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時分，約160艘船搭載著1萬餘名全球最頂尖的運動員，由東向西穿過舉世聞名的塞納河，在夕陽的餘暉及兩岸曆史建築的倒影間，經過巴黎聖母院和盧浮宮，最終抵達埃菲爾鐵塔對麵的特羅卡德羅廣場，完成法國總統馬克龍口中“展現美麗、藝術、體育和我們價值觀的慶典”。當地時間7月26日晚，時隔百年後，又一屆“法式奧運”在巴黎隆重登場。
6月24日，法國巴黎北部的新聖丹尼-普萊耶爾地鐵站，法國總統馬克龍等出席地鐵14號線延長線開通儀式。圖/視覺中國
2024年巴黎奧運會，史上第一次將開幕式放在體育場館外舉行。麵臨嚴峻的安全形勢，開幕式也有縮小規模的預備方案。但是，“必須完美無缺”是馬克龍親口立下的誓言。法國SKEMA商學院體育與地緣政治經濟學教授西蒙·查德維克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自上任以來，馬克龍就將奧運會視為實現其“法國願景”的途徑。
利用巴黎“文化之都”的傳統形象，馬克龍想通過一場“名城奧運”，展現法國現代、多元、世界性的強國新麵貌。埃菲爾鐵塔下的沙灘排球，大皇宮內的擊劍，特羅卡德羅廣場上的公路自行車，從市政廳繞凡爾賽宮跑到伊瓦利德廣場的馬拉鬆，1500萬遊客和全球超40億觀眾將欣賞到法國曆史和體育的融合。
另一方麵，在公開講話中，馬克龍還想和曆屆奧運會“爭高下”：巴黎奧運會門票預計銷售將超過1000萬張，創曆史紀錄；不計算通貨膨脹因素，巴黎奧運會預算僅超額13％，遠低於倫敦奧運會的“預算翻倍”；巴黎奧運會還是環保模範，碳足跡將比以往的奧運會低50％以上。
對於法國政客幾乎不會談及的獎牌數，馬克龍鄭重其事地表示，希望法國隊從東京奧運會的獎牌榜第十名殺進前五，取得“1900年以來最好成績”。他說，這是“合理、健康的壓力”。分析人士則指出，隻有曆史性的獎牌數，才能證明馬克龍新增300萬運動者的“體育融入生活”國策及公共投資是正確的。
在馬克龍的完美計劃中，法國獎牌數的突破或許是最容易實現的。但直到開幕前夕，巴黎奧運會的節約與環保仍飽受爭議。緊張的安全形勢和不久前的選舉危機，一再損害著法國的國家形象，更不必提特殊的國際環境。“地緣政治敏感性使賽事麵臨我們從未見過的壓力。”查德維克說。
“人們應該永遠記住，在每屆奧運會的頭幾天裏，沒有什麽是‘完美的’。”參與過五屆奧運會申辦籌備工作的國際奧委會前營銷主管特倫斯·伯恩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巴黎已經做了他們目前所能做的一切。”
巴黎的安全挑戰
巴黎東部，曾經遍布小攤販和遊樂場的市集，如今搭建起大片臨時營房，和可以容納4500人就餐的食堂。這是二戰以來法國本土建設的規模最大的軍營，但僅是奧運會安保部署的一部分。約4.5萬名法國警察、1.8萬名法軍官兵，將和來自45個國家的2000多名外國軍警一起，在未來一個月力保巴黎萬無一失。
半年來，罷工遊行、安全威脅、塞納河的汙染，是法國媒體最為關注的影響巴黎奧運會順利進行的三大因素。不合時宜的天氣也阻礙了幾次開幕式彩排。不過，法國讓·饒勒斯基金會體育政策專家、巴黎體育學院體育碩士項目協調人大衛·羅伊森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隨著開幕式的日期臨近，真正的考驗才逐漸顯露出來。
上圖：7月15日，法國柔道運動員克拉麗絲·阿格班尼奧在埃菲爾鐵塔上傳遞奧運火炬。
下圖：5月31日，巴黎聖禮拜堂，法國殘奧會跳遠運動員兼矯形專家迪米特裏·帕瓦德拍攝巴黎地標與奧運會和殘奧會的係列宣傳片。圖/視覺中國
奧運會開幕兩個月前，為了在奧運會期間爭取更多獎金，巴黎市郊鐵路和機場工人在5月舉行了一次罷工，導致大巴黎地區五分之四的通勤列車停運，影響數百萬上班族。在不少法國人看來，這些罷工並非“趁火打劫”。奧運期間，巴黎鐵路將臨時增開4500班車次，戴高樂機場在奧運前後的預計單日客流量也將突破30萬，比平日夏季客流量增長50％以上。在此背景下，加班的“打工人”要求千餘歐元的額外補貼，就當地工資水準而言並不多。
