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杭州成為年輕人們在北上廣之外的“最優解”。這裏有以阿裏為代表的互聯網大廠們，意味著財富的積累和個人價值的實現；這裏有西湖，有靈隱寺，植物茂密，氣候濕潤，代表著更閑適和愜意的生活。
但如今，時代的紅利不再，互聯網的熱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審視工作和生活的意義。一些年輕人開始收拾行囊，踏上了離開的旅程。
杭漂，漂不動了
黎林樺決心離開杭州了。
徹底離開之前，她想和老同事們最後再聚一聚，但總有人要加班，聚會的時間，5個人改了3次。結果，當黎林樺到達約好的KTV，迎接她的是一個空無一人的包廂。
她一個人唱了一個多小時的歌，直到晚上9點多，所有人才到齊，有人隻唱了兩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後一首歌，黎林樺選擇了《當》，“喊出來後，心胸暢懷”，有一種要奔向人生繁華的感覺。她也終於要說告別了。
廣東人黎林樺，24歲，在香港念完了新聞學碩士。去年3月，她來到杭州，入職了一家互聯網公司，“是我當時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
在內容運營崗位，黎林樺經曆著頻繁的人事變動、連續的熬夜加班，以及幾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這些都一次次使她感到挫敗。
“已經到了中國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觸到的，好像一座搖搖欲墜的大廈。”工作僅半年，印象中大廠的光環徹底褪去，黎林樺的離開更像是一場逃離。
同樣地，2021年，向淨海入職了杭州的一家公司。她戲稱，那是“互聯網校招的最後一屆曙光”。去年9月，她選擇了離開，去到上海，沒有帶走一件家具。
因為一份工作，來到杭州，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選擇。這裏有以阿裏為代表的互聯網大廠們，意味著財富的積累和個人價值的實現；這裏有西湖，有靈隱寺，植物茂密，氣候濕潤，代表著更閑適和愜意的生活。
▲杭州西湖蘇堤春曉。圖 /視覺中國
大概六七年前，在互聯網浪潮最洶湧的時代，杭州用真金白銀的政策補貼，成為“人才爭奪戰”中的大贏家。一則2018年發布的調研報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間，杭州互聯網工程師人才的淨流入率為12.46%，位居全國第一。其中，來自上海的最多，然後是北京。當時，有一種說法是，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聯網人才們，正在把北京和上海變成杭州的“後花園”。
“杭漂”一詞也是在那時開始流行起來。杭州一度成為，年輕人們在北上廣之外的“最優解”，所有人都試圖在這裏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間，最微妙的平衡點。
但如今，這個情況正在悄悄發生改變。據官方數據，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進35周歲以下大學生39.7萬人，位於全國前列。但是，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隻有14.6萬人。
杭州的互聯網大廠們正在經曆收縮。已經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樂，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優化的通知。
各種“降本增效”下，傳統的大廠們開始難以承載員工們的薪資預期和職業發展需要。30歲出頭的顏楠，剛剛從杭州離職，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聯網公司。
當初，顏楠是從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一起離開北京的朋友，都自稱為“脫北者”。但最近，她發現從杭州去上海發展，又成了這群朋友們的新路徑。
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拚多多，美股市值第一次超過了“大前輩”阿裏巴巴。這似乎是一種信號，隨著拚多多、小紅書等新興互聯網企業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業環境，成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三十多歲的浙江人Amy，一畢業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業打拚了十多年。疫情期間，因為經營不善，他們兩千多人的跨境電商公司倒閉了。和身邊很多人一樣，她選擇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
