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花5萬，我在新加坡當陪讀媽媽

看著12歲的兒子A在戲劇課上自信的表現，陳姐覺得，新加坡，來對了。

多年前，為了能讓A進上海緊俏的公辦小學，上海本地人、房產眾多的陳姐花大價錢額外購置了一套學區房。但A性格內向，不太合群，一直到三年級，都處於抑鬱狀態。上體育課的時候，A會在操場的角落背對著老師獨自坐著。這一切讓陳姐心疼不已。

機緣巧合下，陳姐一家了解到新加坡的教育，決心一試。疫情伊始，陳姐帶著A坐熔斷指令下達前最後一班國際航班來到新加坡，參加國際學校的考試。安頓下來後，她把5歲的小女兒也接到了新加坡上幼兒園。

四年過去，和眾多來自中國的陪讀媽媽一樣，盡管初期會被包裹在不確定性與焦慮中，她沒有後悔自己的決定。

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加上學費，一個典型的二孩家庭往往每個月至少要花費4～5萬人民幣不等。能出得起這個錢的家庭，往往是中產往上——最恐懼階級墜落的一類家庭。

實際上，為了孩子的教育，父母們在世界範圍內，國家間，省市間，學區間進行著數不清的遷徙。全世界都籠罩在階級墜落的恐懼當中，又希望孩子能夠免於這種恐懼的侵擾。

新加坡是一顆漂亮的糖果，它包裹在父母對精英教育的期許當中，成為中國中產父母們趨之若鶩的目的地。

一方麵，孩子獲得了令人欣喜的成長；另一方麵，陪讀媽媽們拋下國內的工作與生活，遠渡重洋，在陌生國度承受著語言障礙、經濟與心理的雙重壓力，以及孤獨感的侵襲。尤其在自我價值感的實現上，麵臨著挑戰。

這是陪讀媽媽們的一體兩麵。

精英教育

彤女士和丈夫出身湖南一個縣城，後到深圳打拚。2022年9月，他們帶著兩個孩子，舉家移居新加坡。“未來，孩子就不需要再想著怎麽從國內一線城市奮鬥到國際化的平台了。”

她的兩個孩子一年的學費在10萬元人民幣左右。

其中，小女兒在上幼兒園，學費1.56萬新幣一年（約合人民幣8.4萬元）。剛到新加坡時，兒子在國際學校就讀，學費25000新幣一年（約合人民幣13.4萬元）。後來，兒子考入政府學校，學費驟減，大約11400新幣一年（折合人民幣6.1萬元），不到國際學校的一半。

政府學校相當於中國的公辦學校，其優勢遠不止是學費便宜這麽簡單。

新加坡政府學校提供的基礎教育非常紮實。2023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了於2022年進行的、三年一次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結果：新加坡學生在最新一輪的國際學生評估中表現優異，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三項測試中重登榜首，使新加坡在全球81個參與評估的教育體係中排名第一。

（虎嗅注：在2018年進行的 PISA 當中，以北京、上海、蘇州為代表的中國大陸名列三項測試第一。但中國大陸沒有參與2022年的調查。）

在2018年進行的 PISA 當中，以北京、上海、蘇州為代表的中國大陸名列三項測試第一。但中國大陸沒有參與2022年的調查。數據來源：經合組織，其中，標*表示該地區未能達到一個或多個PISA抽樣標準。

新加坡國際教育集團董事何蓓從事教育行業十餘年，她曾經在中國的大學任教，目前在新加坡運營6間幼兒園。

她向虎嗅分析，新加坡教育的鼎盛根源上在於新加坡人口短缺，政府對人才，尤其是參與政府建設的人才極度渴望：“因此，新加坡政府花費大量資源，絞盡腦汁，持續變革教育方式，去培養能夠支撐現代化社會運營的接班人。”

這也讓新加坡教育極早進入“分流”模式。誇張的是，在小學三年級的分流，就能決定孩子將來是否會進入學術類大學。雖然過程中有多次機會考回為學術準備的道路的機會，但難度確實隨著孩子長大在遞增。

全球生育率走低前提下，新加坡通過低齡留學和友好的陪讀政策吸引年輕外來人口。

新加坡寶媽聯盟董事經理邸天雄告訴虎嗅，新加坡陪讀簽證政策允許3～16周歲的孩子申請學生簽證，同時，女性直係親屬（母親、外婆、奶奶）中的一位可以申請陪讀簽證（1年期，到期可以續約更新）。

