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的窗外
裸辭曾經是一種爽文敘事，以打開世界、走入曠野為圓滿結局。如今風向轉移，除了時局不易必須攥緊安全牌，還因為人們發現，裸辭並不是一種容易的生活。
正如叔本華所說，“生活就像鍾擺一樣，在痛苦和無聊之間來回擺動。”卸下職場的重負之後，生活裸露出痛苦和無聊的本來麵貌，隻有足夠勇敢的人，才能重建自己的坐標。
周慧在40歲那年離開了職場，而後十年都沒再上過班。這十年由大量的形而下和偶爾的形而上組成，同時夾雜著搖擺與堅定。她的收入幾乎為零，但產出了一本名叫《認識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的新書。
詩人黃燦然把周慧的故事概括為：
“一個湖南農村小姑娘一路成長，來到深圳打拚，終於成功了。隻不過這成功不是變成大公司女掌門，而是變成一個女作家，她的拚搏是拚搏著不去拚搏，終於贏得沒有財富的自由，過上使貧窮微不足道的生活。”
它是一個普通人不斷清空和填滿人生的故事。隻有真正重要的東西，才能在最後留下來。
01.
命運給我什麽我就承受什麽
周慧在40歲過上了一種未曾設想的生活：城市邊緣，山海環繞，不上班。她不是善於規劃的人，作為農村家庭的第三個女兒，她是一係列不被父母期待的元素的集合，很早就習得了命運的法則。
從記事起，她的父親在離家二三十裏的鎮子上班，一周回一兩次家。她的兩個姐姐後來也不常在家，她成了母親唯一的幫手。她最討厭的是和母親抬糞澆菜，那是她的噩夢。有一次她忍不住哭，被母親訓斥“哭什麽哭，澆完菜再哭”。
“命運給我什麽我就承受什麽”，周慧說。如果她的命運是抬糞，那她就抬糞。偶爾她也會抓住一些偏離既定命運的東西。比如，成人高考。17歲那年她高中畢業，被安排進了工廠。因為成績太差，母親沒有讓她像二姐一樣複讀，不過周慧總覺得她的書沒讀完。
從地級城市嶽陽到經濟特區深圳，工廠與工廠之間沒有太多差別。她很快就看到了命運的盡頭，是流水線上無窮無盡要踩的鞋幫，是公共浴室裏密不透風的裸體森林，是集體生活中不霸蠻就躲不掉的幫派霸淩。
消極抵抗沒有用，她曾經把鞋幫踩得歪歪扭扭，像憤怒的人作畫，結果全都報應在連個響兒都沒有的工錢身上。她要逃離工廠，她要參加成人高考。早前，和她一起在深圳打工的二姐，回去進了父親的單位。現在她也要回去，走另一條道路。
她報了常德大專的補習班，在周末補習高中知識。她自認是個學渣，為了成人高考發奮兩個月，考出的分數夠得上省會大學的成教院。最後她還是去了常德大專，因為補習班有誌願限製，除了常德大專的會計專業，她沒得選。
周慧不喜歡這個專業，她對數字不敏感，一看就發懵。但命運無法再贈與她一個喜歡的專業，更遑論主動選擇的想法和勇氣。作為農村家庭的第三個女兒，抓住成人高考已屬不易，其他似乎有點太超過了。
《我的解放日誌》
於是她讀了不喜歡的會計專業，勉強看看時機抱抱佛腳，畢業時心是虛的。這份心虛一直延續到她接下來重返深圳的所有工作中，她認為自己從未真正得心應手過，積累了好多年的經驗也隻是勉強合格。
她把一部分原因歸結於工作技能不紮實和懶散，另一部分歸結於自卑。特別是剛剛手握跨越工業區與商業寫字樓鴻溝的文憑時，那些來不及擦去的往日痕跡讓她自卑，比如不標準的普通話和內向的性格。她覺得自己處理不好寫字樓的人際關係。
