄，你就告訴我，你為什麽要幹這些事情？”我說咱們能別聊這個了嗎？因為我當時已經發現我們聊不通了。
上百名“四通橋”抗爭者並案處理：“你們這一批人都是有知識的人”
Women我們：你說你進看守所之後發現被騙了，為什麽？看守所裏麵是什麽樣的？
Edith：在派出所的時候，他們還是挺尊重我的，覺得我是一個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年輕女性，覺得我可能是被騙了，被利用了。他們會盡量滿足我的要求，比如我抽了所有警察的煙，去看守所的路上，那個警察想送我一程，在加油站的便利店給我買了咖啡。
總之都還是一個有商有量的過程，但進了看守所之後，我就開始接受一係列的規矩。
我一進去就跟人吵架了。監室裏有一個“頭板”，是每個監室裏被管教選出來管其他人的在押人員。我們吃飯的時候，所有人都是蹲著吃，把飯放在坐板的邊緣，我研究了一下監規，發現一百二十八條裏麵並沒有規定說不能坐在地上吃。然後我們倆就吵起來了。管教就在喇叭裏跟我喊，要蹲著吃飯，這條雖然沒有寫出來，也是看守所的規定。
剛進去之後，我覺得處處都在被控製，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我隻能接受。
有一些特別具體的規定，我完全不能適應。打飯的時候要說師傅好，我說不出口，我就說，你好。要跟管教說管教好，要跟醫生說醫生好，我也說你好。大概就是一個很別扭的狀態。
Women我們：很像幼兒園管教小朋友。你怎麽跟他們吵架呢，我很難想象你跟人吵架是什麽樣子的？
Edith：其實還是爭執吧。剛剛進去的時候，管教交代我說，不要跟其他人聊我的事情。他傳遞給我的信息是其他人都是壞人，都比我嚴重。我也不知道分享的邊界在哪裏，我也不知道講了之後實際上有什麽影響，包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個人在監控後麵24小時聽著大家聊天。
班長一直覺得我是個刺頭，又不服從管教。後來她知道我是清華的，就突然理解了我怎麽一直摳規定的字眼，她可能覺得大學生就是這樣的，還開玩笑說，你要是早進來幾天，就可以幫我們寫二十大感想了。我進去的時候剛好是二十大閉幕。
有一天典獄長來巡邏，到我們監室到時候，他就點了我的名，然後跟我說，“你們這一批人都是有知識的人，你們也清楚你們自己的事情，爭取好好表現，早點出去。”獄友聽到之後就問，你們怎麽是一批人，你們到底幹嘛了。那個時候我才知道還有一批人跟我是相同的處境。
Women我們：你那個監室裏有一批人都是像你這樣的？
Edith：不是我們監室，他的意思是北京因為四通橋的事情抓了一批人。
後來負責我的派出所警察也跟我說，他們還抓了一個男生，跟我是一樣的情況。我的律師也跟說，四通橋這個案子並案了，可能抓了有上百人（“Women我們”沒有其他的信源可以核實這一信息），但跟白紙不一樣的是，他們並沒有給我們編號，我在裏麵的時候，還是可以被叫自己的名字。我出獄之後，重新去看了小西天塗鴉事件的照片，在照片裏麵看到了一個來過我家裏的警察。
元宵節過後，有一個“三看”的姐姐也轉來了“一看”，她過來跟我說，她對我的印象還挺深的，因為我個子很高，每次走過去的時候，都能透過玻璃看到我。她跟我說，“你走之後，監室裏又來了一個跟你一樣的人”。我還想，什麽叫跟我一樣的人？她說，那個女生也跟我們講了什麽橋的。她還說多虧你們，現在疫情才能結束。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也不確定那個女生是誰，是不是因為類似的原因才被抓的，但我當時很受觸動。之前律師會見之後，我有跟監室的姐姐們轉述律師告訴我的烏魯木齊火災和白紙的事情，但當時我也不知道這兩件事意味著什麽。那些姐姐們都在看守所裏待了很久，其實跟疫情防控政策都沒有什麽關係，她突然講這樣的話，無論是情感上還是認知上，都挺衝擊我的。
新冠危機中的看守所：《夢華錄》、“二寶”和提拉米蘇
