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五月下旬的某個午後抵達南京的，那是一個陰天。放下行李，我坐公交到鹽倉橋廣場西，掃了一輛共享單車，騎上南京長江大橋。
騎行在長江大橋上，最深的感觸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懸。一種精神與物理層麵雙重維度的懸。周圍不時衝出一輛又一輛電瓶車，每個人都很著急，稍有遲疑便會引發對方不滿。奈何路麵寬度又著實不夠兩車並行，隻好不斷點刹車。握在手把上的雙手很快變得黏膩，手心滿是汗。
（圖/傅淼淼）
汽車打橋麵公路飛馳而過，橋下不時有巨型貨輪鑽過，水流湍急，烏雲壓頂，這種感覺很像突然跌進一個進度條很緊的遊戲場景，周圍全是急躁衝撞的NPC，畫麵布景瞬息萬變，你提著一顆心，瞟完側麵欄杆，瞟下方輪船，還要不斷提防後方超車。於是大腦一片空白，呼吸愈發急促。
倘若你願意，完全可以將其視作某種隱喻：時代的洪流奔騰不息，渺小的個體在疲於應對周遭複雜的環境與吵嚷噪聲的同時，小心翼翼握緊手把，不斷奮勇向前。
（圖/紀錄片《天使在南京》）
南京長江大橋建成於1968年，是繼武漢長江大橋和重慶白沙沱長江大橋之後第三座跨越長江幹流的大橋，更是第一座完全由中國設計建造並基本采用國產材料的特大型橋梁。大橋位於南京市鼓樓區下關和浦口區之間，全長4.7公裏，往返9.4公裏，正橋9墩10跨，橋下通航淨空寬度120米，可通過5000噸級海輪。
很難想象有人為了及時勸導並拉住那些想要輕生的人，在大橋風雨無阻一天往返巡邏九次十次，並為此堅持了幾十年。一名網友留言說：“我小時候就在電視上看過他的報道，沒想到這麽多年過去，他還在大橋上救人。”
（圖/紀錄片《天使在南京》）
陳思，1968年生人，與南京長江大橋同歲。自從2003年9月19日救下第一個人開始，迄今已在南京長江大橋上救了21年人，救下459人（截至2024年5月21日）。有人稱其“南京天使”，有人罵他沽名釣譽，還有人說，“真慘，連自殺的自由都沒有。”
有時，陳思在夢裏都在奔跑，滿頭大汗，慌忙伸手死拽住輕生者的衣角，結果仍差幾米沒趕上，於是喘著粗氣從夢中捶胸頓足醒來，揉兩下心口，萬幸是一場夢。
麵對采訪，陳思常會講到一句話：“倘若有一天，有一人從我的手中脫落，墜下大橋，那真的會成為我永遠的噩夢。”
救人20餘載，難免遇到隻差幾米未能抓住的人。以前，陳思會怔怔地立在原地，一臉痛苦看對方墜橋而亡，耳畔擦過一聲尖利的哀嚎，心裏一陣陣絞著難過。再後來，陳思學會回避這一場景，知道自己來不及拽住對方，他便自覺扭過身去。
剛開始救人那幾年，陳思變得多夢。在夢中，他一遍遍反芻痛苦與遺憾，感覺沒能救下的那些人，全都是自己的責任。久而久之，精神壓力壓得他喘不過氣。
救人者，亦需要自救。再後來，陳思會每年去寺廟住上幾天，向寺廟中的佛像講述心底的苦悶。寺廟裏有人跟他講的一句話，極大地開解了他——“你隻要救人一秒鍾，就是菩薩。”
陳思今年56歲，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調度，每月拿幾千塊錢工資。幾年前，他查出糖尿病，用力拽人時，手會不自覺發抖。陳思血糖和血壓都不太穩定，他擔心自己在救人的時候，不小心摔倒反而會麻煩別人救他，“年紀大了，跑不動了，好幾次我都擔心自己腦溢血。”
（圖/傅淼淼）
