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走了，留下滿牆的晚年心事

4月16日，山西代縣，有人在院子裏看張福青晚年寫在牆上的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20歲時，張福青有一個當知識分子的夢，但後來當了一輩子農民。

這個春天，他過世了。兩個兒子為他辦完葬禮一周後，他們家百年祖宅裏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熱鬧景象——天南地北的記者和網友湧來，帶著相機、攝像機、無人機、紙筆和好奇。

有人坐火車或乘飛機趕來，有人被村幹部、鎮領導帶著尋來，有人從中國西部的新疆喀什而來，還有人帶著孩子前來，再後來連縣長也被驚動了。一些正忙於春耕的同村農民，不得不兩腳帶泥地歸來受訪。一位記者半開玩笑地說：“現在，中國至少有1億人知道他。”

這個生於1947年的老人，大概從未想到過自己會以如此的方式被世人所知——他把生平和心事，寫滿院落，小到給杏樹剪枝，大到關心宇宙。他的字，長在紅磚白牆木門窗上，有的跑進豬圈和廁所，連房梁、地基、電線插頭上都是。

但在他晚年的絕大多數日子裏，這個院子都有點兒孤單。

院 子

在山西省代縣上高陵村的這個院子裏，晚年隻有張福青與妻子杜中秀，相依相偎。

兩個兒子在外闖蕩，無暇顧及，逢年過節回來團聚。祖宅有房8間，7間都空著，隻有西房住著兩位老人。多數時候，妻子杜中秀在炕上坐著或躺著。她患有精神分裂症、糖尿病，終生服藥，由張福青照顧。

被疾病找來的過程，張福青也記在磚上：“我倆於2008年得精神病、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壓。”

每天早晨，村中小超市的老板娘都會看見張福青提著桶，來店前打淨化水，通常隻打一元錢的水，占水桶的三分之一，多了他提不動。一日三餐也很簡單，老板娘知道，平日裏他隻買掛麵和雞蛋。

大概是為了避免遺忘，張福青把二人每日需吃的藥用筆寫在紙上，貼於門柱。那張紙，已被日複一日的油煙熏成棕黃色。

院子裏陪伴他的，除了不常說話的妻子，還有他常在牆上念叨的中藥“紅姑娘”，以及兩棵白水杏樹。晴天，站在屋簷下，抬頭能望見遠處的五台山。妻子服藥後，常昏昏欲睡。這個安靜的院子就變得更加安靜了。

張福青的晚年，就是在這樣的院子裏度過的。

4月18日，山西代縣，杜中秀坐在寫滿文字的門窗邊睡著了。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小超市老板娘最後一次見他，是3月26日，春分後第六日，杏樹尚未開花。

這天，張福青出現時沒拿水桶，找她幫忙。她33歲，是村中罕見的年輕人。這一次來找她繳費或換錢，她記不清了，但她清晰地記得，那天老人走上店前的六級台階，已有些困難，身體在發抖。

78歲的張福青得了重感冒。

大兒子張宏剛定居鄂爾多斯，已是五口之家，次子張宏英漂在北京海澱，尚未婚配。兩個兒子距家400餘公裏。得知父親重感冒後，張宏剛給父親轉了2000元，讓他去看病。

72歲的晚年好友韓保倉，開著小汽車，帶他到鎮裏輸液治療。輸完液第二天，他的病情更重了，已無力起床。韓保倉又拉著他到繁峙縣裏的醫院，後來又轉院到太原，“人家說肝腎衰竭”。

大兒子張宏剛連夜趕到太原，張福青抬起頭看了一眼，什麽話也沒說。3月27日淩晨，已很難搶救，救護車就送他回了家。天亮後，張福青走了。

小兒子張宏英連夜從北京回來，沒能趕上見父親最後一麵。他一走進院子，就看見多年來他刻意躲避的東西——壽材。父親6年前就已備下。

葬 禮

原本，這是一場再普通不過的農村老人的葬禮。

3月31日，正駕車環遊中國的攝影師蔡山海途經上高陵村時，被這場葬禮的鑼鼓聲吸引，便進院拍攝。打算離開時，瞅見院門的木板上寫著兩行毛筆字：

“新疆喀什市到2026年後，將成為……世界最大物流十萬畝市場，77歲的我張福青將能去看看嗎？”落款處寫著：2023年6月23日書。

扭頭，蔡山海見正對院門的照壁上另寫著4行小字，仔細一看，這個老人竟在牆上發問：“宇宙有多大呀？……坐飛機到太陽飛20年才能到……”