Women我們：你當時在看守所裏麵，接收到的信息是什麽樣的？對於自己到底什麽時候可以出來這件事有一個預期嗎？以及，你會想外麵的世界正在發生什麽嗎？
Edith：這個是到後麵讓我有一點崩潰的事情。我進去的前二十幾天是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這個看守所之前是個男性看守所，疫情之後專門辟了幾個女監，做臨時隔離。後來我被轉去第一看守所了，我當時很不相信這件事，因為“一看”是一個沒有人性的地方，所有規矩都是北京最嚴的，裏麵關的都是特大型案件人員。我大概十一月初轉過去，才慢慢適應那邊的生活，突然白紙運動就發生了。
我們當時不知道是白紙。有一天夜裏突然把我們抓起來做核酸演習，接著整個看守所都封閉了。從那天開始，幾乎沒有人進到看守所裏麵，之前每天都會來的打飯阿姨、醫生、回收垃圾的大爺，都見不到了，管教我們也見不到了，他隻在喇叭上跟我們喊話。我們所有人的反應都是，可能疫情又嚴重了，管控升級了，與此同時江澤民死了。
在江澤民死之前，我們看完新聞聯播可以看北京衛視的《夢華錄》，這個電視劇是我們監室裏一些姐姐等了一年才等到的一個古裝愛情劇，大家都挺期待的。江澤民死了之後，每天《新聞聯播》都播一個多小時，念治喪委員會的名單，然後就開始放抗戰片。
《夢華錄》就沒有看完，也不知道什麽結局，大家特別壓抑，每天都有人崩潰。十二月初的時候，監室裏陸陸續續開始有人感染新冠。我們還以為是流感。你每天都能感覺到：求醫問藥的時間變長了，醫生那邊好多人排隊。但是管教就告訴你這是流感。
又過了一段時間，北京電視台有一個節目《我是大醫生》，裏麵列出了新冠幾大症狀。我們一聽，這不就是我們的症狀嗎？有一個姐姐提出來了，但是其他人都嗤之以鼻，我們都被隔離成這樣了，怎麽可能是新冠。
那段時間所有人都特別崩潰，不能見律師，也見不到管教，獄友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緊繃，又沒有暖氣，大家很冷，又得遵守特別嚴苛的規定，產生了很多的互相指責。
那段時間我也受不了了，律師沒辦法告訴我到底是什麽情況，當時我還在等做精神鑒定，但同監室的人跟我說要等好幾個月，甚至半年一年的，到最後我都快放棄了，我沒有辦法給自己一點希望。
一直到快新年的時候，才有一些好轉。我見到了律師，她搶到了開放會見之後第一個號。她告訴我，疫情政策改變了，她援引了改變之後的疫情政策，去跟公檢法機關說，我這個事情和現在的疫情政策是吻合的。她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好信號。
她還給我描述白紙，先講了烏魯木齊火災的事情，然後說一些大城市的年輕人走上了街頭去紀念。我回去之後還跟獄友講了這些事情。律師跟我說，那些年輕人被問話了。又過了幾次律師會見，律師跟我說，現在誰誰誰跟你一樣了。
Women我們：是說北京當時被抓的那些年輕人嗎？
Edith：對，我聽到這個之後，就肯定不抱什麽希望了。
我一開始跟監獄裏的姐姐講這件事的事情，她們也會說，疫情政策都變了，這肯定沒什麽大不了了。她們自己都是被判了十年之類的，會覺得我這個事情簡直太小了，肯定沒多久出去了。
後來有一個改變我狀態的事情，元宵節過後，管教把我從一級人員變成了二級人員。之前看守所裏有很多人都沒有及時轉去監獄，疫情政策變了之後，程序變快了，好多人被轉走了，監室裏輪班和值日的人突然不夠了。管教問我可不可以去值日，我說可以，我就變成了二級人員。輪班和值日主要是打掃衛生，大家睡覺的時候，每隔兩個小時，要有兩個人巡邏。管教之前一直禁止我做這件事，人手不夠之後，馬上就把我調過去了。
一級人員會被不認識的人二十四小時看著，不能自由做任何事情，必須有一個人在一米範圍之內，比如我要去接杯水，我要跟她商量，那個人跟我一起去，我才能把水拿回來。變成二級人員之後，我就能在監室裏自由走路了，上廁所也不用打報告了。
