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2023年人口增長最多的城市？

截至4月23日，除了黑龍江和西藏，已有29個省份公布了2023年人口數據，《財經》整理數據發現，共有十個省份實現了人口增長，其中人口自然增長率為正值的省份隻有廣東、廣西、貴州和青海。

自然增長率最高的為貴州（2.88‰），其次是廣東（2.76‰）、青海（1.68‰）、廣西（0.42‰）。

人口增長包括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即“人口淨流入”）。在人口增長的九個省份中，有的地方主要是由於人口自然增長，比如貴州，有的主要是得益於人口機械增長，比如長三角的蘇浙滬、華北的京津；有的地方是人口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兼有，比如廣東。

中國國土經濟學會理事長肖金成告訴《財經》，在人口自然增長率整體下滑的情況下，大多數省份人口負增長也在情理之中。在人口正增長的省份中，廣東承接的農業轉移人口和來粵務工人數多，同時這些人大多數是年輕人，多數有生育能力，對人口增長起正向作用。

盤古智庫老齡社會研究院副院長、高級研究員李佳告訴《財經》，多地人口負增長與人口流動、低生育密不可分。當前中國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流動遷徙且向城鎮集聚，其中大多數既是勞動年齡人口，又是生育年齡人口。這些人的流向和生育選擇，直接影響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

因此，人口增長不僅反映了人口老齡化趨勢，還能體現出省際經濟發展、人口流動走向、城市化進度等差異。“各省不同的人口增長速度主要反映出各地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在經濟形勢較好、產業集聚度較高的地區，人口的增長速度必然較快。”李佳說。

新一線城市人口增量靠前

數據顯示，2023年有十個省份的常住人口呈正增長，分別為：浙江（增長50萬人）、廣東（增長49萬人）、海南（增長16萬人）、上海（增長11.56萬人）、江蘇（增長11萬人）、新疆（增長11萬人）、貴州（增長9萬人）、北京（增長1.5萬人）、天津（增長1萬人）、寧夏（增長1萬人）。

廣東連續四年成為唯一出生人口超100萬的省份，連續六年成為第一生育大省；廣東之後，中部人口大省河南去年全年出生人口69.5萬人，位居第二；山東去年出生人口61萬人，位居第三。

其中，常住人口增長的省份主要在南方，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而北方城市中，隻有北京和天津是正增長。《財經》梳理發現，與傳統熱門城市北上廣深相比，新一線城市更受歡迎。在已發布2023年人口數據的城市中，增量前四名分別是合肥（增長21.9萬人）、鄭州（增長18萬人）、杭州（增長14.6萬人）、成都（增長13.5萬人），均為新一線城市，且都是省會城市。

“總體來說，這些城市第一吸引力是就業。產業發達城市工作機會多、薪資水平高，吸引更多勞動人口。並且，經濟水平越高，產業越發達，帶動吸納人口能力越強，越能刺激經濟發展。”李佳說。

肖金成告訴《財經》，上述四個新一線城市經濟很有活力，尤其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實施後，合肥的創新活力被激發出來，並承接了長三角城市群的產業轉移，創造了不少就業崗位；而在成渝雙城經濟圈的政策支持下，成都在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方麵也有不俗表現。

此外，李佳表示，從這些城市吸收的流動人口成分來看，省內流動人口占多數。由於地理位置的接近性，這些中心城市的產業在省內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當省內中心城市的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還會帶動省內其他城市，由此實現均衡式發展。從短期來看，新一線城市的吸引力仍然較大，產業聚集能力較強，未來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模式會越來越普遍。

海南生育率拔尖

《財經》梳理發現，相比前述新一線城市，京滬等傳統熱門城市新增人口數量不多，北京更是隻有1.5萬人。

肖金成告訴《財經》，北京為疏解非首都功能，經曆了較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批發業、製造業等明顯減少，對於普通勞動力的需求也相應減少。同時北京為了控製人口增長，出台了相關調控政策。另外，養育成本上升，也使育齡人口生育意願降低。

