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四年深入東非多國 發現中國醫療援非的真正痛點

齊騰飛

深圳大學社會學係

高良敏

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

【導讀】2023年是中國派遣援非醫療隊60周年。自中國首支援非醫療隊進入阿爾及利亞起，援非醫療隊便一直以不畏艱苦、大愛無疆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和事跡為媒體所報道，但卻少有人知他們在非洲開展醫療援助時的真實境況。本文作者提供了難得的一手資料，基於2015年至2019年間在東非多國的田野調查，作者描繪了中國援非醫療隊的現狀，揭示援非醫療實踐中的現實問題與挑戰。

文章認為，與社會主義時代南方國家之間的人道主義援助不同，當前中國援外醫療隊所麵對的非洲醫療生態，已被數十年來的全球新自由主義潮流所形塑，這一方麵保障了醫生的執業自由、私立醫院和醫療旅遊的發展，另一方麵卻削弱了普通民眾獲取基本醫療需求的可能性。這種醫療生態折射的價值觀與中國援非醫療隊的定位相悖，導致援非醫療隊員時常陷入窘境。

作者指出，在此背景下，非洲在醫療衛生領域自主意識的覺醒，成為中國援非醫療發展的可能抓手，通過“授人以漁”的方式，協助非洲當地製定切實可行的衛生發展策略，中國援非醫療隊能夠在普遍意義上施惠於非洲民眾。

中國援非醫療隊：

在新自由主義衛生泥潭中摸索前行

自1963年中國派遣首支援非醫療隊進入阿爾及利亞始，援非醫療隊已經走過一甲子。60年來，中國援非醫療隊遠赴萬裏，在遙遠的異域救死扶傷，不僅踐行了國際人道主義精神，也為中非友誼注入了活力。長期以來，談及援非醫療隊，媒體和學術界關注的更多是宏觀命題，如人道主義援助、援助動機、國際衛生合作、衛生外交、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等，卻少有涉及援非醫療隊的微觀實踐。對於中國援非醫療隊在非洲本土醫療生態中的真實境況，更是少有深入的調研和論述。

2015年至2019年間，筆者在東非從事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其間結識了不少中國援非醫療隊隊員，並前往其營地對他們進行采訪，回國之後又對主管援非醫療隊派遣的原衛計委（現衛健委）、相關的外交部、中國疾病與預防控製中心（CDC）的工作人員開展訪談，從而對中國援非醫療隊的現狀形成了較為全麵的認識。本文即根據我們在烏幹達、馬拉維、坦噶尼喀（坦桑尼亞大陸）和桑給巴爾（坦桑尼亞島嶼）的田野調查資料，揭示中國援非醫療隊身處非洲當地醫療生態之中所麵臨的現實問題與挑戰。

▍非洲醫療生態的階段性與中國援非醫療隊的落差

在中國對外援助的國家敘事之下，從1963年到2023年，中國對外派出援非醫療隊隊員2.4萬人次，目前共有45支醫療隊在非洲44國的100個工作點工作。在此過程中，援非醫療隊隊員通過臨床帶教、手術演示、學術交流、健康講座、防疫宣教、遠程指導和巡回醫療等方式，與非洲醫院建立對口合作關係，支持建立專科中心，培訓醫療人員，增進受援國民眾的健康福祉，提升受援國的醫療技術水平。中國援非醫療隊以其人道主義精神和精湛醫術受到受援國政府和民眾的信任，他們既是救死扶傷的天使，也是傳遞友誼的使者。