對Amy來說，一個更加現實的考量是：在35至45歲這樣的年齡階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並算不友好。據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齡約38.77歲。互聯網公司喜歡招年輕人的風氣，已經影響到很多本地的其它企業，針對30歲以上女性的門檻並不少見。
大廠之外，想要獲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並不容易。在一家頭部MCN公司做商務的麗娜說，他們經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團的客戶和各種網紅，看起來，這是一份光鮮亮麗的工作。但事實上，杭州遍地都是MCN公司，在業務接近飽和的情況下，“相當於就是24小時待命，隨地大小班”。杭漂兩年，從甲狀腺結節到肺結節、乳腺結節，她“身上能長結節的地方全部都長了”，最後她實在扛不住，回了老家縣城。
從杭州離開，黎林樺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體公司。她說，之前因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環境，一切都是大廠味兒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她才有一種來到真實社會的感覺。
▲圖 /視覺中國
人人都有“杭州夢”
提到杭州，阿裏總是繞不開的話題。無數人因為阿裏來到杭州，又因為阿裏離開。“互聯網之城”“數字之城”“電商之都”——杭州擁有的這些名號，與阿裏的崛起密不可分。
每個人都可以回憶一段充滿野心與豐厚回報的曆史。四十多歲的丁小樂便是其中一員。2008年，他通過獵頭推薦，從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來的5年裏，一路從P6升到P8。
那時，百度還是BAT陣列中的“老大”，但已經有同行向他推薦，“隻有到了杭州才能體會什麽是生活”。不過，更重要的是，阿裏給出了比百度更豐厚的薪資。
丁小樂就這樣來到了杭州，見證了阿裏從創業大廈到濱江總部，隨後又搬去了西溪園區。還有，那些屬於普通人的財富神話。
▲丁小樂拍攝的阿裏巴巴園區。圖 /受訪者提供
2014年，阿裏上市。普通員工的薪資開始翻番，好的績效加上股票獎勵和年終獎，與之前相比，可以拉開數十萬的差距。年薪百萬成了每個人伸手就能夠到的夢。
物流行業的Amy說，她工作涉及的零售這一塊，基本上都處在阿裏的輻射範圍內：不僅有淘寶、天貓，還有被阿裏收購的網易考拉、銀泰百貨。就像一個大型的國企，阿裏的影響擴展到在杭州非常多的行業，很多創業公司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這種產業輻射效應，也拉高了整個城市的房價、地價。最典型的莫過於餘杭區的未來科技城，2013年，阿裏的西溪園區落成，約1.2萬名員工搬遷至此。不到10年時間，這塊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熱門的樓市板塊。2016年，當時的房子均價還在每平方米1萬元，到2020年的高峰時期，部分核心區域的房價甚至達到了每平方米5萬。而當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價為2.7萬元左右。
依托阿裏，在杭州，一個龐大的數字經濟生態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續寫財富神話的行業是——直播帶貨。8大頂流MCN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婭背後的謙尋、辛巴的辛選、小楊哥的三隻羊網絡……近5萬名主播，夜以繼日地在鏡頭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萬來計算，每224人中，就有一個人是主播。每一個人，都想過自己是下一個薇婭、或者李佳琦。
在屬於杭州的夢裏，除了財富，更容易讓人沉溺的是看起來閑散的生活狀態。
丁小樂漸漸習慣了杭州。期間，他去過幾次北京，還會明顯覺得北京“太幹了”。那幾年，杭州的城市快速發展，“感覺美景與城市人文融為一體，城市的整體素質本身也很高”。
盡管隻經曆過兩季，黎林樺對杭州的“綠色”印象深刻，“3月，樹木還沒有完全抽芽，隻露出一抹淡淡的、夾雜著黃白色調的嫩綠。到了夏天，植被變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樹”。她從黃龍洞步行去法喜寺，馬路旁邊兩側都是森林的感覺。還有每次去西湖，盡管遊客很多，隻要望見遠方的樹和水，就給人一種擴展開的感覺，“可以瘋狂吸氧”。
▲黎林樺在西湖散步。圖 /受訪者提供
在杭州一家科技媒體工作時，許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區。她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氣的露天菜市場，一出去，就看到爺爺奶奶擺出來非常新鮮的菜。
顏楠，一個在北京時不怎麽運動的人，來杭州兩年後變得特別喜歡戶外活動。
來自北上廣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們，對杭州寄托了關於奮鬥和逸樂的雙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萬。