“從政策層麵看，上海雖不如北京那麽嚴，但同樣處於產業轉移過程中。”肖金成說，但他不認為傳統熱門城市的熱度正在衰減，北京、上海等城市對於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還在，針對高端人才留滬、留京的政策也越來越多。

李佳告訴《財經》，北方城市主要是吸納式發展模式，對周邊城市人口有明顯的虹吸效應。而南方城市更多呈現出輻射式發展，對周邊城市人口的吸納相對均衡和分散。“南方省份的人口流動還有一些慣性選擇。”李佳說，例如湖南、湖北的流動人口更多地選擇廣東。究其原因：一是地理位置相近，第二是氣候條件相似，第三是文化共通。這種情況在北方也有所體現，但不及南方地區明顯。

從出生率看，已公布數據的省份中，有六個省份人口出生率超過8‰，分別是貴州、海南、青海、雲南、廣東和廣西，主要位於西部地區和華南地區。李佳表示，貴州在人口結構上屬於多民族地區，生育意願較高，同時產業發展態勢好，吸納就業能力強。

《財經》梳理發現：人口自然增長率較低的省份有遼寧（-5.63‰）、吉林（-5.39‰）、內蒙古（-3.42‰）、重慶（-3.32‰）、四川（-3.12‰）、湖南（-3.08‰）、天津（-2.57‰）、上海（-2.42‰）。李佳認為，這些數據並不令人意外。自2018年起，上述幾個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就呈現持續下降趨勢。

肖金成認為，東北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人口流出量大主要受經濟影響。上述地區經濟發展明顯落後於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區，因而人口流失數量較多。而天津和上海作為超大型城市，人口壽命延長，老齡化程度較高，育齡人口數量減少。同時，大城市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普遍較低，甚至有一部分大齡青年選擇不結婚。

在各省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整體下滑的同時，海南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呈現回升態勢。2023年全省出生人口比上年增加0.79萬人；出生率比上年上升0.68個千分點，比全國高2.89個千分點。

自2018年起，海南的生育率就一直處於高位，與西藏、青海、廣西共同位列第一梯隊，遠高於廣東和山東。“海南生育率的逆勢上揚得益於率先擺脫疫情影響。因此，要看一個地區的生育率，要與更早的數據進行比較。”李佳說，海南、西藏、廣西、青海同屬欠發達地區，但生育率卻處於高位，原因是少數民族的生育意願高於漢族。

肖金成認為，決定區域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是：經濟發展、產業活力、就業崗位、有生育能力的勞動力流入。以海南為例，自貿港的成立對人口的吸引力較大，流入人口也有較高的生育意願。自去年起，海南就出現機票火車票“一票難求”的現象，意味著海南需要更多的人從事相關服務行業。

李佳認為，影響生育的三個重要的要素分別是生育價值、生育能力和生育環境。其中又以生育價值為重。導致出生率下降的一大因素是生育價值的多樣性發展。“普世意義的生育價值有三點，一是傳承和親情上的愉悅感，二是新的勞動力，三是孩子的養老保障效用。而在當前的環境中，這三點價值都在逐漸弱化。”

如何看省際人口競爭

盡管2024年全國人口數據還未公布，但從各省份人口數據中，不難窺見：人口負增長將是常態。

人口增量見頂，競爭存量人口就成為了各省份的選擇。此前，各省份“搶人大戰”已經屢見不鮮。

有些地市主要通過放寬購房政策留住人才。以廈門為例，2024年2月，廈門市住建局發布文件，放寬所有本科及以上學曆、獲得中級及以上職稱或高級工及以上執業資格的非廈門市戶籍人才的購房限製，符合上述條件者在廈穩定就業一年以上且無住房即可購買一套商品房。

人才落戶難度也在不斷減小。以青島為例，2023年11月，青島市政府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戶籍製度改革的通知》強調，在青大中專院校、技工院校、職業院校在校學生，本人可以落入學校集體戶；其他大中專院校、技工院校、職業院校在校學生及國（境）外同等學曆層次在校學生，本人可以落入各區（市）人才集體戶。