但這些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應付工作的大有人在，自卑可以被偽裝起來。在職場戴麵具是常態，心安理得就好了。根本的原因是她無法心安理得，她比旁人更在乎工作中的自我價值感。哪怕獲得升職加薪的認可，她也不會感到驕傲。
她把自己的野心無限縮小，努力減少與世界的交鋒。她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了八年，前麵是人事助理，後麵做到了人事經理和總助。八年裏，她沒有考過職業資格證，沒有和人力資源同行接觸，因此也沒有被獵頭關注。
其間升任人事經理，也是因為公司招來的人總是不合適。她本來不想上，被老板激將“你怎麽這麽沒上進心，這可是別人求之不得的機會”，她隻好硬上。
沒有價值感的工作，僅僅維持現狀就得用盡全力。它由大量的重複構成，沒有創造性。摸魚會愧疚，不摸又無法忍受，回家後癱在沙發上一動不動。可是這份工作又如此穩固，像一張蜘蛛網，隻要扒在上麵等，就會有蟲吃。
直到40歲那年，蜘蛛網發生了震蕩，蟲沒有那麽好吃了。新調來的總經理和她齟齬相忤，如果繼續留任就得妥協一些東西。可她不是妥協的個性，索性辭職，跳出蜘蛛網，看命運會把她推到哪裏去。
她本打算休息幾個月再找工作，把目光投向蜘蛛網四角依附的世界，才猛然發現40歲的職場風雨飄搖。人力資源類的工作她不喜歡，即便願意繼續忍耐，也隻能向下選擇。喜歡的工作她沒有任何相關經驗，也拿不出證明自己能力的東西。
她搬到深圳東南部月租800元的洞背村，細數著自己的斤兩，文憑貶值、技能不足、人脈欠缺。為了讓跳出蜘蛛網的選擇顯得正確，她接受了與職場雙向遺棄的命運。
02.
無窮無盡的自由怎麽填
周慧在40歲過上了一種未曾設想的生活：沒有真正重要的事物，除了閱讀和寫作。就像一個風塵仆仆的趕路人，突然身體騰空。在命運的暗線中，與其說是她抓住了它們，不如說是它們選擇了她。
她記得初中看得最多的課外書是瓊瑤小說，每門功課都搖搖欲墜。那時候她已經順其自然地認領了學渣的身份，在人群中做被遺忘的存在。她會在桌上鑿出一條洞，偷偷看各種各樣的言情小說。
高中時她看席慕蓉和三毛，打工時買《讀者文摘》。書裏接吻的滋味讓她搜腸刮肚，但車間女工的聊天內容裏沒有接吻，隻有婆媳關係。晚上她在夢裏，看到自己一邊低著頭踩鞋幫，一邊想象接吻的滋味。
後來重返深圳工作，她陸陸續續看了蘇童、格非、朱文，算作工作之外的消遣。對她來說，沒有寫作的閱讀都算作消遣，不能算作生活的一部分。她的寫作來得比閱讀晚一些，畢竟寫作需要的條件更苛刻。
《時時刻刻》
伍爾夫早就斷言，寫作要有錢，還要有屬於自己的房間。說到底，錢和房間都是為了寫作不被包括謀生在內的任何東西打擾。伍爾夫其實漏了一個條件，那就是閑暇。她不知道，閑暇對現在的人來說多麽稀缺。
周慧重返深圳沒幾個月，父親查出了肺癌。此後幾年，她一邊例行往家裏寄工資，一邊加班加點地賺外快來維持生活。後麵她幹脆辭掉了工作回家陪護，直到父親去世。那年她27歲，再一次重返深圳，不用再為存錢掐著指縫過日子，拿到工資就開始買書。
鬆懈下來的她，感受也變得豐富。在這樣的狀態下，她被卡爾維諾擊中。他的小說篇幅很輕，密度很大，想象力充盈。《恐龍》裏地球上最後一個恐龍的孤獨，她到現在還記憶猶新。最重要的是，卡爾維諾給了她寫作的衝動。
她開始在上班的間隙打開工作文檔，實則寫自己的東西，先是發在論壇，後來是微博。工作沒能給她的自我價值感，寫作給到了她，讓她生出了一顆文藝的心。她守著自己狹小的精神角落，在同事麵前三緘其口，隻對遙遠的同類開放。