這些稱讚並無不妥，也是援非醫療隊隊員的應得讚譽。然而，相較當下的援非醫療隊，以前的醫療隊或許對此更有底氣。筆者在東非多國調研時發現，這些國家要求醫生隻有獲得本國醫師協會頒發的職業醫師資格才能行醫，這導致諸多援非醫療隊隊員因語言問題而遲遲難以獲得資格證書，僅僅持有誌願者證書，隻能從事一些邊緣輔助性工作。有的醫生抱怨：“以前的醫療隊員，如劉芳儀醫生，可經常進出總統府，享受國賓待遇，而我們隻是沒有工作證的誌願者，沒有處方權、沒有藥品的空頭醫生。”這位醫生提到的“以前的醫療隊員”，具體指的是尼雷爾時期的援非醫療隊隊員。彼時，坦桑尼亞剛剛獨立，走上非洲社會主義道路，試圖發展初級衛生保健和農村醫療衛生。中國派出醫療隊培訓坦桑尼亞的醫務人員，協助搭建初級衛生保健製度，“給當地人民留下一支永遠不走的醫療隊”。此時，坦桑尼亞對援非醫療隊並沒有該國執業資格證的要求，援非醫療隊靠醫術和經驗打開了局麵，成為坦桑尼亞的“座上賓”。而今，由於職業資格的強製性規定，除了少部分醫療隊員能夠盡快以醫生身份參與臨床科室的診療外，大多數醫生一般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才能夠備齊工作證、居住證和職業醫師資格證。這對隻有兩年或近年大多調整為一年援非期的醫療隊員而言，其職業行為的實施空間遭到了極大壓縮。

中國援非醫療隊隊員在前後兩個時期所麵臨的殊異待遇，並不是因為之前的醫療隊隊員比現在的醫療隊隊員醫術更高，也不是因為政府更迭導致對華關係的轉向，而是因為他們分別嵌入到非洲醫療生態的不同階段。

自從西方殖民者進入非洲之後，非洲醫療生態大致經曆了四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傳教士醫學階段。傳教士醫學將對非洲病患的救助視為宗教救贖，以此進行“文明開化”和“福音傳播”。借助藥品和手術刀，傳教士醫學通過健康介入打開了傳教的局麵，成為殖民主義的先導。

第二個階段是18世紀末開始的殖民主義醫學階段，或稱帝國醫學階段。在這一階段，西方醫學在被征服和占領的殖民地開展活動，服務於殖民政權的建立和維持。為部隊服務的軍醫、為殖民政府服務的醫生、為傳教服務的傳教士以及研究熱帶疾病的醫學家紛紛登場，他們雖然為非洲培養了第一代本土醫學精英，但主要還是為歐洲人和地方權貴服務。

第三個階段是伴隨著民族獨立的後殖民主義醫學階段。二戰之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然而國家獨立後的醫學依舊與殖民主義醫學存在千絲萬縷的聯係，主要表現為本土醫學精英對精英醫學的熱衷、傳教士醫學實踐的延續、來自原來宗主國或其他歐美國家的醫療援助，以及西方國家醫學院或醫學研究機構建立的諸多分支機構。盡管在醫療領域各種受製於人，但政治上的獨立使非洲政府將衛生製度的製定權、健康發展路徑的決策權都掌握在手裏。在這一階段，非洲國家大都進行了醫療衛生發展的嚐試，要麽進行社會主義醫學嚐試，發展初級衛生保健和農村醫療衛生工作；要麽走向資本主義醫學，大力引入私有資本，發展私立醫療。

第四個階段被稱為民主政治醫學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非洲國家普遍麵臨由經濟危機引發的財政困難，不得不按照世界銀行和西方援助國的要求，對國家進行結構性調整，大多數國家進入民主政治階段。在這一階段，非洲的醫學生態表現為民主政治對醫療衛生製度的製衡，具體而言，則是三種健康價值觀的博弈。這三種價值觀分別是實用主義價值觀、人權主義價值觀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實用主義價值觀以“保基本”為核心，用有限的資源服務於大多數人，將初級衛生保健作為主要策略。人權主義價值觀以人人享受衛生保健權利為核心，主張醫療衛生製度的公益性，抵製市場主義傾向，從而導致人們對免費醫療服務的訴求。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則認為醫療服務是一種商品，主張以私有化和市場化手段改造醫療衛生製度，推行嚴格的醫師執業標準，設定高標準的藥品和醫療器械準入製度，追求高精尖的醫療技術和人才。三種價值觀的博弈導致了非洲醫療生態的不確定性，但隨著醫療衛生領域的私有化進程，大部分非洲國家形成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的醫療衛生製度。