那一瞬間，蔡山海被這些書寫於木板、紅磚上的文字擊中了。他才發現，院子裏到處都“長”滿文字。起初踏進來時，他竟未留意。

4月16日，山西代縣，張福青晚年寫在紅磚上的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在照壁北側的牆上，有一行詩一般的小字：杏花落/果成後剪果/距離四至五寸遠/果大甜。

東房的牆和窗上也快寫滿了，其中有這樣一句：“我71歲老啦用老人手機不會交費。欠費前電業局提前用信息通知。”

在正房的外牆上，還記錄著：“2018年9月27日，從大門口買下兩個人壽材共支4600元〈一支材2300元〉。”這行字下，此刻，正堆放著幾袋嶄新的元寶紙錢。

蔡山海將這些文字拍下來，發在網絡上。他不承想，這些圖片旋即在網上激蕩起無數的漣漪。

有震撼，有驚歎，有感動，也有眼淚。從那些紅牆墨字裏，有人看見角落生長著一個孤獨而浪漫的靈魂；有人看見一個熱愛生活、向往世界的老頭；有人看見“物是人非”一詞的展開；有人想起自己沉默寡言的爺爺、奶奶，和遙遠的故鄉。

許多人都想到史鐵生和他的那句名言：“唯有文字能擔當此任，宣告生命曾經在場。”

很多年輕人好奇，到底是一位怎樣的老人，會將他的思緒與日常，寄予筆下，書滿庭院？

歸來細讀這些文字，蔡山海也萌生出巨大的好奇。4月8日，當他再次來到這個院子時，院裏的杏花開得正盛，滿樹粉紅。

網絡上的爆火與接踵而至的記者，讓尚未從悲傷中走出的兩個兒子也出乎意料。

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們從未認真讀過父親寫在院中的文字，父親過世後，他們才開始仔細打量它們。

張宏剛發現，院子裏最早的文字，大概寫於1996年，是一則關於賣瓜的趣事。那時，張福青虛歲已過50歲。日後，用於書寫的工具有粉筆、鉛筆、鋼筆，多數時候是毛筆，字或楷，或行，或草，而木頭、磚塊、水泥、門窗、布袋、鐵皮，盡是他的紙。

離世前的28年裏，這個農民斷斷續續在院子裏悄然寫下兩萬餘字，儼然一本紅磚砌成的小書。

一些粉筆寫下的，經過風吹雨淋，已看不清；一些毛筆寫下的，墨痕也淡了，或隨牆皮剝落。小兒子張宏英發現，父親大概是想保存得久些，在一些字表塗抹過一層清漆或糨糊。

前14年的文字並不多，多與修房有關。

更多的文字寫於2017年後。那時，他還在修繕祖宅，但關於生病住院、人老體衰的記錄多了，有時像是在交代身後事，叮囑子孫。

兩個兒子是父親走後才發現，父親的遺囑早已寫好，提前放在了壽材裏。

“……父逝後，更希宏英注重你母的思想波動，不能讓她精神病重發！葬父後可找一位服侍她人為伴，或送你們的母親住養老院，然後請上一位誠實戶住我院東房開商店……”

落款處寫著時間：“二○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從這些文字判斷，2018年前後張福青出現了很大的思想變動。張宏剛想起來，2017年嶽母在家中去世，第二天才被發現，一句話也沒留下。這件事對父親衝擊很大。而後2018年10月，他因心髒問題再度入院，住院10天，並安裝了第二個心髒支架。

