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人生怎麽落到這個境地
連續一個月，周齊總是在半夜驚醒。他的手指無意識地顫抖，害怕睜眼就會看到五六個家長，套著白色T恤、黑色束腳褲，再普通不過的衣著，手裏握著綁人的繩子，“我會不會再次被抓走？”
就像一個驚恐的孩子，但他已經37歲。2008年，周齊被父母送入臨沂網戒中心，他隻在裏麵待了四個月，但之後16年，在網戒中心的每一天、發生的每一件事，遭受的每一次電擊，都反複攫住了他——即使網戒中心早已關停，始作俑者楊永信銷聲匿跡，父母垂垂老矣，再沒有壓製他的力量和權力。他的人生由此分成了兩半：那一天到來之前的日子，以及之後幾乎摧毀一切的痛苦。
所有人的生活都一直向前，隻有他被困在原地。一年前，他再次出現在網絡上，作為網戒中心的受害者，他報警，聯絡其他受害者，希望能追究始作俑者的責任，他無法入眠超過四小時，醒來就打開手機，看看是否收到法院有關“起訴楊永信一案”的最新回複，他反複的希望又失望，“這個案究竟立不立呢？”
我在杭州見到了周齊。去年他與所有家人親戚斷聯，獨自住在郊區的農村，地圖上找不到具體的點位，隻能導航到附近的小超市，等他來接我。他穿了一身黑，身材瘦削，胡須茂密地攀上臉頰，透著一種長久不見光的憔悴。
我們走進他租住的農民房，靠門的地上攤著一副由幾塊長條鐵架拚湊而成的床骨，上麵鋪著一床薄薄的褥子——這原本是網上購買的床架，在一條床腿崩壞之後，周齊直接拆掉了四個床腿，“就直接睡地上唄”。白色的瓷磚地麵，滿是分散的小黑點，他說，這是兩天一條煙的後果，擦不幹淨。他向我展示了一包裝盒打火機，粗略看過去還剩十多個，“拚多多上買的，一大盒就幾塊錢。”
周齊的床©廖宇彬
白牆已經脫了幾層皮，碎渣隨機掉落，靠窗戶的一側是書桌，擺著這個小屋裏或許最值錢的東西，一台電腦。
來到杭州，最初周齊抱著重啟人生的願望。他先去食品廠應聘了裝卸工，工作內容是把約100斤的糖疊起來，幹了幾天被辭了，“老板嫌我力氣小”。後來打聽租房中介，“沒有底薪隻有提成”，他直接走了。他還去了保健品公司應聘銷售，很像傳銷，老板給電話號碼，他負責加微信推銷，聽完要求他又離開了。現在周齊每月底還有網貸要還——App上的便捷借款，點一次到賬一千，他好奇盡頭在哪裏，一直點到了15000。他不敢再點了。
周齊的出租屋©廖宇彬
所有的錢都花光之後，周齊開始學習給自己做飯，第一次炒菜時，油和火候沒把控好，鍋裏冒出濃煙，房東驚嚇地給他發消息，“後麵著火了嗎？”
我見到他時，周齊已經好幾天沒吃一口飯，餓了就喝水，再不濟吃一片減肥藥——在某網購平台花6元購入，他說效果顯著。
周齊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他特別容易困，但很難入眠，有時一天睡個四五次，睡不著的時候，他常常哭泣，不知道人生怎麽落到這個境地。
她忘記了發生的一切，
隻有她的兒子留在了那裏
周齊永遠難忘第一次被電擊的感覺，他被架上黑床，7個人按著身體，嘴裏塞進一個木頭做的筒狀牙套，電極片一挪開，周齊對工作人員說：“你讓我自殺吧。”而對方拿著電極片，“現在才電了20秒，還有3600秒。”
往後十六年，恐懼如附骨之疽，隻要閉上雙眼，他總能想起那雙把在頭上的手，貼在額間的電極片，電流穿過大腦時那片瑩瑩的藍海。
臨沂四院全名為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2006年成立“網絡成癮戒治中心”，楊永信擔任主任，開啟了13號室的電擊療法，他被許多家長奉為救世主。2009年，央視新聞調查欄目推出《網癮之戒》，提到網戒中心使用的電休克治療儀，屬於未合規儀器，最高三十多伏的電流通過人體，已是人體能承受的極限。在眾多媒體輿論的質疑中，中心據說更換了合規電療儀器，但從未停止收治“網癮病人”。直到十年後，臨沂市衛計委向新華社回應稱，“網戒中心”於2016年8月取消，此後不再收治網癮人員。