但在數字經濟的狂歡下，杭州的製造業比重也在逐年降低。2010-2020的十年間，杭州的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已從47.8%一路下降至29.9%。一位經濟研究專家說，如果把杭州的經濟比作一棟房子，製造業是框架，數字經濟是裝修。隻有框架牢靠，裝修漂亮，整棟房子裏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紅利不再
所有人沒想到的是，互聯網公司的轉折，來的如此之快。
丁小樂在收到優化通知後，拿著一筆不錯的賠償金，進入了半退休的生活。順周期的年代裏，他在頭部互聯網企業的上升過程中，憑借努力一路晉升。隨著收入的改善，他買了房，結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
從一個在縣城街頭遊蕩的男孩，成為互聯網大廠的高級專家，丁小樂覺得，自己這一路走來，除了個人的奮鬥，還趕上了時代發展的紅利。
他是在2000年前後來杭州的，那時他從湖北的一所大專畢業，經曆了7年北漂。那時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資2000元起步，總能找到新的工作機會。他一路在小公司學做網頁、代碼，最終進入了搜狐、網易、百度這樣的大廠。“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廠福利。”他相信個人努力的力量，也感歎自己的踩準風口的幸運。後來，在他帶領的團隊中也不乏清華、北大甚至海外名校畢業的高材生。
若幹年後的今天，互聯網的暴富神話消失了。想要在杭州，僅靠個人經驗與氣力，踏出一條屬於自己路，變得更難了。
職場氣候發生了變化。對於很多人說，即使取得了高學曆，找到合適的工作也並不容易。
碩士畢業後，黎林樺意識到，求職市場甚至還不如她本科畢業時的那一年。投簡曆的那幾天，她和朋友做了一份飛書表格，統計的三十多家單位，一半的沒有回應，還有一半走到筆試、麵試，後麵也沒有回音了。
接到後來這家大廠伸來的橄欖枝，她才發現，公司內的氛圍和她一樣焦慮。黎林樺每天聽說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鑒小紅書”。她感覺，領導們就像慌了陣腳，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個策劃或者活動，似乎都想參照其它互聯網大廠的做法。
麵試黎林樺的mentor，在兩個月後，因為升職失敗，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個人的小團隊，後麵陸續又走了兩人。
向淨海也感受到部門業務下行的趨勢。“我們的用戶交易量，至少少了百分之十幾。”還有人稱，她在的地方已經成了養老部門。
同一家公司的張超越發現，當業務不再像以前那樣高速發展，大家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開始每個月辦技術分享會。後來，他們轉而研究起AI大模型，那些技術會就再也沒開過了。
工作三年，他已經算部門的“老”的員工了，但目前為止，整個部門在最近四年裏隻有一個新人晉升。去年，公司進行了職級改革，這意味著，他們的上升通道變得更窄了。
自2022年上半年，互聯網行業的大規模裁員開始發生，向淨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offer的22級應屆生也被毀約了。
互聯網之外的行業，一樣處境艱難。28歲的許煒靈是福建人，在本科畢業後，她選擇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產公司，是同學中少數沒有回家鄉的。某種程度上，她希望通過工作證明自己。“一個剛畢業的小姑娘怎麽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來自家庭的重男輕女，也有項目上領導的偏見。
經常性加班到淩晨一二點，第二天早上八點再繼續上班。恍然一望，有一個月，部門真的隻剩下她一個人，撐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強度工作的代價還得自己承擔：腸胃垮了，許煒靈曾暴跌到70來斤。最難的日子，她隻能吃流食，每半個月都要去看中醫拿藥。
2022年，房子變得不好賣，房地產市場也開始裁員了。“現金流回籠不來，沒辦法拿新的項目，類似於一個死循環。”在浙江一個縣城，按照以前一天都能夠賣出二三十套的數據，到後麵，他們一個月都賣不出去一套。
行業的低迷也牽絆著個人際遇，那時的男友是她同行，房貸負擔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們無奈告別了長跑五年的愛情。在工作、愛情的雙重打擊下，許煒靈暫時離開了杭州，決定出去旅行散散心。
▲辭職之後，許煒靈去到普吉島旅遊。圖 /受訪者提供
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經相當成熟的MCN公司，麗娜也說，行業並不好幹。她接觸過的品牌方花錢越來越謹慎。原本會花很多錢在宣傳上，現在都偏向於得見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帶貨。即使是這樣，公司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招聘都隻要國外留學生和國內知名高校的學生。在隨時待命的情況下，普通員工的工資隻有七八千。