出院後，兩位老人開始喝牛奶，並在家門口買下壽材，最後寫好遺囑，放了進去。

生命中最後的6年，他更頻繁地將瑣事記在院子裏，包括找村醫買速效救心丸、請鄰居施肥翻地、何時買春聯、何時換單衣等。有些像日記，有些是明顯的叮囑。

隻是這些文字在他過世前，很少有人正眼看過。

韓保倉說，他是張福青晚年最好的朋友，“他性格特別古怪，一般人不和他說話”，他們性格投機，經常來往。他兒時的同學覺得，他個性強，說話直，通常不找他聊天。

村中許多人不曾踏進這個院子，或從不知道院裏寫滿文字。韓保倉常去，見過張福青在牆上寫字，但從未過問為何要寫。村支書來院子裏時，也看過這些字，張福青卻告訴他“（你）看這沒用”。

現在，張宏剛、張宏英才覺得，這些字是留給他們看的。

在東房白牆上，張福青寫了一篇千餘字的《家史育人》，其中提到：“父逝，希兩子寫一篇憶父文裝入正房東堂正牆。”張宏英印象裏，今年春節回家時，這片牆上還是一片空白。

於是，安葬父親後，他們遵從父願，寫下了一篇《憶父文》：

“滿院都是您有溫度的字跡，父母之愛子，為計之深遠，讓我垂淚滴血……最大的遺憾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陪伴您，現實就是這麽殘酷，抱起磚頭就沒法背您老人家啊。”

尋 跡

關於父親留下的文字和他的內心世界，張宏剛發現，他還不如自己的同學帥秀平了解得多。

4月10日，從外地回到村莊的帥秀平，看見張福青的地裏長出一座新墳，問過地邊的鄰居才知道，是張福青過世了。當他再次踏進張福青的院子，院裏的杏花快落淨了，枝上生出新芽。因為這座院子能罕見地看到小人書，他從小就覺得這裏很神秘。有一次路過，竟發現張福青與自己不謀而合，在種“紅姑娘”。

這幾年，他跟張福青學過如何種好“紅姑娘”，也學過寫毛筆字。他覺得，張福青身材高大，長得像魯智深，是“武將的形象，文人的心”。

帥秀平還發現這個留守老人的思緒總飛得很遠，有時關心千裏之外新建的高鐵或高速公路，家中藏著各種地圖，有時又好奇人類、星球是從哪裏來的，人死後會去向何處？

“宇宙有多大呀？太陽表麵溫度6000度，中心1500萬度……坐飛機到太陽飛20年才能到……有星星2000億顆。”

這段寫在院子照壁上的字，讓無數的網友好奇，是什麽樣的農村老人會關心宇宙，他孤獨嗎？在這個處在滹沱河衝積平原上的村莊，其他村民不愛聽他聊這些，還會說“這個人得精神病了”，但帥秀平與他在這方小院裏探討過宇宙。

“俺兩個研究，這個宇宙就是由黑洞產生的。”帥秀平說，“總得有個母體嘛，就跟人生娃娃一樣。”帥秀平記得，張福青曾告訴他，人死了，隻不過是肉體死了，通過量子糾纏，到了另一個宇宙、平行世界，人重生了。

“這種人，就不會孤單。”帥秀平覺得，相反，他的精神世界是豐富的。但張福青離世後，他又覺得，“世界上再也沒有那麽好的朋友和老師了”。

4月16日，山西代縣，帥秀平在院子裏看張福青晚年寫在牆上的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攝影師蔡山海離開上高陵村後，決定暫停自己的攝影之旅，回老家。“福青可能是我們身邊的每一位老人，可能是我們的長輩，又或者是我們未來的模樣。”

後來，帥秀平在一位賣臭豆腐的村民家中，找到了院子外少見的文字，用紅漆寫在一張鐵皮上——“來一碗臭豆腐”。

張宏剛則在父親逝後的第21日，第一次從家中翻出父親59年前的日記本，並在父親的舊書中發現了村中私塾老師給父親起的字和號——張福青，字文甫，號效魯。

坐在炕邊低頭捧讀日記時，張宏剛不自覺地讀出聲來。其中最長的一篇寫於1966年正月二十四日，足足寫了4頁麻紙，張福青大概是意識到，自己的學業生涯即將終結。

日記裏，他提及與父交談時，父親說：“你今年好學上四十多天，到五十多天，就得下地勞動，不然就會連全年三口人的食糧也不可能全部地領回。”