隨著7月17日戴高樂機場管理層和工會艱難達成協議，警察、保潔、鐵路、航空等關鍵部門的從業者目前已拿到了額外獎金，放棄在奧運期間舉行罷工。法國國際與戰略事務研究所創始主任帕斯卡·博尼法斯將罷工者的讓步歸結為一種集體榮譽感。“法國人喜歡抗議，但他們隻會在奧運前抗議。”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巴黎，其他類型的遊行活動也在減少，這和1998年世界杯前夕的規律一樣，那就是“一旦比賽開始，每個人都希望展示法國的良好形象”。
這意味著安保力量終於可以集中精力關注真正致命的威脅。“安全問題是最令人擔憂的。”英國奧林匹克協會主席休·羅伯遜說。開幕式前十天發生的多起安全事件，進一步加重了外界的疑慮。
7月15日，在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宣稱“沒有可信的安全威脅”之前，一名男子在巴黎東站刺傷了一名正在執行反恐警戒任務的法國士兵。法新社稱，這名男子2018年曾因犯下謀殺罪被送進精神病院。這令人懷疑法國警方過去4個月的“最高警戒”未能發揮實效。今年3月，在俄羅斯莫斯科郊區音樂廳發生恐怖襲擊後，法國政府就將恐怖襲擊警戒級別提升至最高級別。
這次襲擊事件發生的兩天前，內政部長達爾馬寧剛剛透露，在超過77萬次安全檢查之後，已有3512名可能對賽事安全構成威脅的人員被要求禁止參與奧運會和殘奧會相關活動。警方還逮捕了多名準備襲擊奧運會的嫌疑人。其中，6月被逮捕的一名來自車臣的極端分子，在發現原計劃襲擊的體育場戒備森嚴後，轉而謀劃攻擊體育場外咖啡館和小吃攤上的觀眾，然後“在與警方搏鬥後以自己的方式殉道”。7月18日破獲的另一起案件涉及一個名為“法國雅利安師”的極右翼群組，他們討論如何製造炸彈和實施暴力，期待奧運會期間“不斷發生襲擊”。
上圖：7月5日，法國魯伊新建一處軍營，該營約5000名士兵將參與奧運會的安保工作。
中圖：7月20日，巴西警察與法國警察一起在巴黎蒙馬特巡邏。奧運會期間，40多個國家向法國警方提供了增援。
下圖：7月18日，巴黎部分城區加強安保措施。圖/視覺中國
此外，7月19日，一場與微軟相關的全球係統癱瘓證明巴黎奧運會尚未做好應對網絡突發狀況的準備。在新聞中心，許多記者被告知無法驗證和發放證件。路透社記者稱，識別身份的安全檢查也隻能通過核對名單手動進行。巴黎奧組委主席埃斯坦蓋坦言，雖然製訂過應急計劃，但故障確實導致工作放緩，“希望微軟能夠盡快解決”。
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期間，奧運會第一次遭受網絡攻擊，賽事的信息係統中斷48小時，導致一係列比賽推遲和改期。近幾屆奧運會，以網絡攻擊為代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愈發頻繁。2021年東京奧運會期間共發生4.5
億次網絡攻擊，是2012年倫敦奧運會報告次數的兩倍。巴黎奧運會技術和信息係統總監布魯諾預計，本屆奧運會遭受的網絡攻擊次數將比東京奧運會再多8到10倍。
曾在大巴黎地方政府任職的羅伊森說，重大活動安保原本就沒有“百分百安全”的可能。問題在於，對馬克龍來說，他已經為巴黎奧運會的安保付出了太高的公共成本。安全部隊提前一周以上就封鎖了市中心，本地居民出入也需要接受安全檢查、使用二維碼證明身份。成千上萬名“打工人”每天通勤用的10座地鐵站都被關閉，近200公裏的高速公路禁行。
巴黎市中心餐館、商店、酒吧、舞廳等行業代表聯合指出，由於遊客和市民遭到阻隔，這些營業場所的客流量正經曆“前所未有的下降”，一些地區遊客減少70％以上，塞納河畔日常排長隊的咖啡館如今空蕩冷清，甚至比新冠疫情期間更加蕭條。
馬克龍不得不做出抉擇。他可以暫時失去部分巴黎市民的支持，但不能用開幕式的安全冒險。“開幕式將為接下來的17天定下基調，成功的開幕式不僅能為奧運會帶來良好的開端，還能讓全世界的人把精力集中在運動員身上。”休·羅伯遜指出。