因此，“陪讀媽媽”這個規定了特定性別的稱謂，看似刻板印象，實際上卻極為準確。

來自中國的國際學生往往選擇在國際學校過渡，並每年參加政府學校的入學考試。政府學校的門檻不低，且有嚴格的籍貫配比，留給國際學生的名額不多。

很多孩子離開新加坡的家長，都是因為沒能考進政府學校。中國一線城市的國際學校條件並不差，如果沒能進入新加坡政府教育體係，中產父母們往往不甘心，因而選擇去歐美或者回國“卷”。

Kathy 梳理的新加坡教育體係信息

Kathy 帶著兩個孩子來到新加坡時，正值某一次教育改革。女兒B考的是中學一年級，那一年，全新加坡參加考試的500位國際學生中，僅錄取了20人，後分散於各個政府中學當中，錄取率低至4%。弟弟C參加的是小學三年級入學考試，競爭相對來說沒有那麽激烈，錄取率在15%左右。

政府學校入學考試科目為英語和數學。其中，英語對中國孩子來說往往是較大的阻礙。

在新加坡，所有學校的授課語言都是英語，“不學好英語，任何學科都聽不懂。”彤女士告訴虎嗅，不僅是授課，最開始，她也擔心孩子無法完全聽懂其他小朋友說話而受排擠，“在新加坡，各個種族的人英語交流環境都是生活化的，而中國孩子在國內是把英語當一個學科在掌握。”

彤女士的丈夫曾經在國內大廠工作，“幹得很不開心”。因為英語好，他被一家外資公司挖走，並獲得了來新加坡遠程工作的機會。丈夫的經曆讓彤女士再三意識到外語教育的重要性，對兒子的英語百般訓練。

最開始，她考慮把兒子送進培訓班，這是很多中國陪讀媽媽的主流選擇，“反正也不差這個錢”。後來，她又給孩子找了一對一老師，每周一節課，往返交通就要幾個小時，也達不到理想的效果。最終，她決定自己學英語，自己教兒子。

目前，兒子已經成功考入政府學校。正在幼兒園讀書的小女兒，因為成長在英語環境中，比哥哥的語言沉澱自然了很多。未來，彤女士也打算自己輔導小女兒的英語教學。

“其實媽媽們在國內也是上不了班的。”彤女士和虎嗅感慨，“在目前這樣嚴峻的教育競爭下，如果你希望孩子在學習習慣、質量上保持一定的優勢，一個親力親為的媽媽是必需的。”

新加坡的教育體製下，孩子們7:25到校，下午13:30放學。放學後的時間中，每周有兩次CCA，即課外活動。課外活動涵蓋體育類（棒球、武術、擊劍、舞蹈等）、音樂類（古箏、鋼琴、二胡等）、語言類等，由MOE（新加坡教育部）出資。課外活動會持續到傍晚時分。

彤女士最欣慰的是，盡管兒子處在小升初的關鍵階段，但仍可以保持每天踢兩個小時足球，並且在晚上21:30前上床睡覺。這聽似簡單的條件，實際上在國內，已經很難達成。

滿級父母

看多了中國媽媽在新加坡大卷特卷的故事，Kathy 的雲淡風輕讓我如沐春風。她順其自然的引導式教育，讓我想起曾經媒體大肆稱讚的穀愛淩的媽媽。當時，社交媒體上稱之為“滿級父母”。

她女兒B今年13歲，上中學一年級，是個經常考全年級第一的“牛娃”；兒子C9歲，上小學三年級，沒有姐姐那麽會學習，Kathy 有時候開玩笑說他是扶不起的阿鬥。

很多人雞娃的方式是把所有東西都塞給孩子，但 Kathy 堅信，家長需要做的僅僅是引導，並且盡可能提供資源。她對孩子的要求是他們要有想法：“一定要拋觀點，你不拋我也沒有。”

B 從小的夢想就是成為NASA的數據員。Kathy 引導她查詢電影裏NASA 請來解決問題的教授，都出自哪些高校。鎖定加州理工後，2017年，她帶B去美國玩了一段時間，住在加州理工附近，經常帶B去學校裏參觀、聽講座。回來之後，B堅定了要去加州理工學物理或者數學的決心。

一直到現在，B在政府學校也經常考出滿分的數學成績。

新加坡的教育環境給予了孩子很多支持。隻要你有想法，學校就會盡力支持，“隻怕孩子沒想法”。

B喜歡研究鯨魚。她組了一個樂隊，為鯨魚作詞作曲，寫了一首歌；寫了一本英文書；還寫了一本中文書。學校裏，所有老師都知道她喜歡鯨魚，給了她的樂隊兩次上台演出的機會，唱那首鯨魚相關的歌。圖書管理員專門為她購置了5本鯨魚相關的書籍，“以給她足夠的知識量”。