楊永信接受媒體采訪
臨沂網戒中心邀請家長24小時陪伴，名為“促進溝通”，如今可以想見其中規避風險的用意。周齊記得母親林佩目送他進入13號室。第一次結束後，他出門直接給林佩跪下，母親臉上有著驚歎的笑意。第二次，母親提前買了飯，在門口等他一起吃，周齊試圖從母親眼裏挖掘一點心疼，但他沒有找到。
除了電擊，周齊大多時間都在上課。課程圍繞“孝”字設置，包括學習《孝經》、念書和實操並行。周齊在肚子裏揣過東西，體驗一天做母親的感覺；也和母親一起跑過兩人三足的遊戲；中心不允許父母隨意打罵孩子，所有人都在歌頌父母的偉大。出院前三周，中心要求他睡前做兩三百個“朝拜”，母親在旁監督，做完頭和膝蓋都磕破了。有一次周齊下跪時哭得輕了，母親舉報他“感悟不深”，他又進了13號房。
為什麽母親在自己被電後總是笑？為什麽她一點不心疼？後來許多年，周齊一直不能理解，他覺得心裏“空空蕩蕩”。直到我們相對而坐的此刻，他垂下頭，雙手無處安放，最後交叉護住自己的胃。他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了，2021年，林佩罹患阿爾茨海默症，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喪失所有記憶，她忘記了網戒中心，忘記了發生的一切，隻有她的兒子留在了那裏。
我就是這麽一條狗了
“那會兒我們著急，他老媽在電視上找到了這個臨沂的中心，我就打電話去問，兒子愛玩遊戲，每天就看電腦，還會打人，你們中心能不能戒？對方說行，那裏都是這批人，幾個療程就能戒掉。我問他們有什麽辦法，他隻說有辦法，我們又實在沒辦法管得了他，能出點錢治好，人回到正常的軌道就行，對不對？”
我輾轉聯係到周齊的父親周才林。他們一家是浙江餘姚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普遍去外地謀生，村裏人都做汽車配件生意，周才林和林佩在成都，周齊從小都由爺爺奶奶帶大，隻有假期時會接過去，但周才林給他的零花錢寬裕，讀書也在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直到成都的生意不順，一家人重聚在餘姚的老家。周才林不太記得周齊小時候的事情，等他意識到事情超出了掌控，周齊已經長大了。
“小時候沒管著他（周齊），才這樣叛逆。”2006年周齊大專輟學，隨後兩年，周才林沒怎麽見兒子出過門，每天都待在房間裏擺弄電腦，沒份正經工作，周才林找遍親戚朋友谘詢，去過各大精神病院詢問“兒子有沒有心理疾病？”最後得到的答案都是“這一定有網癮。”
夫婦兩人為此想過各種方法，有激烈的也有荒唐的，比如他們帶著周齊去求助神婆。早上四點，三人一起出發，神婆是一個普通的、五十多歲的女人，周才林急切地問，“他什麽時候會聽話不打遊戲了？”神婆灑了一把香灰在白開水裏，讓周齊喝下，告訴他們，孩子慢慢就會好的。但孩子沒有“好”，激烈的衝突於是無法避免，林佩曾闖進房間直接下跪，“我求求你不要再玩遊戲了”；周才林喝完酒後，菜刀砍向電腦顯示屏，裂了一條縫，他指著電腦說，“再玩斷絕父子關係！”周齊直接搬出了家，沒告訴任何人地址。
一個家庭的裂痕如此深重，似乎已經失去了相互理解的能力。對於周齊來說，他以一個留守兒童的身份長大，父親不記得自己小時候的事，那是因為他並不在場。從中學開始，他就飽受校園霸淩，他發育得比較慢，瘦瘦小小的個子，於是常常挨揍。上鋪用指甲劃破了他的臉，血珠滲出來，原因是廁所隻有一個洗漱池，周齊刷牙時擠了他；他走路慢了點擋住路，同班同學把他推到了牆上，直接掐住他的脖子。所謂“網癮”，不過是一個內向自卑的小孩見到了全新的世界，“至少遊戲裏的人不會欺負我。”