他在日記中也曾立下誌向：“給國家社會辦些無窮的有利益的事業，推而至於能為全球謀出幸福那就更好啦！也就達到我平生之誌啦！如若不然，雖生猶死，不枉來一世嗎？白費國家的米糧嗎。還夠個知識分子嗎！”

56天後，他的日記斷了，他的知識分子夢也中斷在日後艱辛的生活裏。

此後30年，他那雙扶麻紙、捏毛筆的手，不得不拿起鋤頭、種子。他離開學校，娶妻生子，侍奉雙親，種地養羊。那30年，他沒怎麽離開村莊，親友記憶中少有的遠行是與同村人騎自行車，去100餘公裏外的太原賣辣椒。

4月17日，山西代縣，張宏剛坐在炕邊看父親59年前寫的日記。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晚年，在《憶妻文》裏，張福青回憶起那段困苦日子時寫道：“情況逼我下廚，還要下地勞動”“盛夏時（妻子）還得背著小兒宏英去前園采摘半畝田的金針菜”“生活所逼我賣了僅有的五十隻綿羊，才渡過了生活難關”。

那段日子覆蓋著張宏剛的童年與青年。最困難時，他勤工儉學，每日吃饅頭、鹹菜，但撐過高中後，他也像父親一樣，在無奈中結束學業，被推入生活的泥沼。

但他不再如父親一般，留在村中種地，而是到異鄉闖蕩，並娶妻生子，在異鄉定居下來。張宏剛說：“母弱出商賈，父強做侍郎，族望留原籍，家貧走他鄉。”他總覺得自己像《平凡的世界》裏的孫少平。

他也寫過日記，隻是早已撂筆。“說白了，忙於生活。”

張宏剛回望父親和自己走過的人生路，才理解父親在日記本中寫下的那句——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初聽不識曲中意，再聽已是曲中人。”張宏剛說，他也已為人夫為人父，有3個孩子，最大的19歲正念高三，最小的6歲也在上學，妻子一人照顧，他則忙於掙錢養家。

他有時候想，如果這些文字沒有意外走紅，他們也許會看，但不會像現在這般理解父親，“也許把這邊兒送葬的事兒辦好，就走了”。

父親晚年的這些文字，之所以寫在牆上，而不是日記本裏，張宏剛覺得，是想讓他們看到，隻是他們以前沒留意過。

追 憶

小時候，張宏英問過父親，寫這些幹什麽？父親隻回他，“長大你就知道了”。

如今，再看父親寫在牆上的文字，他有些愧疚。他看見東房的牆上寫著《家史育人》，其中一句寫著：“兩子各奔西東，都相離我倆四百公裏多點，我們倆在家養病，由兩子供生活費，歡度晚年！”“歡度晚年”這四個字，他感覺在牆上尤為顯眼。

他常年在北京打工，每隔三四天父親會來一通電話，但時長通常很短。有時接到父親的電話張宏英會說：“有事兒咱就說事兒，沒多大事兒咱就掛了，我這邊兒也得工作”。

“（那時）心思不在這上邊，都在外邊。”張宏英說，他起初在北京幹過3年物流，後來幹過飯店後廚，父親都盡量挑他休息的時間來電。

父親辭世後的一天夜裏，坐在寫滿文字的磚牆旁，張宏英覺得那時的自己有些無知。

他想象父親也曾像此刻的他一樣，一個人坐在院子裏仰望星空。小時候，他也喜歡看星星，有時會躺在屋頂看，父親提醒他，墊個袋子在身下，別看久了。

那時，他也曾對星空產生過好奇，等他有機會再次仰望院子上方的星空，父親已過世，他也即將步入中年。

“有時候覺得，我稱不上這個字。”他舉起手，在漆黑的夜空寫了一個字——“孝”。

4月17日，山西代縣，父親去世後，張宏英在老家的院子裏陪伴母親。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張宏剛是個商人，賣過保健品，開過小超市，如今一邊做藥材生意，一邊擺攤賣舊書。除非家中有事，或逢年過節，他才回來。