這是一道無解的難題。羅伊森分析道，最近40年，奧運會的項目和規模不斷擴張，運動員數量增長了40％，相應的財政、後勤和人力資源需求亦隨之膨脹。對馬克龍和法國奧組委來說，將如此龐大的賽事盛會塞進一座古老城市的中心，麵臨的矛盾自然難以調和。因此，真正的問題是，當西方城市大多不願踏上奧運之旅時，馬克龍為何對奧運會仍如此積極？
通過奧運會改變法國？
2017年7月，39歲的馬克龍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日子來到瑞士洛桑的國際奧委會總部。此時，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曆史上最年輕的總統剛上任兩個月。他戴著“巴黎2024”的徽章，和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法國籍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的雕像前合影。然後，馬克龍說，他將延續自己的政壇伯樂、前任總統奧朗德做出的申奧決定，全力支持巴黎成為2024年奧運會主辦城市。
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這是一個巧合（It just so
happens）。”羅伊森說。那年年初，羅馬、布達佩斯先後退出奧運會申辦競爭，麵對慘淡局麵，國際奧委會不得不進行史無前例的“一次授權兩屆”，將2024年和2028年主辦權分別授予僅剩的兩座競爭2024年主辦權的城市：巴黎與洛杉磯。
然而，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就在馬克龍訪問洛桑的當月，美國奧委會主席拉裏·普羅布斯特在國際奧委會的特別會議上坦言“奧運會從來都不能免受政治影響”。參與洛杉磯申辦工作的特倫斯·伯恩斯回憶，當時現場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涼氣”。
巴黎成了唯一的選擇。這幾乎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曆史重演。那屆奧運會申辦時，德黑蘭因為伊朗伊斯蘭革命退出，洛杉磯成為唯一候選。
彼時，由於前幾屆奧運會給主辦城市留下巨額債務，全球奧林匹克運動陷入低穀。出任奧組委主席的洛杉磯商人尤伯羅斯通過改革電視轉播權、引入讚助商、減少使用公共資金、盡量利用現有場館等措施，奇跡般地實現了2.3億美元盈利，開啟了奧運會申辦的又一個火熱周期。尤伯羅斯本人也登上了《時代周刊》封麵。
“許多人都指望 2024 年巴黎奧運會能像40
年前的洛杉磯奧運會一樣，為奧林匹克注入新的活力。”《華盛頓郵報》寫道。羅伊森說，馬克龍的野心還不止於此。他不僅要實現經濟上的成功，為奧林匹克運動續命，還想將此變為“馬克龍式法國”（Macronnian
France）的象征。
某種程度上說，馬克龍的具體理念是尤伯羅斯的延續。尤伯羅斯強調奧組委員工在性別和族群上的多元化，選擇供應商時特別挑選欠發達的洛杉磯南部地區企業。他的助手評價說，他希望奧運會“看起來就像這座城市及周邊社區（的盛會）”。
馬克龍則直接將奧運會辦到了欠發達地區。雖然開幕式經過巴黎的黃金水道，法國的曆史地標也都點綴於少數單項賽事中，但大多數比賽項目其實在巴黎東北郊的塞納-聖但尼省舉行。
名義上，聖但尼是“大巴黎”的一部分，但巴黎人從不將之視為巴黎。羅伊森說，過去幾十年，這是一個“被公共財政遺忘的地方”。這裏是法國移民比例最高的地區，2018年時的貧困率為全國的兩倍，犯罪率高居榜首。2005年，始於聖但尼的騷亂蔓延全國，9000多輛汽車被焚毀。這場騷亂幾乎成為聖但尼的代名詞。
如今，這裏是奧運場館和奧運村宿舍的主要分布區，45億歐元奧運建設預算中的約三分之一投入在此，6000名居民將在運動員離開後搬入新家。配套新建的地鐵、人行天橋、體育館，也將成為馬克龍為居民描繪的“普遍的、不可逆的奧運遺產”。官方數據顯示，18萬本地人能在奧運期間獲得臨時工作機會。