到了後期，也許是工作積累的損耗越來越龐大，她又再度失去了閑暇。摸魚的時間她沒有心力寫作，隻能刷刷手機。她的愧疚翻倍了，對寫作的辜負何嚐不是對自我的辜負。伍爾夫在那篇關於寫作的著名演講中，就談到了艱辛生活對心靈的毒害：
“首先，總是要去幹自己不願意幹的工作，而且是像奴隸那樣苦幹，同時又要諂媚、奉承，或許並非總是必要，然而似乎又有此必要，而自命清高所冒的風險實在太大；
然後想到個人的天才，去埋沒它就等於死亡——才能雖小，對擁有者卻彌足珍貴——它正在漸漸毀滅，隨之而去的是我的自我，我的靈魂——這一切就像是一種鏽菌，它吞噬了春天的花蕾，從中心把樹木腐蝕掉。”
事實上，周慧寫作的決心遠超她自己想象。30多歲的時候，她看不上以前寫的東西，覺得以後會寫得好點，所以從來不備份。為了躲避當時的跟蹤狂男友，她刪掉了2012年前的所有微博，刪了好幾個小時，像扔掉舊衣服一樣。
辭職搬到洞背村，扔掉職場所有不喜歡的東西，反而不需要多大的決心。她第一次擁有了無窮無盡的自由，卻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落。“你得每時每刻往裏填東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這些東西組成的，你得負責。全責。”
閱讀和寫作很少如期而至，擺爛和荒廢常常如影隨形。她每天都在客廳晃來晃去，“一兩千步裏有五百步是懺悔”。餘下的步子通向窗戶和陽台，挨個看出去，看山海、看雲霧、看飛鳥、看鄰居。
在家待不下的時候，她覺得她就像自己的一條狗，一出門就開心。她不喜歡被人看見，就去樓頂的天台、山裏的小溪邊、沿海的沙灘上走走。有時她會開著外地牌照的二手車，去更遠的地方兜圈。在外麵過幾個小時後，她又想回家了。
時間從某一刻起變得相似，昨天、今天和明天沒有太多差別，她就幹脆把每一天“折疊起來存放”。我問周慧，害怕這種重複嗎？她說不害怕，這其實是她建立起的秩序，哪怕有時候是混亂的秩序。
她有兩個自己。一個是喜歡犯懶、不夠自信、想走捷徑的自己，不斷把寫作往後拖延，以為想得夠多，下筆就寫得好了。另一個是堅信閱讀和寫作拯救一切的自己，堅信寫了很多像屎一樣的東西沒關係，繼續寫就會變好。
她不再去追問意義，而是把大的意義讓位給小的行動。允許擺爛和荒廢，不允許自我譴責，即刻覺察並做出調整。寫不出來就看會兒書，不想看書就出去走一走，把低落的情緒拔起來一點點。“就像有一個內核更強大的自己，在看護著一個生活中又擺爛、又焦急、又搞笑的自己。”
周慧
這種秩序的建立，是經過先驗的。剛搬到洞背村時，周慧其實很焦慮。因為一下子失去了職場身份，也就失去了建構於外界的認可。
她在工作日比周末更焦慮，想到職場人都在創造自己的價值，哪怕沒有創造價值，也創造了工資。反觀自己，不僅停留在原地，有時候甚至還在往後退。比如，沒以前看得進書，也沒以前寫得好。
然而幾年下來寫作上肉眼可見的進步，幫她建立起了實實在在的自信。掌握了寫作題材的時候，觀察到生活細部的時候，寫出好句子的時候，她會很開心。沒有辦法獲得外界的認可，就需要自己的認可。
她確認了閱讀和寫作，是她為數不多有興趣的事情，也是讓她有別於他人、非做不可的事情。
現如今，工作日和周末對她來說，已經沒有任何區別。她會坦然地享受工作日的休閑時光，想幹嗎就幹嗎。與此同時，隨著年齡從40歲長到50歲，重返職場的可能性幾何級下降。“在這裏”變成了瀑布一樣的存在。
03.