有一天吃完晚飯，我就一個人在那兒走。我突然感覺自己心跳空了一拍，然後下意識去看監控攝像頭。之前是隻要我身邊一旦沒有人，不管是我自己，還是看我的人，都會很緊張，管教在攝像頭裏麵看到了會處罰。我可以自己行走那一刻，突然有一種緊張感，我竟然在自己走。那一刻我覺得我特別傻。
我從“三看”轉去“一看”的時候，一進去他們就把我頭發剃了，我出來之後想到這件事會有一種羞恥感，這很大程度上是對我的一種服從性測試。我一開始特別抗拒的，但是管教跟我聊了一次天，我就沒有那麽抗拒剪頭發這件事了，剪完之後，她們還誇我的寸頭好看。出來之後，我再回想起這件事情，我有一種特別軟弱的感覺。我會覺得自己那時候是不是變得太逆來順受。
照片拍攝於取保後的幾天，Edith被帶回公寓和房東解約搬家。拍下照片的時候，她的頭發已經長出來了。
我知道不要自責……我後來也會想起一些時刻。比如我去給她們表演《陰道之道》，或者給她們科普一些東西，就覺得我還是有保持了自己的一部分。
Women我們：監室裏的這些姐姐阿姨，都是什麽原因進去的呢？
Edith：大多數是經濟詐騙或者非法吸收存款之類的。我在裏麵認識了一個阿姨，她比較特殊，她和她女兒都在看守所裏麵，是同一個案子，我聽監室裏其他人說，她們一起殺了女兒的老公。
監室裏麵的姐姐都有非常多的智慧。我們當時采購回來大寶，姐姐們就會做成“二寶”和“三寶”，“二寶”是加了水的，“三寶”是加了開塞露的。隔一段時間，她們就會派一個人去求開塞露，拿回來做成唇膏或者潤膚的東西。
姐姐們的創造力會讓我想要把有限的生活過好。她們會用有限的食材去做豌豆黃、提拉米蘇，其實就是饅頭屑，加上黑芝麻，豆奶粉之類的。還有一個阿姨，她應該是監室裏年紀最大的，她給我鉤了一個包，給我放內衣內褲。有時候是牙刷頭當針，有時候是采購的食物裏出現了特別適合當針的肉骨頭，我們就偷偷藏起來，至於線呢，就從衣服或者被子上拆。
取保候審：她們給我唱《明天會更好》
Women我們：你是什麽時候取保候審的？
Edith：我在做完精神鑒定之後沒幾天檢察院就來提審了。那是2023年2月份，我當時還不確定進展，又過了一天之後，他們又提我出去，那個獄警問我，你在這存東西了嗎。我當時就有預感，我可能要走了。
然後我看見了派出所的人，他們跟我說，我被取保候審了。
他們要走了擔保人的信息，還需要辦手續，我就又被送回了監室。回去之後我甚至還不確定我真的能走，但是那些姐姐們都特別激動，她們給了我好多電話號碼讓我背，想讓我出去之後給她們帶話。
我還是正常洗漱，不到最後一刻，我都不敢確定我自己能走。然後就開始看新聞聯播。之前一般有人要走，大家會在看電視之前一起唱一首《祝你平安》，那天，她們給我唱了《明天會更好》。這首歌是我們在春節聯歡晚會上唱的，我之前特別不願意參加監室裏的春晚表演，但後來聽說表演優秀的監室會給發煙，我就去了。
唱完歌之後，每個姐姐給我喊了一句祝福的話。有些人說，向前走，別回頭，還有人說，出去之後不要做金融。但走之前，我還是回頭了，我想跟她們說點什麽。我不知道要到底要說什麽，我就走了。
我們每次出去都要戴手銬，在監室門口背對著蹲下來，等著管教關門。那天我沒有戴手銬，我下意識蹲下來了，又發現不對，馬上就站起來了。
走的時候真的很有電影畫麵感，有個巨大的鐵門緩緩打開，警察把我帶回了派出所，我朋友在派出所等我。
Women我們：在整件事情中，你有因為新疆人的身份而受到更嚴格的或者更不公的待遇嗎？
Edith：一開始我還挺擔心的。因為比如貼海報這個事情，你都不知道怎麽去定義。但涉及新疆的事情，我知道是可以扣一個很大的帽子的。但後來公安提訊的時候，我發現他們還是更關心疫情政策，和我到底有沒有反對習近平。
但是我被放出沒多久之後，新疆的警察上門去找我父母，讓他們來北京把我帶回去。我當時特別生氣，我搬家去豐台區，但豐台的警察就跟我說，整個豐台都不會讓你住的。最好笑的是，警察帶我媽從新疆來北京，他們住在王府井附近，他還問我媽要不要去逛逛。
回新疆之後，我去我家附近的派出所做筆錄，我就可以聽見在那兒關押待審的，好多都是穆斯林。兩會結束之後，我就申請回北京了。
兩會結束後，Edith重新染了一頭綠發。圖片拍攝於烏魯木齊火車站。
Women我們：你跟父母的關係怎麽樣?