老一代中國援非醫療隊所麵臨的非洲醫療生態正處於第三階段。彼時非洲正處於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時期，由於長期殖民統治，新獨立國家財政緊張，醫療衛生水平嚴重落後，亟須外部支援。本著人道主義精神，中國政府按照“非洲需要，非洲提出”的原則，以省包國的方式，派遣臨床醫療專家前往非洲，對當地醫護進行指導、培訓，參與當地醫療實踐，同時，輔以援助藥品和器械、援建醫療基礎設施等。這種雪中送炭之舉沒有諸多結構性限製，中國醫生可以立即在當地開展職業行為。而今，援非醫療隊麵臨的卻是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非洲醫療生態。非洲國家紛紛引進西方醫師執業標準，若要在當地行醫，必須培訓數年才能考到醫師執照，才能合法行醫。盡管援非醫療隊隊員在中國早已獲得執業許可，而且都是擁有豐富醫學經驗的專家，而今卻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以“正常醫生”的身份執業，甚至還要麵臨被當地移民局官員盤查的窘境。

▍新自由主義的盛行與中國援非醫療隊的尷尬境地

上文提及的醫師執業許可隻是新自由主義醫療生態的冰山一角。新自由主義認為，醫療領域應該遵循市場邏輯，畢竟一切不經市場競爭的壟斷都會導致效率低下。在新自由主義的改造下，近幾十年非洲醫療衛生行業高度私有化。由於缺乏醫藥生產能力和市場充分競爭，現代醫藥幾乎全依賴進口，價格昂貴。非洲多國允許公立醫院醫生多點執業，可以開設藥店、診所甚至醫院，幫助解決國家衛生資源匱乏問題。然而，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有的醫務人員通過虛假開藥的方式將醫院藥品帶回自己藥店銷售，利潤可觀。在公立醫院內部，醫生的利己主義、追求與社會發展不匹配的福利待遇之風盛行，不僅導致要求漲薪的醫療罷工事件此起彼伏，還導致醫務人員和公共衛生人員大量湧向高薪的社會組織行業。

追求高精尖的技術和人才是新自由主義的應有之義。雖然非洲整體醫療水平落後，但其在醫師職業標準、醫藥質量標準方麵卻比肩世界衛生組織和歐美國家。負責援非醫療隊派遣工作的原衛計委工作人員對非洲國家這種超越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發展策略表示擔憂：

非洲很多國家的衛生官員都是在歐美國家接受培訓的，擁有非常好的背景，但是他們缺乏一個明晰的發展策略。也許存在一個發展策略，那就是按照美國標準製定一個醫療標準，然後任市場驅動。我們對非援助，最重要的是將我們衛生發展的經驗跟非洲分享。60年前，我們很多健康指標跟非洲差不多，為什麽中國現在的健康指標顯著提升，而非洲國家不進則退呢？很大程度是因為還沒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如果中國按照非洲國家現在的這些要求，必須是培訓多少年才能考醫師執照，才能合法行醫，那我們就沒有赤腳醫生這條路，沒有赤腳醫生這條路，就意味著中國在過去不可能短期培訓農村衛生人員，就不能幫助農民解決基本衛生需求。赤腳醫生就是中國摸索出來的可行的一條道路。從赤腳醫生開始，慢慢過渡到所謂的規範醫生、職業醫生的道路。非洲國家沒有這麽做呀，一上來就按照歐美國家的職業標準要求他們的職業醫生。那誰能實現這個目標呀！即使實現，誰在這兒工作呀，早跑到美國、英國、法國當醫生了。所以必須要考慮一個事實情況，不要以為製定了一個所謂低標準執業標準，就使非洲人民享受了一個不合格的職業水平，不是這個概念。相反，按照高標準的執業標準反而使大多數非洲人享受不到基本的醫療保障。原來很多人批評中國的藥品標準，比歐美國家、世衛組織的標準低。可是如果都定那麽高的藥品標準，那現在很多人要麽無藥可吃，要麽花費更多錢去買歐美的進口藥品。盡管說出來好像是一個痛苦的選擇，但卻是一個很現實的選擇。我們不斷考慮自己國情，不斷提高藥品標準和執業標準，才慢慢走到現在這一步。非洲國家一來就按照歐美國家標準，要高標準的藥品標準，要嚴格的醫師執業標準，看起來挺好看，可最後能得到什麽？終究是一個漂亮的藍圖。（原衛計委某工作人員，20150326）