被遺忘與遺忘都沒關係
周慧在40歲過上了未曾設想的生活，才開始關注自己。過往的回憶聲勢浩大地湧過來，她做了很多夢，也擺脫了很多夢。
很多夢關於父母。早些年她總夢到他們的老態和病態，父母的離去抽出了她最裏層的苦。後來的夢裏，他們更年輕也更生活化。她夢到母親的次數更多，在夢裏她質問了母親的偏心。父親偶爾會和母親一起出現，一句話都不說，和他在婚姻裏一個樣。
有時候她躺在床上，以為聽見了母親催她起床的聲音、父親在客廳放早間新聞的聲音，那是他們曾經有過的美好回憶。起身後她發現屋子裏所有的東西都是昨天的樣子，感到了孤獨。
也有很多夢關於愛情。她夢見過自己和一個黑人接吻，因為那段時間在看一本講非洲的書。在夢裏她也清醒地知道愛情源於想象，因為她在現實中經曆的愛情是祛魅的，在現實中經曆的接吻是為了堵住沉默。
她自認沒有獲得過結實的愛情，荷爾蒙漸漸退散後，也不再期待愛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她說，我又不是杜拉斯。“他會喜歡我備受摧殘的容顏嗎？喜歡我的法令紋嗎？喜歡我的魚尾紋嗎？喜歡我的靈魂嗎？我覺得不要去做指望。”
她在洞背村最深度的情感鏈接，是一隻叫虎皮的貓。夜晚睡得最熟最香的時候，她也能聽到虎皮叫門。她會放它進來，等它跳上床，仰著躺在她懷裏，發出最大聲的呼嚕。虎皮像小行星般突然出現，後來又像小行星般突然消失。從此這個世界少了一個讓她去付出愛的牽掛。
《假如貓從世界上消失了》
除此之外，她所有的關係都是輕輕觸碰。和樓裏的鄰居做飯搭子，互相幫對方照顧植物，或者和健身房的朋友簡單打打招呼。她覺得輕輕觸碰像兩個氣球，說了幾句話就彈開，就可以對她產生很大的安慰——她曾經有兩天沒有說話，一開口嗓音都在發啞。
她設想過像張愛玲一樣死去，那一定會是上門催租的房東先發現她。可是被所有人所有事物遺忘，真的可以嗎？
她想到了一個暴雨天，她開著車，被砸下來的樹枝擋住視線。憑著身體的機敏反應和幸運的眷顧，她險境逃生。事後她回想，如果當時沒能逃生，她也能接受自己的死亡。那麽，被遺忘又算得了什麽？
孤獨是洞背村送給她的禮物，她先在夢裏收到了。在夢裏，她經常夢到的母親變成了她自己。這意味著她與記憶拉開了距離，成功將自己陌生化，從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了解自己。直到現在，她已經不需要夢來提醒她的內心。
同樣的禮物，她在寫作裏也收到了。她嚐試用第三人稱寫作，把周慧當作小說主人公，別有一番洞天。她寫道：“那個夜裏，一陣風將天上本來靜止的雲吹得從頭頂疾疾走，她突然產生了寫作的念頭。”
她想再寫寫還沒寫透的母親，她們沒有一起睡過一張床，沒有互相表達過愛意，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沒有接近過彼此。她記得母親誇過她善良，她感到突兀和尷尬，隻好用鼾聲逃避回應。她的記憶太容易飄走，必須趕快打撈。
她會羨慕兩個姐姐，擁有對母親更多的記憶。不過她也不會把記憶太當回事，飄走了也沒關係，不寫出來也沒關係。雖然很多時候她寫作的動力是遺憾，她也不會用現在的遺憾苛責過去的自己，她知道過去的自己已經盡其所能。
49歲這年，周慧出版了第一本書，是前洞背村鄰居、詩人黃燦然編校的。他在編後記裏寫：“她依然是一個年輕人，因為她是一個新作家，窩在一個小山村裏但前途無限。”
伍爾夫補全了一個新作家的自由：“從此開始了思想的自由，或者更不如說，是具備了那種可能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心靈獲得了想寫什麽就寫什麽的自由。”
04.