陳思開始每天去公園快步走鍛煉身體，每天走三萬多步，幾乎日日登頂微信步數首位。和陳思並排走路，即便是平日走路很快的人，也很快會被他落下。他走路簡直像競走。
走路雖然鍛煉身體，但也非常消耗體力。陳思每天晚上9點關掉手機，倒頭便睡。為什麽非要關機才能睡覺？因為時常有電話打進來，聊得太晚，隻剩整夜失眠。
21年過去，陳思從未更換過電話號碼。他的手機號碼曾被印在全國八年級中學生的政治課本上，有段時間平均每天要接幾百通電話。有自殺傾向的人打過來尋求自救，也有喜歡惡作劇的人打過來單純隻為尋開心。
陳思曾眼睜睜看著上百通電話一齊打進來，手機吃不消，直接被打到關機。很多患抑鬱症的人打電話尋求自救，聊十幾分鍾根本不夠用，於是一聊就是幾十分鍾，甚至幾小時。有人問陳思：“你是專業的心理醫生嗎？”他解釋說：“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會給你指導指導。”
剛從老家來南京那幾年，陳思曾在地攤上買過一全套弗洛伊德，“那是一套古版書，全是繁體字。好在我小時候曾遇到過一個讀書先生教我認識繁體字，所以讀起來並不費勁。那時候書不是論本賣，而是按斤稱。那套書，我看了很多遍。”
剛開始救人那幾年，陳思也曾鬧出過笑話，對方隻是在大橋上欣賞風景，抑或發呆沉思，卻莫名被一個緊張兮兮的男人上前詢問。幾十年過去，陳思早已鍛煉出火眼金睛，有時甚至僅通過背影就能判斷出對方心情是否沉重，“內心極度掙紮的人，肢體是不舒展的，肉身看起來很沉重。”
幾十年的時間裏，陳思覺察出人們輕生的理由在不斷變化。十幾年前，為情所困或經營不善，意欲自殺的居多；而如今，人們則更多為精神疾病所困。陳思總結如今人們陷入困境主要有兩方麵原因：一是抑鬱症，二是深陷各種網貸卻無力償還。
對於前者，陳思深感精神層麵的無力，“患病的人很清楚自己在經受著什麽，思維非常清晰，我恐怕得是大學教授的水平，才能真正勸導那些人”。對於後者，陳思則深感物質上的匱乏，“我能救人，但巨大的金錢虧空，卻沒辦法幫對方填補。救人不在一時，救下之後他們又該何去何從，講道理我也不是很清楚。”
輕生者在精神和物質層麵陷入雙重困境，就像墜入一個個深不見底的黑洞，不僅令他們自身感到窒息，更令試圖勸導他們的陳思感到難過，在拽對方出泥潭的過程中，自身也會消耗掉巨大能量。負麵情緒總要找到途徑發泄出去。自打開始救人，陳思便開始頻繁地抽煙喝酒，“我知道這些對身體不好，但全都淤堵在心裏不發泄出去，反而會憋出病來。”
確診糖尿病之後，陳思在飲食方麵十分注意。采訪結束，陳思叫上多年來做誌願者幫忙的老鄰居，去附近餐館吃小龍蝦。整頓飯下來，陳思隻剝了一隻蝦，卻依然沒能戒掉酒，“我這人總喜歡琢磨事、琢磨人，越琢磨越累，喝點酒睡得快。”
陳思時常感慨自己比同齡人老得快，才五十多歲就已經花白了頭發，皮膚曬得黝黑粗糙，除了風吹日曬的緣故，更多的是精神壓力大導致的。
2007年前後，是媒體報道陳思大橋救人最密集的時段。早上一推門，已有很多長槍短炮在門口蹲守，國內外的媒體都有，還有外國導演過來找他拍紀錄片。
“我知道他們喜歡拍什麽，他們喜歡拍到我救人的過程，這樣更有話題。”陳思說。
陳思也曾將自己的救人過程寫下來，整理成《大橋日記》，權當是某種內心紓解。有出版社聯係他，想要將書籍出版，卻被陳思一再拒絕。畢竟這些經曆對於那些獲救的人而言，絕非一件光彩的事情，反複講述，如同揭人傷疤。有時南京大學心理係的大學生們，會幫忙做誌願者。陳思準備將整理的內容提供給他們研究使用。