非洲社會缺少藥廠，缺乏藥物，自身藥物標準比肩歐美和世界衛生組織，這就意味著連打點滴用的藥水都要從歐美進口。貧窮的非洲享受的是發達國家的高價藥品，不僅普通民眾得不到基本醫療需求的滿足，還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對此感到十分無奈：

缺醫少藥不是去養它，而是應該幫助它造血。西方人定的醫藥門檻很高，我們很多藥品都進不去。我們國內藥物可以解決中國人民的健康問題，為什麽不能滿足非洲人民的需求！我們應該發展讓人民能夠得著的藥，歡迎歐美在非洲生產，你不生產，也不能不讓我來生產。不能每年花那麽多錢買藥，最終卻養活了發達國家一大幫人。西方喜歡給魚，而我們東方連teach you how to fish（教你怎樣捕魚） 都不說，而是empower you how to fish by yourself（賦予你如何自力更生來捕魚的能力），加強藥品能力建設。我們抱著一個開放的態度，和歐美可以合作，應該建立共同體，把非洲的蛋糕做大，而不是搶蛋糕，這不利於彼此，更不利於滿足非洲的醫療需求。（外交部某工作人員，20150327）

伴隨著非洲經濟發展，其醫療衛生事業也得到了一定發展。麵對中國援非醫療隊，非洲某些國家的衛生態度也發生了轉變，要求援非醫療隊提供高精尖的設備和技術，或援建更多專科中心，而非派遣單打獨鬥的“中國專家”。埃博拉疫情讓非洲國家認識到建立疾病控製實驗室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相應的要求。中國之前主要派人去援非，此次則將高精尖技術送了出去，在三個月內搭建了移動P3實驗室和固定P3實驗室。當然，建立疾病控製實驗室，不是隻建造個實驗室那麽簡單，還需要考慮人員培訓和生物安全問題，還有法規建設，一旦處置不當則會造成病毒泄漏問題，形成生物炸彈。盡管學習、培訓並提升疾病防控能力的方向值得肯定，但這需要國家之間的相互協調，而非盟國家間的協調本身就存在一些挑戰。

鑒於非洲大城市的國立醫院、私立醫院和專科醫療中心能夠大體滿足大城市的醫療需求，一些非洲國家要求援非醫療隊不應在大城市醫療點行醫，而應該到資源匱乏和醫生較少的偏遠地區。援非醫療本身就不是享受的旅途，醫療隊隊員對艱苦的工作環境早已有心理預期。值得寬慰的是，相較之前，援非醫療隊的整體生活環境有所改善。在筆者調研的烏幹達、馬拉維及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三國四地中，隻有一地援非醫療隊無固定駐地，居住分散，無專職廚師和司機，需要自行打理衣食住行。伴隨著援非事業的成熟，其餘兩國三地擁有固定駐地，相對安全舒適，並配有廚師、司機和翻譯，且與上一批醫療隊交接兩周後能盡快適應生活環境。大城市衛生資源豐富，援非醫療隊前往偏遠地區，履行救死扶傷的職責，並無不妥。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盛行、初級衛生保健和公共衛生體係整體滯後的情況下，派遣有限的援非醫療隊員去偏遠地區執業，對非洲本地民眾而言卻隻是杯水車薪。

保障民眾對醫療服務的自由選擇權，是新自由主義的價值皈依。然而這個世界相當比例的人口卻因為貧困而並沒有充分的選擇權。西方和非洲當地精英在鼓吹醫療自由選擇權時可能隻是將立足點放在了發達國家，習慣將文明看成擺在我們麵前的現成財富。在保障醫療自由選擇權方麵，非洲國家在兩個方麵做得尤為突出，一是發展私立醫療機構，二是醫療旅遊。