她其實和她的屋子一樣
寫作最好有錢有閑，還要有屬於自己的房間。真正意義上屬於作家周慧的房間，是她現在住的那一間，也是她很快搬走的那一間。
高中時，周慧才擁有獨立的房間，不用和姐姐擠著睡。那是一間廚房改造的臥室，隻有三四平米。單人床貼牆擺放，對麵是案台改造的寫字桌。桌子應著朝北的窗戶，冬天趴在上麵透心涼。房間裏還有一個水龍頭，母親經常突然進來洗拖把。即便如此，她還是很喜歡這個房間。
她那時候不知道，自己接下來很長時間都沒有獨立的房間。先是工廠的集體宿舍，然後是和別人合租，再然後是和男友同居。由於經濟條件受限，它們常常是混亂和臨時的拚湊，但你不能說她對房間沒有想象和渴望。
周慧在洞背村的房間
在一篇小說裏，她的主人公買了一個沙發，靠床放著，不到萬不得已決不爬到床上去。她的主人公說：“一天十幾個小時我都在沙發上，沙發讓我有呆在客廳的感覺。”
生活變寬裕之後，她就一個人住了，動蕩依然是常態。辭職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辭職前她在市裏貸款買了一房一廳，辭職後她搬到洞背村，把一房一廳租出去，用租金減去房貸和社保的結餘負擔生活。
她剛開始在洞背村住著七樓朝北的屋子，以為自己隨時會離開，連床都沒買，直接睡二手的席夢思。隨著時間越住越久，她添置了低矮的卡板床。又過兩年，她才睡上一張正兒八經的床，是鄰居送給她的。她第一本書裏的絕大部分文章，都在這個屋子裏完成。
眼看生活要走入正軌，又橫添變數。一所中學選擇在洞背村擴建，很快讓周邊的房租上漲了三四倍。而因為疫情影響，周慧在市裏的房子不僅要降租，還空了好幾個月。她為此停掉了社保，也無濟於事。
有幾個月，焦慮嚴重影響到她的寫作。在客廳晃來晃去變成了一種經濟學行為，隻是為了讓屋子住得物有所值。她想到了搬家，幾百塊房租的那種，但找了幾個地方後作罷。
她說，“我已經把花費壓到最低了，除了菜，幾乎任何東西都不買，但住得舒服、寬敞、安靜、安全是我想守住的最後的體麵。”於是，她借了一筆錢，一大筆，用來生活。至於錢以後怎麽還，她早就想好了，賣房吧。
後來她從七樓朝北的屋子，搬到六樓朝南的屋子。重返職場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她的心也定了下來。這個屋子有更多的陽光照進來，寬敞到可以在裏麵騎自行車，當然，她沒有真的騎過。她第一次為她的屋子買了家私，刷了牆，定做了窗簾。
周慧在朝著理想的自我靠近，她越來越喜歡收拾屋子。比如，隔一段時間就把馬桶刷得幹幹淨淨，她以前甚至沒想過要用洗廁精來刷馬桶。比如，偶爾整理一下書架，不讓它們像以前一樣亂堆。
周慧的書架
然而理想生活沒能維持太久，前期的基金投資打了水漂，每個月的房租再一次變成懸在她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權衡之下，她決定搬到八樓去。八樓是頂層，又高又沒有隔熱層，租金相對便宜。
那時候她的第一本書剛出沒多久，房東問：“你不是出書了嗎？再快快寫下一本嘛。”她苦笑，心裏在滴血，因為書本的版稅還不夠負債的零頭。她不得不承認，自己的人生命題就是省錢。
伍爾夫不知道，現代人的困境是金錢與閑暇難兩全。但是周慧知道自己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東西是什麽，它們是健康、閱讀、寫作、心存希望。為了它們，她願意接受自己居無定所，隨機流動。這個月底，她就要搬到八樓了，屋頂防水補漏已經完成，隻等牆壁幹透。
“這一次我不再對八樓的家有任何寄予，不再天真地以為負債不會再增加，我將提前預習節衣縮食，接受漫長夏日的炙烤，不再勉強風淡風清，做個內外均勻焦灼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