時間的指針撥至2006年，陳思在救人三年之後，開始愈發意識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僅憑在大橋上拉對方一把，並不能將其從泥沼中徹底拽出。畢竟他之前就曾遇到過一名求死的女性，上午剛從大橋上被救下，當天下午，便又再次跳入江中。
陳思決心拿出家裏的八萬元存款，租一間平房，安頓那些從大橋上勸下來的輕生者，取名為“心靈驛站”。房間裏有兩張床，輕生者可以住在這裏，短則三五天，長則數月，甚至一兩年。驛站的牆上寫著幾個大字：“淚一定要流，飯一定要吃。”
（圖/傅淼淼）
房間裏掛滿了陳思與名人的合照，比如馮鞏、孫儷和魯豫。問起這些合照，陳思笑笑，“這些照片不僅能為我個人信用背書，還能讓那些輕生的人快速進入情境。”
陳思十分懂得利用媒體的力量，倘若輕生者是因為丈夫出軌或是遭遇家暴，陳思就會聯係媒體，上門拍攝幫忙調解，還會找當地婦聯尋求幫助，“人在鏡頭下，會下意識規範自己的行為，而且媒體一旦大規模曝光，還會產生極大的威懾力，事情推進會更順利。”
如今，陳思的“心靈驛站”已經更換了六次地址，眼下選在南京化工機械廠附近一處看起來略顯破敗的老式家屬院。之所以頻繁搬家，一來是覺得有太多輕生者將過往陰霾卸載在此處，幾平米的房間實在承載了太多負荷；二來是不想讓那些獲救的人再找回驛站，“那些人已經獲得新生了，沒必要一直回頭，離開這裏就好好活下去，向前看吧。”
有些人自殺，隻因一時陷入困境，倘若將時間線拉遠一點看，或許很快就能迎來轉機。陳思曾經救過一名因為女兒患病而負債累累的男人，後來通過政府幫其家人在南京安頓一處住所，幾年前老房趕上拆遷，男人一家得到了非常好的安置。還有一個經營工廠的女人，因為彼時資金周轉不開，陷入困頓，被救下之後，沒多久運勢又起來，生意扭虧為盈，越做越興隆。
除了偶爾一些社會公益組織的捐款，20多年來，陳思救人的開銷完全由個人承擔。陳思一方麵要兼顧家庭，照顧妻女的感受；一方麵還要幫助那些深陷泥潭的人，多少有些分身乏力。
陳思仿佛被架在了好人的位置上，艱難地尋找家庭與救人之間的平衡，繼續下去非常吃力，但徹底停下來，他又於心不忍。陳思曾寫下這樣一段話：“我不會政治，但我熱愛人民。我也許更愛我自己，但如果不會愛自己的人，又怎麽會愛他們身邊的人？”
或許，起初救下那些想要輕生的人，陳思隻是秉承著“做一個好人”的衝動。但幾十年過去，這其中必然還夾雜著“必須要成為好人”的巨大慣性。每每談及救人，他都會說：“我也要給自己一個交代。”
1990年，陳思從老家宿遷來到南京，起初在建築工地上推板車掄鐵鍬，幹一些賣力氣的活兒。遭逢工地老板欠薪時，從老家背來的大米吃光，隻好和幾個老鄉去橋底下流浪。再後來，他在一間菜市場裏賣菜，終於攢下一些錢，在1995年開了一家小商店，總算在南京落了腳。
陳思年幼喪母，父親患病，他是和奶奶一起長大的。在陳思眼中，奶奶是一個不怒自威、非常有威嚴的人，為人古道熱腸，出了名的愛管閑事。小時候，陳思經常跟在奶奶身後，幫村中鄰裏調解糾紛。
“我從小就知道怎麽安撫人，尤其是女人，跟奶奶耳濡目染學了很多勸人的方法。”陳思如是說。紀錄片《天使在南京》中，陳思救下一名因丈夫出軌意欲自殺的女人，用滿是憨厚誠懇的語氣告訴對方，“天塌了，有大哥給你頂著。”
在生活中遇到像陳思這樣的人，你或許會覺得這個人有些東西講得太過絕對，甚至有些過於正能量爆棚。但一個信念感不強的人，又怎會幾十年如一日觸碰人性中最深重的無奈與戾氣？