馬克龍的計劃恰符合國際奧委會的需要。特倫斯·伯恩斯指出，經曆了2017年前後的申辦波折，國際奧委會開始強調一種“新敘事”，即通過專業建議防止申辦城市建造“無用之物”，而是推動奧運建設成為城市長期規劃的一部分。因為“從長遠來看，這（建造‘無用之物’）會損害奧林匹克品牌”。
但是，聖但尼居民如何看待馬克龍的投入？“這（通過奧運建設聖但尼）是政府的邏輯。”查德維克說。他參與申辦籌備過多屆重大體育賽事，認為“體育盛會是聖但尼人民最不需要的東西”。在當地人看來，舉辦奧運會所花的錢還不如花在住房、醫院和學校上。其中，奧林匹克水上運動中心的建設爭議最大。
水上運動中心是本屆奧運會為數不多的新建建築之一，位於A1高速公路旁多條地鐵線交匯的黃金地段。巴黎奧組委稱，對於嚴重缺乏體育設施的聖但尼來說，這是一項“意義重大的公共投資”，未來還能承辦國際賽事、帶動周邊發展。但是，該建築最初的預算造價為7000萬歐元，實則超支一倍以上。
4月4日，法國總統馬克龍（中）等出席巴黎奧林匹克水上運動中心落成典禮。圖/視覺中國
事實上，2018年，法國財政監察局注意到該項目實際成本可能達到2.6億歐元。由於嚴重超出預算，建設方案不得不修改，“不惜一切代價縮小麵積”。最終，水上運動中心耗資1.75億歐元建成，但館內隻能容納5000名觀眾，這意味著場館未來沒有資格承辦世界遊泳錦標賽，因為國際泳聯規定世錦賽場館最低座席數為1.5萬個。巴黎奧運會原國際推廣總監阿爾芒·德·倫丁格後來諷刺道：“這個遊泳池的故事在奧運會史上獨樹一幟。”
多位專家指出，對於如何通過巴黎奧運會改變法國，馬克龍有自己的構想，但在細節和執行上有時顧此失彼。查德維克指出，更重要的是，馬克龍的公共投入過於集中在聖但尼。該地區在過去兩次總統選舉中以超70％的高比例支持馬克龍。“法國人對（馬克龍）關注巴黎感到不滿，他們更希望奧運會能夠造福整個國家，而不僅僅是首都的一個郊區。”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政治學教授喬納·利維曾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馬克龍的執政風格：西歐國家政府在削減公共資金、調整稅率時，一般會和在野黨、工會反複協商，但馬克龍抗拒這些工作。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這種執政風格促成了新冠防疫政策和疫苗接種的強製落地，但也釀成“黃馬甲”風波。
6月9日，距離巴黎奧運會開幕還有一個半月時，馬克龍再次展現了這種獨特的風格：在執政黨於歐洲議會選舉慘敗後，他立刻宣布解散國會，趕在奧運會開幕前進行提前選舉。連他籌備奧運會時最重要的盟友、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也表示震驚，稱“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
馬克龍或許有自己的想法。法國國際與戰略事務研究所創始主任博尼法斯指出，由於巴黎奧組委獨立於政府運作，馬克龍和伊達爾戈的執政也不受議會選舉影響，所以，哪怕極右翼在議會選舉中取勝，也不會在政策上直接幹擾奧運會的舉行。
甚至，激進政客勒龐領導下的極右翼在第一輪選舉中的短暫勝利，對馬克龍並非全無益處。法國國內一些有影響力的抵製奧運團體成員對法新社透露，來自環保人士、激進左翼等領域的反奧運人士一直計劃組建一個“大型聯盟”，但麵對危害更大的勒龐，“許多組織改變了日程安排，將打擊極右翼作為優先事項。”最終，左翼聯盟在7月7日的第二輪投票中成功阻擊極右翼。
“問題在於，這次選舉給法國營造了一個‘不穩定’的壞形象。”博尼法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當你在為奧運幹杯時，不能同時傳遞出一個‘我的國家不穩定’的信息。”
7月21日，巴黎奧運村的紀念品商店吸引“村民”。攝影/本刊記者 趙文宇