但父母不理解這些，他還記得有一次，他拿了10元去網吧，玩了兩三小時後回家，父親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再後來，晾衣杆也打斷了好幾根。
送他去網戒中心。在當時，這大概是一個沒什麽大不了的決定，不過幾個月而已，無人能想象它可以摧毀一個人的一生。
©視覺中國
“他父母給我打電話，說周齊網癮嚴重，托我叫他來山東，他們再找個理由去臨沂，我那會兒哪知道網戒中心什麽樣？周齊在網絡這塊兒比我們腦子都好，很早就能賺錢，但可能父母眼裏他每天隻會玩電腦。我想著去中心待個兩三天也無所謂，是不是？人家父母從小認識我，又拜托我了，我不可能拒絕呀？我就喊周齊來看我，沒想到關了四個月。”
王磊是周齊三十多年的好友，當年也是他將周齊騙了過去。我通過電話聯係上王磊，當年按照周齊父母的囑咐打完電話後，他並不知道後續，隻是過了幾天突然接到電話，周齊打來的，“和我說他在網戒中心被電了，很疼。”
他曾去中心看望過周齊，剛踏進門，就看到幾個小孩撲通一聲跪在地上，抱著父母的腿痛哭，“我腦子一懵，不會是找演員來給我們看的吧？”他困惑地看著小孩們撕心裂肺，家長們涕泗橫流。王磊看見了混在人群中的周齊，周齊也看到他，眼神閃爍著一點驚訝和遲疑，快速轉過頭去，王磊意識到，“他不敢過來。”探望結束，王磊再次聯係上周齊，是兩年之後的事情。
後來他們還是好朋友，周齊沒有怪過他，“那個時候他也就二十歲，我父母叫他喊我過去，那時誰不聽父母的話呢？”
出來之後，周齊感覺自己脖子上拴了條鏈子，“我就是這麽一條狗了。”早上七八點起床，晚上九點睡覺，給父母捏肩按腳，中心有過規定，如果沒有遵循中心的生活模式，家長隨時能再送他們進去。如果是“二偏”，待遇將完全不同，周齊見過太多反複被父母送進中心的人，同期最高有11次記錄，他們很好識別，隻能靠牆以軍姿站立聽課，有時連站四五個小時，有的幾乎每天都要被電，飯菜隻有白菜豆腐。
在周才林的眼裏，兒子從網戒中心出來之後，終於有點正常人的樣子了。
我很好奇地問周才林，“他哪裏變好了？”周才林沒什麽猶豫，“最起碼出來後跟你說話了啊，也能溝通了。原來話都不說一句的。不過隻聽話了一年，後麵又對著幹，就被虛擬世界腐化了，但好歹能生活。”
“你有想過再把他送進去嗎？”周齊說他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周才林對此感到不解，“他從中心出來已經變好了，還送進去幹嘛？又要陪又要錢，有必要嗎？”至於那些“送回去”的威脅，“大概就是嚇嚇他吧，沒這個想法。”
我覺得自己這十年活得太憋屈了
網戒中心把周齊塑造成一個“溫馴”的人，但水麵之下隱藏著一座火山，常常突然爆發。從中心出來後，周齊時常會體驗到這種失控感，他似乎沒辦法再控製自己的情緒，朋友偶爾回消息慢了一點，他會莫名其妙地發脾氣，覺得被冒犯了；刷到某個人的朋友圈，他覺得在內涵自己，私信質問對方，發完脾氣又會迅速後悔。
麵對父母，他常常在恐懼和憤怒的兩極間切換。他能一瞬間變得亢奮、暴躁，傷人的髒話脫口而出。周齊有一個小他十五歲的妹妹，不同於在老家留守，妹妹周滿從小和父母在成都生活，他們的關係遠為融洽。周滿記得從網戒中心出來後，哥哥喜怒無常的樣子，正常的時候能跟她開開玩笑，脾氣上來就扯她的頭發。吃飯的時候她最害怕哥哥突然摔碗，拿筷子指著父親，前者一米八的個頭，後者隻有一米六，她擔心動起手來父親打不過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周齊有著自己發火的限度，他不敢摔門後離家出走或拒絕聯係，“那肯定會把我送回中心。”