Edith：我第一次見到律師的時候，她說是受我爸爸的委托，我當時很驚訝，我還想說我爸媽怎麽和律師聯係上的。其實是我朋友在我的房間裏不知道怎麽找的，找到了我媽媽的聯係方式。律師還給我帶了我父母的話，大意是他們永遠支持我相信我，也希望我好好配合。
一方麵我特別感恩，在這個過程中，我父母無論是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給了我無條件的支持，給了我足夠的安全感，但律師在跟我說他們希望我好好配合的時候，我一下就哭了。我當時覺得，如果我不好好配合，是不是意味著傷害愛我的人。
我被帶回老家的時候，我爸媽說，那段時間他們都吃不下飯，也不知道我怎麽樣。我回去之後他們還很開心，至少我在身邊了。有一次我們聊天，他們覺得我沒有保護好自己，我也哭了起來，我接受了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辦法完全達成共識。我知道他們心裏是相信我的，是無條件愛我的，我想這也夠了吧。
“謝謝大家來這裏慶祝我的自由”
Women我們：取保候審的這一年裏，是怎麽度過的呢？
Edith：從新疆回到北京之後，我開始慢慢地見一些朋友。一開始大家給我發消息，我沒有回。後來開始慢慢去參加一些公開的活動，和朋友做了一部新的反家暴的戲劇，六七月的時候演出了，之後也在斷斷續續做一些事情，一整年的狀態也起起伏伏的。
2023年，Edith參與創作並出演了一部反家暴戲劇。
今年二月，我取保候審結束，再加上過生日，又是元宵節，我就在家裏組織了一個派對。我本來隻是想跟大家聚一聚，結果聚會結束的時候，我莫名其妙上去發了一個言，我講到，謝謝大家來這裏慶祝我的自由，那個時候我就沒有忍住哭了。對我來說，是真實地感覺到幸福的一刻。也是因為有朋友，才能讓我度過出來之後的這一年。
Women我們：你之前跟我說，你還是有一些時刻，感到孤獨和被拋下了。
Edith：其實被抓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特別幸運。在之前的幾年，我經常因為狀態不好就消失幾個月，朋友聯係不上我。我就想，我被抓的時候，幸虧是有室友的，室友會告訴別人我怎麽了。如果我當時一個人住，被抓了，我朋友可能真的以為我隻是抑鬱了。
我出來之後的一兩個月，白紙的被捕者還沒有被放出來，我想到她們也覺得非常難受。四月份的時候，我知道北京最後一批白紙被捕者都被放出來了。我一個人跑去亮馬河散步，我沒有經曆過白紙，我每次走過那條河的時候，那裏永遠有很多警察和警車，但我又無從想象這裏發生過什麽事情。
剛出來的時候，我看一些文學作品，或者流行文化的東西，都會不斷讓我聯想到自己在看守所裏的生活。這個事情挺困擾我的，我覺得我不能接收到什麽信息都往自己身上（帶入）去回憶，隨著時間流逝，這種情況越來越少了，但我後來意識到，一部分原因是我刻意在封閉那部分的情緒和記憶，它就會變得越來越難打開，再打開的時候，我就會有點受不了。
有一次我在陽台上，突然想起來之前在看守所吃藥的時候，我一手拿杯子，吃完之後，另一隻手必須舉起來給管教看，示意裏麵是空的，嘴巴也要打開給他看，然後按照一個方向走回座位。我發現這個動作已經刻進我的身體裏了，但是我現在已經不需要這樣去做了。
還是有很多時刻把我拉回看守所的記憶裏。有時候躺在床上，我突然會意識到，我現在躺在一個枕頭上，我有自己的床。今年春節的時候我騎自行車出門，北京街上人特比少，餐飲業也關門特別早，我騎車的時候就想到，我去年這個時候還在看守所裏，現在我竟然騎車在大街上。一開始我會有一種感恩當下狀態的感覺，下一秒我覺得我不能感恩這件事，這是我應得的自由。
Women我們：這一年裏，你跟新朋友或者以前的朋友見麵，講起這段經曆的時候多嗎？
Edith：我還挺喜歡給朋友們把它當笑話講出來的。在不同的人那裏，大家反應也不一樣，比如有一個朋友看見我的一篇訪談之後，就來跟我說，她之前一直不知道應該用什麽措辭來問，她就隻等著有一篇文章，不用她問，就可以看到發生了什麽。
但我有時候也擔心掌握不了邊界，讓對方變成一個創傷垃圾桶。
對我來說，這又是最簡單的一種講述方式，我發現做一個完整的、連貫的、有反思的表達是有點難的。我知道如果我做了這件事，我會很有能量，但我輕易做不了。我也不想忘記，我會慢慢把這件事當成一個自我療愈的工具。