在張宏剛眼裏，父親儒家思想很重，尤其重孝道，他的話語常是命令式的，每年春節前，就盼兒孫們能回家過年。

“商人重利輕別離。”張宏剛說，他也很矛盾，“我們做這個生意，過年最賺錢”。

他總是三五年才回家過一次年，為此，他和父親曾鬧意見。後來，他發現，父親不再命令式地要求他回來，而是拐彎抹角地詢問。

2024年春節，隻有張宏英回家了，待了7天就返京上班去了。

張宏剛原本打算過完年回來。“結果又發現商機，我們那邊兒有廟會，擺攤賣書半個月，賺了四五千元。”他說自己也沒辦法，“我是（家裏的）發動機，我要帶著老弱病殘‘走二萬五千裏長征’”。

張宏剛每年會給父親打兩萬元生活費，和修院建房的錢。

祖屋至少有150年的曆史，早已破敗不堪，張福青55歲才開始翻新房院。他在院中照壁上寫道：“經過16年才建成，用紅磚10萬塊，開支7萬餘元，已71歲啦！”

這也是張宏剛一直不太理解的事。他站在院子裏，指著眼前東房說，“這個房我就是反對他（蓋），也沒少花錢，最少也得三兩萬。”但父親執意要建，他就打錢回家。

張福青在世時，是家族中輩分最高的人之一，在張宏剛眼裏，是“大家長”般的存在，是說一不二的父親。那時，他對父親更多的是聽從、孝順，但結婚多年，張宏剛至今仍沒有自己買房。

“現在這個年代叫我給他（蓋房），我不願意，我有3個小孩兒，負擔多重啊。”張宏剛說，人是現實的。

但“孝”，是張福青一生所看重並遵循的。他在牆上寫：“人生孝為本”“不與不孝人交”“教子女要敬養父母”。他在年輕時，也曾麵臨贍養父母的問題，最後選擇留在村莊。他的侄兒媳婦記得，張福青的父母年邁無法自理時，是張福青與杜中秀二人，在床前掏屎端尿，服侍臨終，這事讓村中人很敬佩。

在晚年憶文裏，張福青自稱“命硬運乖”，是父親助他四娶妻室，第一妻離婚，第二妻生下張宏剛後病故，第三妻走失，他一度心灰意冷，無心再續，母親催他再娶，他才三下四川，覓得第四任妻子杜中秀，生下張宏英。

晚年的張福青仍感到遺憾，雙親至死也未能住進他翻新的房院裏。

現在，這座苦心修繕的院落，將麵臨不會有後代居住的局麵。“他已經蓋好這些房，我也不回來。”張宏剛說。

村裏沒什麽留得住年輕人的東西，沒有好產業，也沒有學校，連村中小賣部的生意也越來越差。而張福青的暮年，正好始於二子的成年，也恰好趕上中國農村外出務工熱潮洶湧的年代。

在張宏剛看來，父親內心深處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來自於他傳統的儒家思想與現代商品經濟社會高速發展之間的衝突，以及衝突之下人的思想更替。

他如今也能感受到，在這方寸之地，父親時常迫於種種現實，不得不妥協和嚐試著理解。他覺得，父親晚年是有些孤獨的，但他又覺得：“這是一種社會現實，沒辦法，無解。”

三侄兒張計平覺得，張福青晚年肯定孤獨。“現在農村就是這個情況，兒子都不在，連個拉呱（方言：聊天）的人都沒有。”

在上高陵村，與張福青年紀相仿的老人，消耗時間的方式多數是選擇在村中找個地方坐著。村道邊擺著一溜一溜的老舊沙發，天氣好時，許多老人坐在上麵。

張福青也是那些沙發的常客。很多老人都見過他提著唱戲機，在家旁邊一塊寫著“為人民服務”的照壁下閑坐，有時捧書前來。

4月17日，山西代縣，一位年輕記者在坐滿老人的照壁下采訪。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年輕人不在村裏的日子，老人們常等來推銷的年輕人，賣按摩器的騙子也來過。有一次回家，張宏英發現，父親買了按摩儀器，用了兩三次就壞了。一問才知，村裏許多老人都買了。

現在，張福青的好友韓保倉也時常感到孤獨。晚年，他常開車載張福青去取藥、看戲、旅遊。“他最愛看詹麗華。”韓保倉說，他們約好要到詹麗華的老家轉轉，但這件事成了遺憾。

韓保倉年輕時是一名鐵道兵，參與修建過北京二環地鐵，如今在京有戶有房有兒女。但退休後，他跟妻子回到上高陵村。他的母親活到100歲後走了，去年妻子也先他辭世。現在，他晚年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挺孤單的。”他醉醺醺地說，但北京城他不想回去，回去“憋得不行”。

