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一則新聞最近吸引了不少對內卷深惡痛絕的網友關注:新加坡政府勞工部門和工會一起推出了一則新的指引:當地各類企業員工可由今年12月開始,申請每周隻工作四天。在強調加班的亞洲文化中,這無疑是“一股清流”。
當然,這則指引不意味著新加坡開始全麵推行四天工作周。就算這方麵最“激進”的歐洲,四天工作周目前也仍以社會試驗、倡議和小範圍推行為主。
不過在未來,我們確實可以期待四天工作周得到更大規模推廣。
為什麽呢?因為工時本身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上世紀,工人們訴求五天工作周和八小時工作製,是反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嚴重剝削。尤其“二戰”之後,在工會的強勢下,歐美社會的平均工時經曆了顯著下降的過程—從20世紀初的每周6天60個小時降到了5天40個小時。但那之後,歐美社會整體的工時下降趨勢就不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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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不同,四天工作周在疫情後興起,更多是歐美社會經濟發展本身的需求:傳統工作崗位不再需要那麽多的密集人力勞動。反之,消費和服務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例升高,人們在同等收入基礎上,隻有擁有更多閑暇才能投身消費刺激經濟。正因如此,一些政府才在疫情重創經濟之後產生了試驗四天工作周的興趣。
那麽,目前的試驗效果如何呢?英國在2022年推動了一項全球最大規模的四天工作周試點,吸引了不少企業參與。我也讀到了一家相關機構關於這一試驗的總結報告。報告顯示,受訪的61家試點機構中,有54家在試驗一年後仍然在實行四天工作周,31家將其轉變為了正式的公司規則。
報告顯示:企業員工大多數認可四天工作周。大部分員工都認為新製度顯著改善了工作壓力。傳統上,企業員工常有“周三疲勞”和“周日焦慮”。前者是每當星期三會突然發現“怎麽還有兩天要工作啊?”後者是每到周日就會陷入“才休息了一天,明天就要上班了,今天沒法好好玩了”的困境。試行四天工作周之後,那些安排“三休日”的企業員工大多數表示,這兩項壓力顯著減輕了,能更好照顧家人、自我進修、鍛煉身體,進而改善心理健康和工作—生活平衡。
那麽,四天工作日是否變相成“隻工作四天但每天工作10個小時”呢?報告給出的結論也非如此。從工時上看,實行四天工作周後,員工每周的工作時間一開始略有增加,但適應後,平均每周工時降低了6個小時,也就是說每天的工時沒有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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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報告顯示雇主們也接受四天工作周。一方麵是員工因為休息更好而狀態變得更好,另一方麵則是四天工作周降低了員工因為覺得辛苦而離職的比例。對企業來說,這也算“雙贏”。這更證明了:四天工作周並不是在抵抗當代經濟模式,反而是一個幫它“改良延壽”的做法。
也正因如此,四天工作周也有很多條件和局限。從小的方麵來說,企業要推行這一模式,首先不能是利潤率不高、人員配比處於極限狀態的企業,企業需要留有餘量,在減少工時的情況下可以給員工錯峰分配任務,同時還要有相應的組織管理文化來協調。並不是所有企業都適合這一模式。
而從大的方麵來說,目前的試驗主要針對歐美國家的辦公室工作。對於非歐美國家的、工時更密集型的工作,或者越來越流行的零工經濟,四天工作周是否遠水不解近渴呢?在很多地方,人們首先需要的或許是減少每天的工時,擁有完整的、可以不被打擾的下班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