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14年超過男性，為什麽考上大學的女性越來越多

很多人都能明顯感覺到，進入大學校園裏的女性，正在變得越來越多。數據顯示，在普通本科招生數上，女性已經連續14年超過男性。在學曆更高的碩士階段，在校女性的數量也從2010年開始超過男性。

但是，在頂尖高校的招生數據裏，女性的比例並沒有顯著增加。比如，在中國的9所頂尖高校中（C9聯盟），女性的平均占比為30%左右，從2019年到2023年，占比數還有所下滑。而在更精專的博士階段，女性人數也有明顯的減少。

本期數據欄目，我們想聊聊女性的求學之路。為什麽進入大學的女性越來越多？在邁入更高學曆階段的過程中，女性都經曆過什麽？

文 |鄭思芳

編輯|Yang

數據|虎鯨

製圖|韋恩

運營|泡芙

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入大學

“理科本科生近一半都是女生，文科也幾乎全是女生。”走進任何一所大學校園，很多人都能明顯感受到，女性變得越來越多了。

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在2022年中國普通本科招生人數中，女性為294.8萬，男性為173.14萬，女性人數將近男性的兩倍。至少在讀書這件事上，女性撐起的不隻是“半邊天”，而是全國高校近三分之二的入學機會。

為什麽進入大學的女性，變得越來越多？

事實上，女性一直都很會讀書。根據教育部數據，在普通本科招生數上，女性已經連續14年超過男性。在學曆更高的碩士階段，在校女性的數量也在從2010年開始超過男性。

▲從2013年到2022年，考入普通本科的女性人數，呈上升趨勢。

不過，從學曆層次的縱向對比來看，女性在學齡前、小學、初中和高中的在校人數上並不占優勢。尤其是在幼兒園，和高校的性別比正在往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失衡。以至於有人開始調侃，“幼兒園都是男寶，高校都是女大學生”。

▲2022年，在高中之前，在校女性人數占比不到50%，從本科開始超過50%，到博士階段，再次減少。

也就是說，女性正在以更少的人數擁有更多的教育優勢。

福建師範大學的王偉宜教授，從2015年開始研究高校中性別比例失衡的現象。他提到，不僅是女學生人數在整體上超過男生，連傳統的“男理工、女學文”的界線也正在變得模糊，理工科專業的男女人數也快持平了。

他從內外兩個方麵分析了高校“女多男少”現象的原因。

首先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包括“男女平等”觀念的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下家庭子女數量下降。

根據資源稀釋理論，當子女數量減少，每個孩子從家庭獲得的教育資源就會增多。以前受“重男輕女”傳統思想影響，一個家庭在多個孩子的情況下，家長往往優先保證男孩的教育機會。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後，一對父母隻有一個孩子，“男孩女孩都是寶”，分配給女性的教育資源自然就變多了。

從教育本身看，在男女智力發育水平、曆年考試機製和內容差異不大的前提下，應試教育的體製和教育環境的評價體係，更有利於女性，也會被認為是“女性越來越會讀書”的原因。

“在傳統觀念中，女生在應試教育競爭中往往更有優勢，因為許多‘死記硬背’的內容可能更適合女生。”王偉宜說。

但也有學者指出，從心理狀態上說，女性在麵對考試時的堅持性較差，也更容易焦慮。

為了搞清性別差異和成績之間的關係，王偉宜找來了H省2004年與2014年男女生語數英三科的高考成績。他發現，男性群體內的個體差異要大於女性，女性各科成績總體上更加穩定。

還有人把女性更會讀書的原因歸結為，龐大的女性教師群體給下一代女性塑造了更有利的評價體係。但事實上，從個體體驗上來說，相比被鼓勵，女性在學生時代，受到的更多是來自性別刻板印象的製約。

美國華裔科學家李飛飛曾在自傳中回憶在國內上小學時的細節。下課時老師隻將男同學們留下，鼓勵他們“更加努力，發揮作為男生的潛力”；在提到女生時，形容詞則變為“笨”和“後勁不足”，而說出這些話的，恰恰是一位女老師。

後來，李飛飛成為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是首位擔任這一職務的女性。但她一直記得，自己十幾歲時來自老師的那番話，終結了她小學時的一段快樂的時光。

一旦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女性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力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克勞迪婭·戈爾丁曾說過：“幾乎在每個國家，一旦讓男女平等使用教育資源，幾十年後，女性就會表現得更好。”

站在“重男輕女”的起跑線上，許多女性想要獲得一個教育機會的難度，不亞於考試本身。但她們硬生生考出了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優勢，無論是數量和概率，都實現了逆轉。