2018年，外公去世。周滿說哥哥在葬禮上遲到，父母不斷打電話才來，結束後在車上他們又吵起來，她幫父母說了兩句，周齊狠狠扇了她一巴掌，她的臉頰迅速紅腫，她愣住了。
而在周齊的記憶裏，那隻是又一次失控：回家的路上，母親說，“周齊你這樣子不行啊，要不去工地裏搬磚，給別人打工都行？”聽到這句話時，正值夏日，他卻渾身冒冷汗，頭腦開始發暈，仿佛又被扔回剛從網戒中心出來的那兩年，他已經三十一了，直接哭了出來，“我覺得自己這十年活得太憋屈了。”
十年前，所謂沉迷“網癮”的時候，周齊其實已經摸索出了賺錢的路徑——販賣遊戲點卡。08年時，這是個暴利行業。他開了網店，做了幾個月，就能賺一兩萬。從網戒中心出來後，這成了昨日泡影，他聽從父母有個正經工作的意見，陸續打了幾份工。比如在賣水暖的店裏送貨上門，把下水管道搬運到客戶家；他去過工廠做速控擰螺絲；他還自己找了份商場的女裝銷售。
世界縮小到隻有父母，他不聯係朋友，同學聚會也直接拒絕，“沒錢，也不像人樣啊。”直到街上偶遇之前跟他一起做淘寶的朋友，對方麵露驚訝，“你這一年多哪兒去了？我淘寶賺瘋了，得有百萬了。”周齊勉強地笑笑，網戒中心他說不出口，“但我真的不甘心。”
煙酒成了麻醉劑。剛出來的兩三年，他維持著煙酒不沾的狀態，“抽煙是我的罪狀，被電過手的。”但後來，兩天抽一條，吸一口煙過肺，那種飄飄然的氣味順著喉嚨呼出，“就不用再思考了。”他一個人喝酒，目的隻有喝醉。勁酒能喝兩三瓶，黃酒喝一斤，一天沒喝他就難受。抱著幾個酒瓶，坐在電腦前，酒就往喉嚨裏灌，也不嚐什麽味兒。
“有次我去吃飯，一個路過的服務員都勸我少抽點對身體不好，為什麽我的父母從沒對我這麽說過一句？”
其實離開網戒中心的前幾年，他的生活在慢慢重回軌道，一切似乎都在好轉，他重開了網店，賺了錢，還能貼補生意不順的父母（但周才林說沒有這回事），他談了女朋友，買了車還要買房，他已經過了三十而立的年紀，忙起來的時候，也會有種錯覺，覺得自己就快忘記網戒中心的四個月。
周齊發貼講述經曆
他和前女友打算買房，一個三十多平的單身公寓。母親和前女友一起去看房，他沒去，“我那個時候總覺得，很多事情比如買房，要經過我父母同意的。”但母親不滿意，“這房子不能買啊，太小了，住著多沒麵子。”回來之後，女友和周齊大吵一架，一周之後，她提了分手，“你多大的人了？為什麽還要聽父母的話？”
但後來，周齊還是聽從母親的想法，買了大房子。
從葬禮回去後，周齊在房裏躺了三天，沒吃一點東西，隻喝了幾口水，大腦裏有種中暑的感覺，特別疼，又特別恨，他感到所有情緒好像終於到了頭，無法忍耐又無從訴說，回到最熟悉的互聯網，他想寫下過去這十年的痛苦，“網戒中心就像孫悟空的緊箍咒一樣，這種恐懼一直籠罩著我，不敢對自己的爸媽說不，沒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
一切都直轉而下了，網店生意從大不如前到入不敷出，他撐不住還貸的壓力，又賣掉了房子。還完所有貸款之後，還剩五十多萬，他徹底放棄工作和生活，一年之內錢全花光。那些錢究竟怎樣花掉的？他說不出來，隻是語氣有點激動，“你覺得我那時候精神不好能做出什麽理智的事嗎？”
恨也好，不恨也好，時間都過去了
去年5月，豫章書院案公開一審宣判（編者注：2013-2017年，民辦教育機構豫章書院以戒“網癮”為名，對未成年學員進行非法囚禁、嚴重體罰，暴力訓練。2019年，經學員報警，豫章書院創始人吳軍豹等人被批捕。），被告人吳軍豹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十個月，禁止從事教育相關職業五年。看到判決結果，周齊又感覺重燃希望，他恨楊永信，如果沒有楊永信的存在，他認為自己早就能離開父母，“楊永信害了更多人，難道不可以判嗎？”他去杭州報警，對方告知要去臨沂本地才行。周齊先嚐試網絡報警，當地公安分局讓他聯係衛生監管所，他將答複公布在網絡上，一小時後，當地派出所警察聯係他，“歡迎你來線下報案。”周齊很高興，刪掉了在所有平台發布的信息。