他72歲，孤身一人住在老家的舊房子裏。每晚的飯菜都很簡單，一個饅頭配一盤紅辣椒，有時是黃瓜、西紅柿，或雞蛋，但仍要飲二兩酒，喝得淺醉，然後在幾近古董的床上睡去。

離 開

每日都會從張福青門前路過的客車司機說，他在這條從山裏通往繁峙縣城的路上，開了28年客車，坐車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以前還能指望山裏的礦，現在礦也要關停了，更不可能留住年輕人，連老人都越來越少。

年輕人不在家的日子，65歲的張計平就成了張福青的求助對象。他寫在牆上的文字裏，“計平”是出現最頻繁的人，有近20次，包括“請計平堵兩豬圈門”“貼對聯掛燈籠”“修火爐”。

張計平也明顯感覺到，近些年三叔在衰老、退化。有一次，要澆院地，可他的手指沒有力氣，叫計平來幫忙接水管、擰鐵絲。三四年前，朋友送給張計平一個馬桶，他轉身送給了三叔。“歲數大了，他需要，（茅坑）蹲下去站不起來。”

後來，福青又找到計平說，房前的台階有些高，下不去，需要手裏攥點兒東西，計平就在門前安裝了鐵扶手。晚年，許多事張福青都漸感無力，毛筆字也不如以前寫得好。他在牆上自問自答，“老來難，怎麽辦？”並逐條寫下兒與媳回家省親之際要為父母做的10件事。

他也在牆上感慨自己老了：“我71歲老啦用老人手機不會交費”“我已74歲不能做，有危險”“福青77歲始腿痛”“每年三月份七月份找村青年人給福青、中秀用手機刷臉，各一次，才能領養老款”。

他有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裏麵快記滿了使用手機的各種流程，包括啟動網、手機支付法、視頻通話、清理垃圾、發圖片等。

很顯然，他嚐試努力學習現代社會的生存技能，但最終還是敗下陣來，不得不向村中僅有的年輕人求助。

他請23歲的大學生發過短信、貼過春聯、幫忙連過無線網，他請33歲的小超市老板娘交過話費、刷過人臉認證，他還請住在城裏的四侄兒張建平到自動提款機取過錢，有時張建平讓36歲的女兒幫忙，以至於連兒子們都不知道的銀行卡密碼，四侄兒和侄孫女知道。

張建平記得，有一次，福青對他說過，“時代變了，現在的好多東西都搞不懂了”。

他還在一張紙上列下“送杏名單”，其中許多人都曾經幫過他。進入5月，院子裏的杏樹上已結滿青色的果子，也不再有記者和網友頻繁造訪，院子又安靜下來。

4月16日，山西代縣，張福青院子裏的兩棵杏樹，杏花快落淨了，新芽長出來。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5月3日，父親離開的第37天，張宏剛也離開上高陵村，回到了鄂爾多斯。在沒有訂單和廟會可以做生意的日子裏，他就抽空打些零工賺錢養家。

張宏英暫時留在了老家，母親離不開他。這段日子，是他成年後在老家待得最長的一段時間。但他感覺，自己好像陷入了一種循環。

在他記憶裏，自2018年父親病後，他總在回家照顧父母與北京打工之間來回折騰，有那麽幾年，“（事業）有點起色，家裏出事兒了。去了北京，重新開始”。如此這般，反複數次，他時常感到無奈。

“這可能就是命吧。”他說，像被一雙無形的手推著走，由不得自己。這兩年剛在飯店穩定下來，父親又突然去世，他隻好待在上高陵村照顧母親，但他不可能一直待在村裏，錢是個問題，隻是他還沒想清楚，母親該怎麽辦。

閑時，張宏英就拿起父親用過的毛筆，以水代墨，像父親往日一樣，在院子裏的紅磚上寫字。然而，在牆上寫毛筆字並不容易，寫不了5個，他胳膊就酸了。轉眼，那些字跡便在牆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