有一些感受性的瞬間，比如我在看守所的時候不是經常要憋著尿嘛，我回家之後，我發現自己能自由上廁所了。我背起我的帆布包，因為在看守所的時候，我的肩膀上是沒有任何重量的，我突然覺得肩膀上背了東西，這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久違的觸感。我當時打開了語言備忘錄，想記下來，但如果我沒有做這個動作，我現在可能就忘了。
關於實名、公開與救援
Women我們：去年，大概在你進看守所兩三個月的時候，“Women我們”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你，向外界公開你的被捕。但後來文章刊發的時候，引發了不小的爭議，有一方認為救援文章是很有必要的，也有一方認為“報道”是有違倫理的，會讓你的處境更糟糕。一直到今天，關於有人被捕後，報道究竟應不應該出現，應該以什麽樣的形式和尺度出現都是一個長期爭議的問題。回頭去看，你自己在這件事上是怎麽想的呢？
Edith：很多人都很好奇，稿子究竟對案情有沒有幫助。我了解的信息是，當時警察有跟律師交代，會見的時候不要提這篇報道。律師其實有拿著稿子去試探檢察官的態度，但檢察官很冷漠地說，“你覺得這對她有好處嗎？”所以律師後來沒有把這個稿子放在辯護材料裏。
我在看守所裏的時候，律師其實有來詢問我對這個稿子的意見。但她沒有辦法直接聊這個事情，所以很委婉。我接收到的信息是，有一個外媒，把我描述成在響應彭立發的號召去引領一場革命的感覺。所以我給她的回應是，我做這件事情的初衷，不是我想引起一場革命。我沒有理解的是，她是在跟我確認想不想公開我的狀態。這是當時溝通上的一個障礙。
出來之後，我跟兩種觀點的朋友都有聊天。比較想要公開發聲的一些朋友，她們講到的一些點是比較觸動我的，大家認為不管怎麽樣，這個事情越公開，我會越安全，警察不能私下把我處置了。我心底裏是比較認可這個邏輯的。
另外我也覺得這是對我自己的經曆，對我的處境的一種見證。我出來之後看到這個稿子的時候，我泣不成聲，雖然我內心可能也會吐槽裏麵一些錯誤，但我還是非常感動。類似的東西對於我來講是很重要的，我很幸運被大家看到了。
當然也很遺憾，這個稿子發表前後，身邊有很親密的夥伴覺得被欺騙和操控了。因為這件事，社群裏產生了一些撕裂和紛爭，大家受到的傷害都是真實的，但我很難去把錯誤歸結在誰身上，因為當時的處境就是很難。最理想的方式當然是我能去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者朋友們很明確知道我想要發聲，但這些在當時都是很難實現的。
Women我們：確實是很難的事情，在類似的救援報道中，很多時候會優先考慮家屬和親近社群的意願，但做決定很困難。
Edith：我還在看守所的時候，關於要不要公開我的事情，以及救援我的途徑，我的朋友們吵架了。當時我有一個關係很緊密的人，她被認為是在我父母之外，最能做決定的那個人。有一類聲音是，我父母和她是不想公開這件事情的。一方麵是我父母的意願，另一方麵是律師的策略，律師不想把它做成一個政治案件，她們可能會跟公安溝通，我們會好好走這個程序，不會做什麽出格的事情。
出來之後我自己也會被問到，我到底想不想公開。我覺得其中的差異在，我以為它本來就是一個公開的事情，我沒有想過在具體的聲援方麵、信息的處理方麵到底要怎麽做，以及它對我的影響是什麽。但我要確認的是，我是不拒絕公開這個事情的。
Women我們：我很好奇為什麽你現在會主動地提出更希望實名接受采訪？
Edith：上一篇（其他媒體的）采訪發出來了的時候，作者給我看了那個文章，我一打開，發現是匿名。
我當時沒有多想關於名字的事情。本能上我是希望實名的，但我爸媽還在新疆，我會有一些隱憂，實名可能帶來的麻煩是我完全不可控的，匿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項。
那個報道發出來之後，有朋友來問我這是不是你，你為什麽不實名？我才開始思考匿名和實名的區別到底在哪裏。
至於現在為什麽會有實名的渴望……我在看守所的時候，特別怕別人不知道我在哪，我剛被帶走的時候，我是和我室友住在一起，我下意識的以為朋友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後來我發現可能大多數人並不知道的時候，我會有一種被拋下的感覺。哪怕那個時候我已經出來了，我也會有一種特別強烈的孤單感。
如果有機會用我自己的聲音去表達一些什麽的話，我可能會覺得實名還是讓我感覺更有力量一些吧。
在海外，Edith去參加了當地的驕傲月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