“奧運會不是童話故事”
7月22日，馬克龍來到聖但尼奧運村，為奧林匹克休戰再次做出努力。麵對媒體，馬克龍說，世界各國運動員因奧運會相聚法國，這是體育盛會，也應是休戰的時刻。當天，“奧林匹克休戰牆”在奧運村揭幕，來自全部代表團的數百名運動員代表發出“給和平一個機會”的呼籲。
奧林匹克休戰是國際奧委會根據古希臘奧林匹克神聖休戰傳統設計的和平運動。從1993年開始，曆屆奧運會、冬奧會舉辦國都會向聯大提交奧林匹克休戰決議。今年5月，馬克龍公開提議俄烏雙方在巴黎奧運會期間停火，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不接受利於敵方的停火。
同月，中法發布《中法關於中東局勢的聯合聲明》。聲明指出，兩國元首呼籲在2024年夏季奧運會和殘奧會期間遵守奧林匹克休戰。奧林匹克休戰呼籲各方在整個奧運會期間停止敵對行動。隨著衝突蔓延和緊張局勢加劇，休戰是致力於在完全尊重國際法的情況下，持久解決衝突的機會。
“（馬克龍）想和平地歡迎世界。”國際奧委會前營銷主管伯恩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是，隻有國際奧委會才是決定哪些國家奧委會能夠參加或不能參加奧運會的仲裁者。這意味著，馬克龍無法為特定國家參加奧運會“解禁”，也無法通過限製參加的方式對不遵守休戰的國家給予製裁。
就烏克蘭衝突而言，今年，共有50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籍運動員以“中立運動員”身份參賽。這遠低於國際奧委會最初的希望。2023年，國際奧委會逐步放寬對兩國運動員的製裁，允許不公開支持對烏克蘭戰爭、不受雇於俄羅斯軍方和安全部門的運動員中立參賽。不過，俄羅斯擊劍聯合會主席馬梅多夫的話代表了俄方的立場：“我們不會把我們的團隊分成兩類，一類是取悅西方的人，另一類在他們看來是‘壞俄羅斯人’。”
作為“體育地緣政治學”概念的提出者，博尼法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麵臨兩難。一方麵，他希望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的運動員出現在巴黎；但另一方麵，他受到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壓力。即使隻是允許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以中立身份參賽，也已遭到批評和抵製。
歐洲擊劍聯合會2023年3月執行放寬製裁措施後，原定歐洲擊劍錦標賽的多站比賽主辦方因此宣布退出。三個月後，根據烏克蘭擊劍聯合會主席的提議，歐劍聯以23票讚成、10票反對的結果，重新禁止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參賽。
這一決定反過來又遭到一些國家擊劍聯合會的質疑。俄羅斯運動員在該項目上優勢明顯，在東京奧運會斬獲多枚金牌。對他們的再次封殺，讓外界想起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當時，由於蘇聯東歐國家的抵製，美國運動員獲得了四倍於其他任何參賽國家的金牌。
作為法國總統，馬克龍無權幹預這些變化，但他也未能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是多次指責俄羅斯“將巴黎奧運會作為攻擊目標”。對莫斯科的安全恐懼，甚至波及奧運誌願者選拔。法新社和塔斯社分別報道了多名持有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護照的奧運誌願者因為存在“安全風險”而未能通過背景調查。其中一些誌願者長期居住在法國。巴黎奧組委表示，他們是從“執行檢查的官員”處獲知決定，並不清楚具體原因。