與公立醫院的“軍心浮動”不同，私立醫療機構不僅擁有一流的醫療設備，一流的服務，也因高於公立醫院的薪酬可以招攬非洲一流的醫生。環顧非洲，各地最好的醫療機構往往是私立醫療機構。但這些私立醫療機構往往為國外資本所控製，如遍及東非的阿迦汗醫院及其醫院網絡、非洲多國的印度阿波羅醫療集團等。私立醫療機構天然視醫療服務為一種商品，定價昂貴，主要針對本地富人和外國人，保障他們的醫療自主選擇權，成為新自由主義醫療的具體呈現。

讓非洲新自由主義醫療持續加劇的是醫療旅遊現象。非洲社會有一句諺語，“如果丈夫不回家吃飯，妻子是無法提升廚藝的”。醫療旅遊成為這句諺語的真實表現。在非洲，健康不平等是結構性的，當非洲社會精英麵對疾病問題時，他們或者選擇到當地最好的私立醫院，或者直接出國就醫，特別是到醫療資源豐富和技術水平較高的歐美、印度、南非等地。為此，非洲國家政府每年不得不花費大量的外匯和資源用於社會精英、政治精英公費海外就醫。這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國內公立醫院不受信任，難以獲得政府大量投資，難以提升醫療水平。由於非洲普通民眾主要依賴公立醫院，海外醫療旅遊加劇了公立醫院建設的滯後。

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醫療製度青睞私立醫院和醫療旅遊，保障非洲社會精英的自主選擇權，提升了其健康水平，但也導致了公立醫院發展滯後且“軍心浮動”，可以使普通民眾受惠的初級衛生保健和公共衛生體係建設不足，也將中國援非醫療隊置於尷尬的處境。這種尷尬源自中國援非醫療隊認知和現實情境的失衡。中國援非醫療隊將自身定位為“幫忙”“協助”，與非洲醫務人員一道改善民眾的健康福祉。然而遇到的卻是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非洲醫療衛生情境：醫生逐利而求於多職，藥品仰外而難惠全民，官員就醫而奔於他國。這種認知與現實情境的背離致使中國援非醫療隊員時不時陷入價值危機和價值重塑的尷尬境地。

▍非洲醫療自主意識的覺醒與援非醫療隊的機遇

醫療衛生的自主，一直是非洲尋求獨立發展道路的組成部分。獨立初期，正值冷戰，盡管因經濟落後受製於外部援助，但非洲國家大都在探索適合自身醫療衛生發展的路徑，如坦桑尼亞在烏賈瑪（Ujamaa）社會主義村莊化運動中實施免費醫療政策和初級衛生保健措施的嚐試；肯尼亞引進外部資本，推進醫療私有化改革；南非、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烏幹達等大多數非洲國家對傳統醫學的複興。近年來，憑借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豐富、市場潛力大等優勢，非洲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得益於經濟發展，非洲興建醫院、引進藥廠、培訓本土醫療衛生人才、防控傳染病、改善兒童營養不良和婦幼健康，擁有了一定的醫療衛生資源及服務能力，其在醫療衛生方麵的自主意識更為強烈。這些自主意識主要體現在尋找發展策略、疾病控製、多邊合作和發展傳統醫藥等方麵，然而，其醫療衛生發展策略卻並不清晰。中國疾病控製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曾應邀前往非洲疾病預防控製中心討論，遇到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情：

我們前往非洲CDC交流，拿到一個項目書。厚厚的，幾十頁字，文字中流露著非常漂亮的宏觀規劃。看了之後，再對照非洲的現實，差距太大，也不知道怎麽實現。一打聽才知道，這個項目書竟然是美國CDC幫忙寫的。（中國CDC某工作人員，20170326）

醫療衛生發展策略模糊，缺乏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既會停滯自我的發展，也讓各種援非工作麵臨無所適從的挑戰。歐美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非洲發展策略的模糊。在衛生領域，歐美常常在藥品、疫苗、疾病治療和流行病控製方麵給予援助，卻很少涉及衛生體製。這就導致非洲陷入依附理論的怪圈——過度依賴歐美的醫療資源，導致自身發展源動力不足，搭建不起能夠自我造血的衛生體製。