閑暇時間，張超越在張純如的《美國華人史》中，看到了一種作為華人個體的“卷”——上一輩勞苦一生，隻為子孫謀福利，後代又是一個奮鬥的輪回。
“他們除了吃飯睡覺，所有時間都在幹活。樂趣就是把錢寄回家裏，孩子長大了把再把照片寄給他。就這樣一直幹活，看著照片，過完了一輩子。”張超越說，他是非典型的程序員，他很害怕無意義感，希望在職業上有不一樣的追求。
他也開始醞釀著辭職，去一個有更大發展空間的地方。今年，他發現，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層有30多戶，現有都已經空出了五六戶。
這是理想生活嗎？
置身於工作崗位上，黎林樺才意識到，所謂的“996”“007”，並不是概念上的東西，而是一種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她在這個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時間裏，她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個生態封閉的園區。就連難得可以和朋友聚會的周末時光，除了抱怨工作，她竟然找不出新的話題。
薪資下滑，職業上升通道縮窄……杭漂們發現工作與他們原本的期望並不相符。那些傳說中，能在杭州實現工作、生活兩不誤的故事，並沒有發生。赤裸裸的現實，敲打著他們重新思考工作的意義，以及自己究竟想要過上什麽樣的生活。
離開杭州前，在MCN公司的麗娜經曆過一段艱難的掙紮。最崩潰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剛結束與客戶的會麵，她還在出租車上為客戶製作報表。由於連飯都顧不上吃，她出現了低血糖的症狀，一邊在手機上打字，一邊“全身發麻，出冷汗，心髒狂跳”。她記得非常清楚，在馬路邊的一個石墩子上，她不得不坐下來休息了十分鍾。
老家縣城的朋友給她介紹了一份體麵的雙休工作，早9晚5，月薪6千。但是，在那個四線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邊，娛樂生活單一，還會被家裏人催著找對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來就難了。她反複糾結著兩條路的選擇，“回去是所謂的‘退路’，換一種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
黎林樺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對接，一次烏龍加班，讓她像一個徹底泄了氣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淩晨四點，結果做出來之後，他們發現隻是領導自己理解錯了，整個團隊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
▲圖 / 視覺中國
“上麵一拍腦袋，任務一層層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東西，可能對整個業務毫無價值。”工作要求反複無常，上個月，她還在和客戶說，讓他們準備新的活動，到了下個月，規則和玩法又改變了。麵對商家的疑惑，她常常會覺得很愧疚。
在她內心反複被盤問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辭職，這是否正常？每次在園區裏，看到其他人都正常地行走、交談，而自己連吃飯都感到疲憊，黎林樺也懷疑，“為什麽人家可以在這裏幹那麽多年，我在這裏幹個幾個月是要死要活的？”她不明白，在個人選擇如此被動的情況下，但所謂的職業發展真的存在嗎？
工作了兩年的向淨海，將她的工作總結為三個“體驗差”——一個是喜歡向上管理，一個是PPT文化，還有就是PUA。
讓向淨海覺得最荒謬的地方是，每當KPI完成不了，工作匯報就變成了講故事。“講我們為此做出了什麽樣的努力，比如我們的目標用戶是年輕人，雖然說大盤是下降的，但是我們年輕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術上線，如果數據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當指標任務從沒發生過。
後麵一段時間，向淨海每天到六點就跑路回家。因為步行就可以到家，總會感覺身上都沾沾著公司的氣息。這也是她搬去上海後，一件過去的家具都沒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顧那些令人不快的記憶”。
▲向淨海每天下班會繞道經過的天目裏。圖 / 受訪者提供
站在十字路口，可能會有猶豫、彷徨。但做出決定時刻，就是邁出舒適區，開始新生活的起點。
在焦慮要不要辭職的那幾天，顏楠整夜地睡不著，“我可能會把事業和個人價值實現看得非常重要，就覺得我站在這兒，好像跟我當時來的初衷已經不相符了”。
光是修改簡曆，她就拖了一個月。“基本上是精神戰損版來找工作。”顏楠知道，她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簡曆，得不到任何回應。每次打開電腦，她都鼓足勇氣給自己加油。後來，經過了幾次麵試，自信漸漸回來了。她慶幸自己最終還是走出了那個怪圈。