人才獎勵金金額正在逐漸加碼。以廣州南沙為例，2023年5月，廣州南沙發布《廣州南沙國際化人才特區集聚人才九條措施》，其中強調，針對頂尖人才、高層次人才給予最高1000萬元獎勵，高層次人才團隊給予創新創業獎補1億元支持，高級技能工匠給予最高100萬元獎勵。

接受《財經》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人口的流動趨勢能體現出一地公共政策和經濟形勢的變化，相當於本地的“燈塔”。

李佳告訴《財經》，東北的就業環境和創業環境與南方省份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工資收入水平低，公共政策配套也還有提高的空間。

李佳特別提到，期待未來人口流動由數量增加轉向質量提升。一是體現在地方吸引人口的措施，二是體現在高校的吸引力。比如，武漢特別設立招才局，專門針對高質量人才來武漢工作提供相關保障和優待措施。目前高考錄取率已經約90%，而優質大學資源主要集中在一線和二線城市。在長達四年到七年的校園生活之後，大部分學生會選擇在大學所在地就業，或者在附近城市就業。因而高校對於人口流動的促進作用同樣很大。

部分專家學者認為，城市之間在引才上的競爭，基本出發點是好的，但需要警惕可能的負外溢效應。比如，搶人才政策與戶口、購房資格掛鉤，可能誘發“戶口空掛”“懸浮型城市”等現象；引才政策讓公共資源被變相補貼大學生，可能對農業轉移人口等其他勞動力群體產生一定“擠出效應”；三四線城市可能會受到一二線城市“搶人”的嚴重衝擊，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區域發展的不均衡不協調等。

肖金成不讚同獎勵式的“搶人政策”。目前地方搶人仍聚焦在高端人才，甚至是尖端人才。但肖金成認為，普惠性政策更合理，例如南京、杭州針對大學生製定“先落戶後找工作”的政策。這類政策對於解決大學生麵臨的生活保障問題來說更具力度，大學生落戶就業的意願也更強。同時類似政策所涵蓋的人群也應該擴大，例如農民工等群體也應該覆蓋。

肖金成告訴《財經》，從全國角度來看，由於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較快，公共政策差異化並不明顯。但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北方更迅猛，產業也以勞動力密集型為主，就業機會較多。同時，流入的勞動者以年輕人為主，對於提高生育率具有一定促進作用。

存量人口流動情況已成為各省份競爭人口的關鍵。浙江2023年末常住人口增加50萬人，總量達6627萬人，是現有數據中增加最多的省份。不過，浙江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86‰，這意味著自然增長的人口減少了5.7萬人，浙江淨流入的省外人口為55.7萬人。

2020年，北京大學教授李建新就曾預言，隨著各省人口進入負增長，未來人口再生產進入“縮減型”已成為共同趨勢，過去靠內部人口遷移或流動來彌補省內人口“空缺”的時代已經結束。

“如果各級政府仍力求以人口流動或遷移來應對本地人口負增長的潛在風險，可能會因吸引人口而產生惡性競爭，一些地區的人口負增長問題得到緩解的同時，會加劇另一些地區的問題。因此，各地區通過人口遷移或流動爭奪人才的政策，隻是一場零和博弈。”李建新說。

李佳認為，未來，吸引存量人口一定是省際間與區域間人口競爭的主要手段。但是，智能化工業的發展有可能會對人口競爭的形式產生衝擊。以往，大多數工人需要具備一定素質技能才可以上崗，而現在這種要求正變成非必要條件。所以，未來存量人口的競爭可能升級為高質量存量人口的競爭。而教育資源落後的城市，則會在新的競爭中處於劣勢。

但肖金成告訴《財經》，在人口問題上，城市之間並不一定存在絕對的競爭關係。經濟發展決定人口流向和集聚度。同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也決定了人口的生育意願。而這兩點並非一成不變，並不能從單一時間點來判斷人口流動對於城市的影響，要從長線來看人口流出和流入對於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產生什麽作用。

在肖金成看來，目前人口流出地的經濟發達程度必然不及人口流入地，但流出地的發展不會就此停滯不前，是否能夠扭轉人口流出趨勢取決於城市未來的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