安全專家馬克·加萊奧蒂表示，法國希望穩妥行事，“這總是兩難，是將無辜的人排除在外，還是冒一些‘安全風險’”。然而，麵對另一場衝突，法國政府和國際奧委會卻願意冒些風險：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辛貝特）將派遣史上最大規模的武裝特工部隊前往巴黎，負責以色列運動員的安保。
對於國際社會“雙標”的批評，國際奧委會巴黎奧運會協調委員會主席皮埃爾-奧利維爾·貝克爾斯-維尤揚說，加沙危機和烏克蘭衝突是“不同的情況”。因為“俄羅斯和俄羅斯奧委會破壞了《奧林匹克憲章》的基本內容。巴勒斯坦奧委會和以色列奧委會的情況並非如此……它們和平共處”。但事實上，過去半年來，巴勒斯坦奧委會主席吉布裏勒·拉朱布一直呼籲國際奧委會禁止以色列參加巴黎奧運會。拉朱布指出，去年10月以來，以色列軍隊已在加沙殺害約300名運動員和教練，摧毀了該地區所有體育設施，並將體育場作為逮捕和酷刑虐待的中心。“隻要以色列運動員不願意就這些違法行為與政府對峙，他們就是這個體係的一部分。”
對此，國際奧委會僅表示，巴赫“鑒於巴勒斯坦被占領土的艱難局勢，表達了對巴勒斯坦運動員的支持”。拉朱布指出一些以色列運動員和國防軍存在關聯，並支持以軍在加沙違反人道法的行動，但巴赫稱“以色列運動員在奧運會期間必須感到舒適，每個人都必須受到平等對待和尊重”。
7月22日，“奧林匹克休戰牆”在巴黎奧運村揭幕，參賽的206個國家和地區奧委會及難民代表團的數百名運動員代表向世界發出呼籲——“給和平一個機會”。攝影/本刊記者
富田
其他一些單項體育組織則采取拖延的辦法。國際足聯7月20日將原本定於當天做出的涉及巴以問題的裁決日期推遲到奧運會結束之後，以色列足球隊因此得以參加巴黎奧運會。26位法國國會議員呼籲國際奧委會對以色列實施製裁，但馬克龍並未就此發聲。
拉朱布預言，以色列的參與將給巴黎奧運會帶來“政治負擔、安全負擔和道德負擔”。博尼法斯表示，國際奧委會目前尚能為自己的決定辯護，因為對俄羅斯奧委會的製裁還涉及違反興奮劑規定等其他情況。但巴赫已經明確表示過，製裁也是因為俄羅斯“違反了奧林匹克休戰”。那麽，如果以色列在奧運期間沒有停止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國際奧委會會援引同樣的理由，禁止以色列運動員以國家名義參加下一屆奧運會嗎？
所有受訪專家的回答都是：不會。查德維克指出，如果國際奧委會在以色列問題上采取公開立場，那它將不可避免地要在世界各地的其他衝突局勢和人道災難中采取立場。這也不利於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回歸奧運會。
查德維克認為，國際奧委會最終努力的方向還是彌合與團結，“俄羅斯已經開始主辦金磚國家運動會。國際奧委會需要找到一條中間道路，在東西方之間或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之間進行調解和調停，否則很有可能出現更多競爭性的體育賽事和組織”。
羅伊森則指出，巴黎奧運會在戰火中開幕，並非馬克龍或國際奧委會的錯誤。他說，奧運會“不是童話故事”。冷戰時期，奧運會曾是一種獨一無二的途徑，人們通過奧運會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國際奧委會原副主席龐德曾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他參加1960
年奧運會時，正是冷戰高潮，“我們腦海中的蘇聯人是二維的。但當我們看到前蘇聯的遊泳運動員像我們一樣努力練習，在比賽中和我們一樣緊張，我們能意識到他們是與我們一樣的人”。
然而，當馬克龍與巴赫試圖在今天新的衝突時代重新發掘奧運會的價值時，他們發現，今天的時代並非“回到冷戰”，奧運會這樣的平台不再被視為不同尋常、承擔獨特使命，而是成為“充滿壓力的現實世界的一段快樂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