離開的，留下的
曾有人用“原生職場環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帶給人的烙印。來到深圳的黎林樺，偶爾也會感到落差。
在杭州時，年假多、節假日的福利也多，“作為應屆生，很容易被這些小恩小惠打動”。那時，她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塊起步的單人間。盡管在那個豪華酒店裏，他們還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淩晨兩三點。
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預算掉到400塊，隻能住7天連鎖酒店。年假的天數，也大大減少。
黎林樺現在的日常工作是，新聞視頻剪輯。“工作時間上的確是合適了一點，但我其實還是蠻迷茫的。”她偶爾也會想，如果繼續在杭州幹下去，也許會更有前景。
但最終使她內心堅定下來的是，當初離職，其實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從去年9月份開始，下班之後，黎林樺練起了書法，也開始嚐試一些室內運動。今年4月，她又買一個縫紉機，“開始搞一些小東西”。
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樣了。一到上海，向淨海就果斷辦了一張迪士尼的年卡。來到新的公司後，同事還會對她開玩笑：“不要把大廠味兒帶來了。”她說，現在越來越想明白，工作隻是一種產生現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的要發財，要收獲更有價值感的事物，沒有必要全部從工作當中尋找。
不再在工作當中索取意義，就是對它的去魅。
“回想過去的片段，不是哪次匯報有多成功，需求上線之後數據有多好，也不是當時如何拿到offer，以及對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邊的一切回憶。”有一年冬天，向淨海在上班的時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她被到處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觸動。到了春天，好幾個工作日的下午，她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劃船，就這樣一直等到晚霞出現。
▲向淨海下班後追趕到西湖邊的晚霞。圖 /受訪者提供
有人離開，也有人再次回來。杭州依舊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吸引著來自四麵八方年輕人。
過上了在杭州、上海雙城生活的Amy，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兩個城市的城際列車上，她一遍遍算著時間的賬，保證自己有3個晚上、2個白天是在杭州的，這樣她每次一回來，才能有足夠的時間，全身心地去陪孩子。
在杭州的周末裏，她帶孩子去西湖邊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她曾找到一處農莊，那裏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著涼鞋，輕鬆蹚過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邊就是一片綠油油的野菜地。見到的年輕人也不少，他們帶著整套的露營裝備，包括帳篷、音響、桌子椅子，時間在那一刻慢了下來。
從杭州去到上海後，顏楠綜合考量，還是決定以後在杭州買房。“在上海變老的成本太高了。”她說，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變老的城市。“我很關注城市的生態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們休閑一下，出去爬爬山、釣魚什麽都比較好。”
政策也在作出一些傾斜。5月9日，杭州市政府發布《關於優化調整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範圍內購買住房，不再審核購房資格。同時，在杭州取得合法產權住房的非該市戶籍人員，可申請落戶。
在深圳工作了幾個月後，有一天，黎林樺突然意識到，當初選擇去杭州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是不敢麵對下班之後的時間。“工作延續了社會給我們的評價標準，讓我圍著一個中心軸不停轉。但是，當工作沒有辦法給到價值感的時候，那種連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覺就會非常可怕。”
包括練書法，以及購買縫紉機，都是希望給自己建立一個新的坐標係。黎林樺現在知道，不論在哪座城市，做著什麽工作，下班之後的時間，她都不會再害怕了。
▲在杭州時，黎林樺和朋友一起在九溪煙樹，點了兩杯龍井。圖 / 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