盡管如此，非洲在醫療衛生領域自主意識的覺醒，為中國援非醫療隊的介入指明了發展方向。中國援非醫療隊的主要職責是“授人以漁”，協助製定切實可行的衛生發展策略，能夠在普遍意義上施惠於民眾。由於氣候、蚊蟲、人畜共患病、衛生條件差，及危險暴露行為等原因，非洲大陸傳染病，如艾滋病、裂穀熱、埃博拉、禽流感、瘧疾、霍亂等肆虐。尤其是埃博拉疫情之後，非洲很多國家認識到建立疾病控製中心、互通疫情信息以及開展疾病防控的重要性。2017年，作為非洲大陸公共衛生體係主導機構的非洲疾控中心成立，並在非洲大陸設置5個區域合作中心。在整個過程中，無論是大規模援助、控製埃博拉疫情，還是建造非洲疾控中心總部，中國都有深度參與。原國家衛計委的公職人員認為，中國援助西非三國抗擊埃博拉疫情是援非醫療的分水嶺。之前醫療隊偏向臨床治療，很少介入公共衛生，而此次派遣疾病防控培訓團，培訓一萬兩千人次，給中國疾病控製中心國際化打開了新局麵。這一新局麵也預示著援非醫療隊在公共衛生治理方麵的潛力。

2014年，中國援非醫療隊抗擊埃博拉疫情在對非衛生合作方麵也打開了新局麵。以前的援非醫療基本都是雙邊合作，即中國與受援國的合作，而抗擊埃博拉則第一次形成了多邊合作。

以前與非洲方麵合作，基本就是我們自己做，很少和其他國家一起。但這次行動，我們參與到了聯合國的行動中，派了專家參與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幾個組裏，與美國和英國的專家一起做實驗，研討如何應對埃博拉病毒，而以前都是各幹各的。除此之外，非政府組織、很多中資企業也都介入其中。這種多邊合作機製，非洲國家也樂見其成，畢竟能夠更大程度地發揮援助的效果。之前，我們熟悉雙邊合作，對多邊合作沒有太多經驗，甚至覺著很低效。但是多邊合作有個好處，雖然協調起來慢，但是能形成一定規則，就是全球規則。比如說世界衛生組織藥品資格認證，一旦披露過了，基本所有非洲國家都是無條件采納，這樣就容易注冊，不用一個一個國家去藥品注冊。（原國家衛計委某工作人員，20150326）

隨著中國援非醫療進入新階段，援非醫療隊由雙邊合作轉變為多邊合作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援非醫療隊以後不僅僅會與受援國的醫療機構和民眾打交道，還可能與國際組織、當地NGO，以及其他援助國的醫療組織展開合作。

非洲醫療衛生的自主性還體現在傳統醫藥領域。作為非洲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傳統醫藥根置於非洲的文化自覺之中。傳統醫藥強調綜合治療特性、可及性強，在應對艾滋病、新冠病毒、慢性病等疾病中發揮了積極的社會功用，成為非洲人民自主就醫的重要選項。而中國也是一個重視傳統醫學的國家，傳統醫學始終都是醫療援非的組成部分，比如針灸在非洲被譽為“中華神針”，在筆者走訪的桑給巴爾和烏幹達的醫院，都出現了針灸科。另外，對傳統醫藥的重視還催生了非洲國家與中國政府層麵的合作，馬拉維、坦桑尼亞、科摩羅、加納、埃塞俄比亞、摩洛哥等6國已與中國簽署傳統醫學領域的合作諒解備忘錄，在法律法規、醫療保健、教育培訓、科研開發、產業合作等方麵開展合作。這就意味著秉持醫療多元主義、推進傳統醫學交流，依舊是援非醫療隊的工作內容。

▍結語

向非洲國家派遣醫療隊，是中國目前項目持續時間最長、效果最好、最貼近非洲民眾的一項援外工程。如果說最初派遣醫療隊更多是宣示國際人道主義和外交友好，那麽隨著中非交流的加深，派遣醫療隊業已成為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而精準地服務中非命運共同體、剖析非洲醫療生態是應有之義，畢竟非洲醫療生態是中國援非醫療隊執業行為的結構限製，也是其施展醫術，以及參與公共衛生治理的平台。

