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拜登總統簽署法案，要求TikTok必須從它的中國所有者——字節跳動剝離時，國會議員歡呼這項法律是對北京的打擊。他們高興得太早。這項法律最多隻能部分減輕錯誤信息的危害，或中國對國家安全構成的風險。與此同時，中共正期待著宣傳上的意外收獲，華盛頓作為自由開放互聯網擁護者的形象被破壞了。
如果美國禁止TikTok，它在維護開放互聯網平台方麵的道德權威將大打折扣。多年來，美國一直在鼓吹言論自由和開放貿易，現在，專製領導人在幹預令其不悅的言論平台時，就能引用華盛頓自己的例子了。
法案發起人稱其目的是切斷這個短視頻應用與中共的聯係；如果不賣給美國實體，就禁止訪問TikTok。現實情況是，美國政府很可能最終禁止TikTok，使1.7億美國用戶無法使用。上周，TikTok提起訴訟，對該法律發起挑戰。對於如此複雜的企業出售而言，九個月的交易時間太緊迫，單單反壟斷審查通常就需要這麽長的時間。像Meta或穀歌這樣的科技公司不太可能解決政府對它們收購主要競爭對手的顧慮，私募股權或投資集團也不能保證一定可以完成這筆充滿政治風險的交易。
對於TikTok在美國的命運，中共的意誌才更具決定性。2020年，中國商務部修訂了技術出口規則，對專業算法的出口實施管製。毫無疑問，法律變化賦予了它向任何外國實體出售TikTok算法的自由裁量權。中國的官方媒體以其典型的拐彎抹角的方式表明了這一點，它們所引用的一位教授的置評正是這樣說的。無論字節跳動的高管或其投資者的意願如何，出售TikTok都需要北京方麵的批準。
這種批準不會出現。自2020年以來，以及最近幾個月，中國官方一直在抨擊潛在的剝離。政府發言人譴責這筆交易是“強盜邏輯”。中國領導人從批準出售中幾乎得不到什麽好處。共產黨並不特別關心字節跳動的投資者的利益（他們大多是全球機構投資者），似乎也不介意借機給字節跳動一點顏色看看，它的創始人曾經因為未堅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發表公開信，低聲下氣地道歉。
最重要的是，北京很可能將該法案的通過視為一個機會，可以借此拿華盛頓的虛偽大做文章：這就是美國版的防火長城。強製出售TikTok將使美國政府官員對中國封鎖西方社交媒體平台和外國網站（包括《紐約時報》）的抗議變得空洞，盡管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控製要全麵得多。美國經濟民族主義者已經認為，既然中國不允許Facebook、Snap、X或Instagram在境內運營，那麽美國就應該做出回應。但是，什麽時候像這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會變成對美國價值觀的背叛？
這些關於虛偽的指控將在中國境外引起反響。2021年，Twitter刪除了尼日利亞總統的一條推文，該推文暗示要對一個族群實施暴力。尼日利亞隨後禁止了這款應用，政府稱那是出於對不實信息和假新聞的擔憂。美國國務院意識到尼日利亞政府正在扼殺言論自由，並發表聲明稱：“過度限製尼日利亞人報道、收集和傳播意見和信息的能力，在一個民主國家是站不住腳的。”七個月後，尼日利亞取消了這項禁令。
強製出售TikTok的法律並不能解決美國科技巨頭繼續從兩極分化的內容中獲利的問題。關閉TikTok將除掉一些有毒的帖子，但對於解決Snap和Instagram給未成年人造成的傷害問題卻幾乎無濟於事。從校園抗議到11月的大選，激烈的爭議在其他平台上也廣泛傳播，這些平台上同樣存在來自潛在國家行為者的欺騙性內容。
強製出售也不能解決對數據的擔憂。美國公司乃至美國政府一直把美國人的數據管得亂七八糟，使得中國黑客獲取的信息就破壞性來說完全不輸他們從TikTok用戶檔案中收集的任何信息。這款應用的許多罪過是其他矽穀違規者所共有的。
批評者聲稱中共直接操控TikTok，使其向著有利於北京利益的敘述傾斜。無論真假——目前的公開證據提示了一些問題，但仍然是間接證據——北京仍有許多其他方式來影響美國人的觀點。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前，Facebook和其他平台無意中幫助了俄羅斯插手詆毀希拉裏·克林頓的候選資格。如果中國決心幹預美國大選，它有許多其他工具可以利用。與其他人一樣，北京可以在YouTube或Instagram上收買意見領袖，同時掩蓋自己的行蹤。對TikTok的禁令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信息生態係統的問題；為所有科技巨頭建立共同的隱私和算法規範才是關鍵。
新的法律麵臨著一係列訴訟——TikTok的律師提出了挑戰，他們指控其踐踏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破壞合法的商業。它很可能以第一修正案為由被推翻。TikTok已經在幾個聯邦法院勝訴，並在2020年經受住了特朗普政府的禁令。在充滿爭議的選舉周期背景下，訴訟有可能拖延數月。隨著TikTok的繼續運營，拜登本人幾乎沒有表現出該應用程序正在威脅我國安全的樣子。他的連任競選活動堅持使用TikTok來吸引年輕選民。
為了禁止TikTok，美國現在正在打一場長期的法律戰。萬一失敗肯定不好看，但勝利也可能結出苦果：在國內，我們的價值觀被玷汙，而在國外，專製者取得宣傳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