從全國範圍內來看，2022年，雲南、廣西和內蒙古三個地區，女性在普通本科招生數中的占比位居全國前三，其中女性占比最高的雲南一騎絕塵，達到了81.73%。尤其在北京上海都是50%左右的對比下，雲南顯得格外突出。

▲2022年，雲南普通本專科招生數中，女性比例達到81.73%。

為什麽是雲南？

中國共有55個少數民族，分布在雲南的就有51個。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各少數民族人口占雲南總人口的33.12%。

雲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楊國才認為，雲南在發展女性教育上有先天的優勢。少數民族，受到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影響較小，因此供女孩上學也比較普遍。

王偉宜分析，在高考錄取中，每一個省份的招生指標不同。山東、河南等省份，人口多高校少，是典型的教育輸出型省份。像北京這樣學生少高校多的地方，招生自然來自全國各地。而在雲南，高校學生來自本省的比例會更高。

另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也會對女性讀書產生一定影響。經濟越發達地區，就業環境、女性求職和求學的觀念也相對開放，能選擇的“出路”往往不止一條，而在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尤其是農村女性，更渴望通過讀書改變命運。

但她們遇到的阻礙往往也會更多。王偉宜調查了陝西、四川、福建、江西和上海五省市，18所高校學生的學籍檔案後發現，在1982-2015年間，農村女性的入學率一直遠低於城鎮女性。

令人鼓舞的是，一直有人在為這些女性獲得更多的求學機會而努力。位於雲南麗江的華坪女子高級中學，在校長張桂梅的帶領下，從2011年起，連續9年高考綜合上線率100％。2019年的一本上線率，達到40.67%，排名全市第一。

難以攀登的“金字塔頂端”

在漫長的求學路上，女性的“教育優勢”並不一直奏效。每日人物統計了中國9所頂尖高校聯盟（下文稱C9）中，2019年和2023年的本科新生數發現，女性的平均占比並不算高，甚至還有小幅度的下滑。

▲2019年和2023年，C9高校的女生占比均不到50%。

放眼到全球的頂尖高校，在QS世界大學排名前十的學校裏，女性的平均占比也始終沒有超過半數。

▲2019年和2023年，C9高校中，女性人數平均占比為30%左右；QS世界大學排名前10的高校中，女性人數占比也不到50%。

這意味著，在本科招生數中顯著增加的女性人數，並沒有流入更高分段的學校，那麽她們都去了哪裏？

問題的答案可能指向處於中間層次的普通高校中。

對1982年到2015年間，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性別不平等情況進行分析後，王偉宜發現，在重點高校中，總體上男生的機會較多，女生與之差異正在縮小；而在普通本專科院校中，女生的優勢凸顯的越來越明顯。

如果把讀書比做攀登，學曆層次比做金字塔，那麽越往上走留下的人越少，在更加激烈的競爭中，女性想走到金字塔的頂端就更難。

▲GPI越接近1，代表男女在該階段獲得的教育資源越趨近平衡。

從學科的角度來說，理工科比文科更容易設置博士點。目前，文科博士在博士研究生群體中僅占20%左右。再加上，文科又是現在女性占比更多的學科，因此，從總量來說，讀博的女性自然就不多。

更關鍵的原因是，在提高學曆的過程中，社會對性別分工的要求對女性更加苛刻。

“如何平衡事業和家庭？”這個問題雖然普通，但不普通的是它可能總是針對女性提出。一般來說，女性在家庭的付出更多，她們不得不麵臨生產和育兒帶來的學業和事業上的中斷。

類似的情況發生在王偉宜身邊。博士畢業18年，同班的十幾名博士女同學卻沒有一名被評上教授，“女性的精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掉了”。之前他的一名學生考上博士後正好懷上二胎，雖然最後還是在三年內博士畢業，但受生育影響，“初稿的效果並不好”。

即便沒有成立家庭，女性對讀博的顧慮也會更多。讀博後，張豔完全失去了個人時間，每天加班到十一二點，幾乎全年無休，“一天屬於自己的時間不超過10個小時。”

作為博士課題組唯一一位女性，張豔要考慮的還有更多。首先是讀博很有可能會讓她錯過自己的最佳生育年齡。同時，實驗往往帶有毒性，張豔因此住過一次院，被醫生提醒過，毒性有可能進一步影響她的生育功能。

高強度的體力和腦力活動，讓張豔身邊從事科研的女性變得少見。為了監督進度，隔壁課題組甚至裝上了攝像頭，一位原計劃讀博的女同學在長期高強度作息下放棄了這個想法。

種種因素讓女性在科研的道路上望而卻步。一方麵，在傳統認知中女性需要“被照顧”，而科研——尤其是理科領域，“苦”和“累”是固有認知。另一方麵，社會和家庭施加的阻力，也將女性推向離科研更遠的地方。一層層篩選下來，擁有這份寶貴入場券的女性基數便不會多。