“這讓她把這一件事情淋漓盡致地做了一遍。孩子心裏很滿足，在這個人生階段，不會有任何缺失。”Kathy 對學校的做法感到欣喜，這契合了她的教育觀。

B在學校並非一帆風順，新加坡的多元化曾經讓她經曆了一些小苦頭。

第一年，B的社會學課程是一位韓國老師教授的。東亞體係下，兩人思維方式相近，老師很欣賞B，每次寫評語時，都對B的思辨能力讚不絕口。期末，B拿到了這門課的第一。

第二年，換了一位來自歐美的老師，對中國的理解局限在秦朝、漢朝等曆史階段，B和老師很難同頻。很少需要關心孩子學業的Kathy收到老師的郵件，說B就要不及格了。

在詢問B原因後，Kathy 勸誡她，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不同頻的人會很多。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抵抗對方，那就學著適應，最終才有可能改變世界。

B 聽懂之後，迅速調整策略。期末，她又拿到了這門課的第一名。

相較B在學校風雲人物般的生活，C顯得沒有那麽耀眼，需要更多引導，但Kathy也不感到焦慮。

Kathy 曾經被華文老師約談，早上6:50在校門口見麵，原因是C在期中考試中表現不佳：“孩子再這麽下去，高級華文就要不及格了！”

C 從未在國內上過小學，所以中文書寫能力較弱，到新加坡的第一年，就進入了美係的國際學校，缺乏中文語言環境。進入政府學校加後，新加坡的分流製度，明確地將各個科目分為高級班和普通班，C被分在高級華文班。

C 是個隨心所欲的孩子，剛開學的時候，他不知道自己在高級華文班，就去了普通華文班，寫字本也一直留在了那個班上。後來，高級華文班的老師送了一本新的給他，讓他補作業。

得知這件事的 Kathy 哭笑不得。被約談的那天，Kathy 本想和老師說，直接把C換到普通華文班吧，不然壓力太大了。但老師表示，相信C能趕上。

於是，Kathy 為 C 製定了一個嚴格的華文學習計劃。她采用了類似小時候學習英文的方法，從寫字開始，每個字和詞都抄寫兩遍，每個字和詞抄寫一排，第二天進行默寫，不會的繼續鞏固。同時，要求 C 熟讀每篇課文，直到他幾乎能背誦下來。此外，他們還花很多時間完成了 C 此前在學校未完成的作業。

第二個學期，他們繼續著這個學習計劃。期末考試中，C 的華文拿了滿分，高興地在教室裏跳舞。第二天，校園小記者就找到 C，想要邀請他進行分享。

目睹了這一切的 Kathy 在心裏感慨，新加坡教育真的很重視孩子的進步，以及給孩子的心理滿足。

對於兩個孩子的大學或是職業考量，Kathy 和丈夫做到的也是理清資源，給孩子提供所有信息，任其選擇。

在和 Kathy 的交談中，從夫妻兩人的事業和財產判斷，這是一個遠超中產配置的家庭。他們給孩子提供的機會和底氣，確實很難平行參考到普通家庭，但他們的教育方式和心態仍然值得借鑒。

說到底，教育是一個遠大於新加坡與否和富有與否的問題。

“遷徙”

異國陪讀是一場遷徙。

彤女士說，她得到了遠走他鄉的發展和探索世界的視野，犧牲了父母期望的承歡膝下。家鄉的習俗是女婿入贅，她不僅和丈夫離開家鄉，還來到了幾千公裏外的異國。為此，她一直被長輩埋怨。當她意識到，自己的苦楚連母親也無法理解時，感到了巨大的孤獨。

心理上也是一場遷徙。陳姐說，自己在上海衣食無憂，到了新加坡才開始親力親為，好像打怪升級，覺得自己都成長了許多，“好玩得不得了”。

她的心態很好，但並非每位陪讀媽媽都有這樣的興致。

一些陪讀媽媽逐漸迷失在這場巨大的遷徙中。她們孤單、偏執，孩子成為她們唯一的事業，舉家的期望壓得她們喘不過氣。一場可能發生的美好旅途成為了孤注一擲的戰役。

Kathy 經常給焦慮的陪讀媽媽們“心理按摩”，她勸她們把感受“拉回自己身上”。她每周組織陪讀媽媽們徒步，疏解她們無人可分享的壓抑。陳姐組織陪讀媽媽們學跳舞，在孩子不在家的短暫時間裏，找到自己的一方空間。彤女士為自己公司線上工作，維係著生意。

她們的共性是，在遷徙中，沒有徹底沉溺於“母親”的身份。她們在新環境中重新定義生活的意義，保持了獨立的自我，哪怕是階段性的，哪怕是部分的。

比起一位事必躬親的母親，孩子更需要的，是從母親身上看到，內心的平和與自我成長同樣重要。

陪讀媽媽，不隻是陪讀，也不隻是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