他鼓足勇氣，在朋友的陪同下，前往臨沂育才路派出所，做了2次筆錄。此後的一年多他沒能收到任何回複。周齊也打電話問過，對方告訴他正在調查，在家裏等消息就行。
他也想尋找當年的受害者共同發聲，在網上發帖後，他收到了一些私信，有一位許諾他，如果能立案能打官司，他就加入。另一位對周齊感到不可思議，“他告訴我不論怎麽努力都不可能把中心拉下來”。還有一位似乎從過去完全走出來，已經結婚生子，過上所謂正常人的生活，“他勸我放下執念，可我有正常生活嗎？”周齊很憤恨，“父母和楊永信把我的生活毀了”，他無法起訴父母，唯一能對準的隻有楊永信，“如果沒有他，父母就沒有這個工具來控製我。”
比起案件有什麽判決的補償，“我隻想要一個結果，是對前麵三十多年人生的交代。”但由於時間過去太久、證據鏈條模糊，立案成為一件困難事。他沒錢請律師，自己琢磨在網上申請立案，第一次被駁回是沒交起訴狀，第二次是起訴狀格式不對，文件大小不夠，第三次是法官駁回——他走的民事通道，但這算刑事案件，要走刑事通道。
©周齊
他也谘詢過一些律師，對方都會問他：“有沒有留下當時電擊的照片或視頻呢？”周齊感覺莫名其妙，“你說奇不奇怪？當時做這些事時會允許留下視頻嗎？”
周齊很後悔，如果在2018年全網關注時，他勇敢一點，選擇去起訴，現在的結果是不是會不一樣？
周滿最近知曉哥哥準備起訴，作為家人她支持維權，這是一件正義的事，“隻是我希望他能把矛頭對準楊永信，不要杜撰莫須有的事抹黑父母、引導網暴。”
而從法律維度，“時間長，取證難，我覺得勝訴希望不大。”
她無法理解哥哥的冷酷，母親患阿爾茲海默症住院期間，她在期末考試周，拜托周齊去看護，“照顧期間他一直說要走，一周多後留下‘找個護工吧’就離開，找我媽要護工費，給我發消息抱怨父母。”周滿忍無可忍，他們吵了一架，關係自此徹底惡化。
她常常覺得自己非常割裂，一方麵想理解哥哥的處境和遭遇，但又無法接受他對父母的咒罵與怨恨。她問周齊，這麽多年過去了，為什麽要把所有失敗歸咎於父母？為什麽始終沉溺於過去不能向前看？周齊發來一串辱罵，把她拉黑了。
周才林並不知曉這件事。他現在開著一家生物燃料的小廠，早上七點出門，中午給工人燒飯，晚上七點回家，同時肩負照顧妻子的責任，周齊的“不務正業”已經成為全家人的心病，林佩即使失去大部分記憶，仍然在見到他時念叨著“沒結婚沒工作不成器”。周才林隻希望周齊能過上普通人的生活，他對兒子的期待沒變過，一直都是找個安穩踏實的工作，然後結婚生子，但從前年開始兒子持續向他要錢，“我知道他生意不行了，房也賣了，我給他付水電房租，也買保險，不求他還掙什麽，他來幫幫我工廠的班也行，但他不願意的。”我向周齊求證，他有些激烈地反問，“他找我借了那麽多，我現在要回一點不很正常嗎？”
去年周齊到杭州之後，找過周才林要錢付房租，最後一次他沒給。後來周齊發了一長段話，“你們總是否定我……我工作生意最好的時候，你們折騰各種事…… 父母會對孩子這樣嗎？”周才林回了一句，“我們原來真是太溺愛你了。”他們彼此拉黑，再無聯係。
“他現在生活不太好。”我盡量委婉，“你覺得他現在這樣，是什麽問題呢？”周才林沒有猶豫，“網絡裏的虛擬世界啊。”
“周齊到現在仍然介意08年被送到網戒中心這件事，甚至非常恨，您有感覺到嗎？”
電話裏，周才林停頓了一下，“恨也好，不恨也好，時間都過去了，對不對？”他想了想告訴我，“如果當初沒有送進去，現在會變成什麽樣子我都不知道的。網戒中心即使有些方法（比如電擊）可能不當，但總體的教育很不錯。你看，人還是需要這種洗腦的地方，給大腦帶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