考慮了家庭的經濟條件後，陳莉也放棄了讀博的想法，但更令她傷感的是，家裏並不是不能支持孩子讀博，隻是她不是男孩。陳莉從小成績優異，而弟弟的成績卻一直不好，母親曾對她說過：“如果你們姐弟換一下就好了，男生搞事業是好事，女生要是再讀下去年齡大了就不好嫁了。”

而命運循環總是以不經意的形式出現在陳莉的家庭中，70後的母親年輕時隻差幾分沒有考上中專，在有機會複讀的情況下，母親最終選擇出去打工，來供弟弟上學。

高學曆的新困境

對女性來說，學曆提高是一件好事，但同時也造成了一些新困境。

高學曆女性，更加傾向留在大城市，於是現在很多大城市都出現了“女多男少”的情況。

▲圖 / 視覺中國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全國的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多萬，女性人口數量占比為48.76%。但是從戶籍人口數量上看，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4座城市裏，女性比男性多出了50多萬，占比達到50.62%。

這樣的趨勢形成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失衡，城市的女性變多的同時，農村的男性也變得越來越多。出生於98年的陳莉，本科就讀於蘭州大學、碩士就讀於廈門大學，在求學的路上一直是優等生。今年研究生畢業，她順利入職了一家位於深圳的科技公司，陳莉的目標也變成了“在深圳穩穩賺錢”。而她的老家，在福建沿海的一個小漁村。那裏的人口比例長期男多女少，“一個普通家庭嫁女兒，就能收到幾十萬的彩禮錢。”

隨之而來的還有女性的婚戀問題。2013年之後，關於“剩女”的討論出現在互聯網上，“剩女”群體被認為是傳統觀念中在該婚育的年紀沒有進入婚姻的女性。

作為城市婚戀困難戶，這個名稱從誕生之初就帶有歧視色彩。之所以出現，除了城市女性人口“過剩”，更主要的原因還是近年來城市女性的擇偶空間在被不斷地壓縮。

有研究顯示，男性與女性在選擇婚姻對象時的標準不同。比起女性對經濟條件、社會地位的重視，男性則更在意對方的相貌和性格。體現在婚戀市場，主導的擇偶觀念可能是“男低娶，女高嫁”。

但這也會導致，女性學曆越高，擇偶空間越小。近年來各類高學曆相親層出不窮，但參加者往往還是女嘉賓居多。

陳莉的母親曾不止一次表示出對“女生讀博”的反對，理由也反複都是“讀博出來年齡大了沒人要”“女生嫁出去了學曆也都是給夫家的”。

女性群體的學曆整體變高，反而讓女性的就業問題更嚴重了。為了在競爭中突圍，女性不得不更加努力，甚至要一路狂奔。

一些隱形的就業歧視並沒有因此減輕。2015年，“針對我省小學、幼兒教師隊伍性別結構矛盾突出、男教師稀缺的現狀”，福建省教育廳開始小學和幼兒師範男生免費教育試點。福建不是個例，有機構統計發現，2016年有至少5個省的免費師範教育隻對男性開放。

女性的高學曆也沒有帶來更高的薪水。就算曆經千辛萬苦讀博畢業，現實還是給了張豔狠狠一拳。同一個實驗室出來的師姐們，年薪比師兄們都要低不少。

張豔的師姐們並非個例。事實是，在女性學曆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相對應的薪水卻沒有一並漲起。根據《2023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2023年，女性的平均月薪為8689元，與男性的9942元相差1253元，雖然比3年前，提高了11%，但依然比男性薪資低12%。

一些傳統的性別分工並沒有跟上女性群體變化的腳步，反而加重了性別的不平等現象。王偉宜認為，要改變這些傳統認知，能夠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不是學校教育，而是家庭教育。

他有兩個女兒，老大從小愛穿裙子，老二從出生開始就愛搗鼓汽車，他沒有幹涉孩子走向完全不同的興趣，女兒們從小也都是留著很短的短發。

不過，有一次老二從學校回來對他說，“班級裏留短發的就我一個，別人都說我像男生。”那時候王偉宜也更深刻地意識到，“理想的教育，不管是男孩女孩，一定要提供適合他/她的教育，而不是一味地說‘男女都一樣’，學校裏的老師大多沒有這樣的性別意識。”

但在很多時候，有關性別的認知都是成人和社會強加在孩子身上的。就像那些對“女性學曆逆轉”的描述，本身就默認了，女性在學習能力上可能處於弱勢，雖然事實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