自殺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數據顯示，全球每年約有100萬人死於自殺，自殺幹預顯然是十分必要的。
（圖/紀錄片《天使在南京》）
南京市心理危機幹預中心主任張純，在2003年，創辦了南京市心理危機幹預中心。一位朋友曾在臨死前打電話給他，但由於天氣原因，張純未能與其見麵，最終朋友選擇跳長江大橋自殺，這件事情讓張純十分愧疚。他說，“一個人自殺，會給60個人留下陰影。”
南京鼓樓醫院醫學心理科主任曹秋雲曾在接受采訪時提到，“很多抑鬱症患者有明顯的軀體症狀，諸如胃痛、腹痛、胸痛胸悶、頭暈乏力、尿頻等等，患者感到的痛苦是真真實實存在的，並非像癔病一樣想象出來的，卻時常被親友、同事誤解為沒病裝病。因此患者飽受心靈和軀體的雙重痛苦。”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自殺熱線占線率極高，表明願意尋求幫助的人正在逐漸增多，自殺幹預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可。但麵對眼下不斷激增的需求，相關熱線服務的供給，似乎並不能滿足整個社會龐大的需求量。
但千萬不要因為目前自殺熱線所存在的問題，就徹底否認其存在價值。倘若全國心理幹預熱線打不通，還可以嚐試撥打各個省份與城市的心理熱線，隻要耐心等上一會兒，基本都能打通。電話另一端的接線員，或許並不能從根源上幫助對方，但絕對能舒緩彼時陷入的情緒死胡同。或許再堅持一下，再稍微堅持那麽一下下，事情就會迎來轉機。
（圖/紀錄片《天使在南京》）
陳思在南京長江大橋上救人的事跡一經報道，很快便有聲音跳出來指責，“連死的權利都沒有，這些人可真慘。”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多年以前的某個工作日，陳思因為在物流公司上班，沒能去大橋巡邏。那天，一名年輕小夥子翻過欄杆，準備縱身一躍，尋求解脫。可眼見橋下湍流的江水，小夥子突然感到一陣恐懼。他反悔了，他並不想死。於是，便死死拽住欄杆足有半小時之久，直到體力不支，才終於撒開雙手。然而，即便被過往船隻打撈上來，送往醫院，年輕人最終還是不治身亡。
或許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並非是人們有無死亡權利的問題，而是有些人壓根就不想死，隻是苦於沒有宣泄的出口，沒有適時出現的肩膀給一個支撐。陳思伸出的手，就像給對方遞出一顆自殺反悔藥，給對方一次重新審視生命的機會。
“當愛煙消雲散，我剩下的隻有忘情。”這是多年以前，一名選擇在南京長江大橋自殺的人寫下的一句話。2008年，藝術家邱誌傑割破自己的手指，在對方留言旁寫下了一行新的文字，“馬達加斯加的首都在哪裏？”
這個略顯無厘頭的問題，難免會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會愣上幾秒思考答案。邱誌傑將這句話比喻成一個鉤子，他想用這句話把自殺者從鑽牛角尖的情緒中鉤出來。
陳思和邱誌傑因為長江大橋自殺幹預結識，曾一起吃過飯，聊下來覺得彼此很投脾氣。陳思說，“我是一個粗人，講不出太有哲理的話。在我眼中，生死無非在一呼一吸。一口氣沒提上來，就什麽都沒了。隻要還有一口氣在，你就拚了命使勁折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