世易時移，伴隨著非洲國家從獨立初期的去殖民運動到政治民主化改革，非洲醫療生態也從自由探索轉向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非洲醫療生態在醫生執業方式、藥品器械標準和初級衛生保健等方麵表現獨特，一方麵保障了醫生的執業自由、私立醫院和醫療旅遊的發展，另一方麵卻削弱了普通民眾獲取基本醫療需求的可能性。這種醫療生態折射的價值觀與中國援非醫療隊的定位相悖，導致援非醫療隊員時常陷入尷尬的境地。與此同時，非洲醫療自主意識的覺醒又為中國援非醫療隊嵌入非洲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麵對非洲醫療衛生方麵的新自由主義盛行和自主意識覺醒，中國援非醫療隊的定位轉向也麵臨著挑戰。如何從需求回應型過渡到嵌入非洲醫療生態的深度合作型，如何堅守作為“指導型、代表中國水平專家”的初衷，成為中國援外醫療和參與國際公共衛生治理亟須解答的問題。 齊騰飛

深圳大學社會學係

高良敏

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

【導讀】2023年是中國派遣援非醫療隊60周年。自中國首支援非醫療隊進入阿爾及利亞起，援非醫療隊便一直以不畏艱苦、大愛無疆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和事跡為媒體所報道，但卻少有人知他們在非洲開展醫療援助時的真實境況。本文作者提供了難得的一手資料，基於2015年至2019年間在東非多國的田野調查，作者描繪了中國援非醫療隊的現狀，揭示援非醫療實踐中的現實問題與挑戰。

文章認為，與社會主義時代南方國家之間的人道主義援助不同，當前中國援外醫療隊所麵對的非洲醫療生態，已被數十年來的全球新自由主義潮流所形塑，這一方麵保障了醫生的執業自由、私立醫院和醫療旅遊的發展，另一方麵卻削弱了普通民眾獲取基本醫療需求的可能性。這種醫療生態折射的價值觀與中國援非醫療隊的定位相悖，導致援非醫療隊員時常陷入窘境。

作者指出，在此背景下，非洲在醫療衛生領域自主意識的覺醒，成為中國援非醫療發展的可能抓手，通過“授人以漁”的方式，協助非洲當地製定切實可行的衛生發展策略，中國援非醫療隊能夠在普遍意義上施惠於非洲民眾。

中國援非醫療隊：

在新自由主義衛生泥潭中摸索前行

自1963年中國派遣首支援非醫療隊進入阿爾及利亞始，援非醫療隊已經走過一甲子。60年來，中國援非醫療隊遠赴萬裏，在遙遠的異域救死扶傷，不僅踐行了國際人道主義精神，也為中非友誼注入了活力。長期以來，談及援非醫療隊，媒體和學術界關注的更多是宏觀命題，如人道主義援助、援助動機、國際衛生合作、衛生外交、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等，卻少有涉及援非醫療隊的微觀實踐。對於中國援非醫療隊在非洲本土醫療生態中的真實境況，更是少有深入的調研和論述。

2015年至2019年間，筆者在東非從事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其間結識了不少中國援非醫療隊隊員，並前往其營地對他們進行采訪，回國之後又對主管援非醫療隊派遣的原衛計委（現衛健委）、相關的外交部、中國疾病與預防控製中心（CDC）的工作人員開展訪談，從而對中國援非醫療隊的現狀形成了較為全麵的認識。本文即根據我們在烏幹達、馬拉維、坦噶尼喀（坦桑尼亞大陸）和桑給巴爾（坦桑尼亞島嶼）的田野調查資料，揭示中國援非醫療隊身處非洲當地醫療生態之中所麵臨的現實問題與挑戰。

▍非洲醫療生態的階段性與中國援非醫療隊的落差

在中國對外援助的國家敘事之下，從1963年到2023年，中國對外派出援非醫療隊隊員2.4萬人次，目前共有45支醫療隊在非洲44國的100個工作點工作。在此過程中，援非醫療隊隊員通過臨床帶教、手術演示、學術交流、健康講座、防疫宣教、遠程指導和巡回醫療等方式，與非洲醫院建立對口合作關係，支持建立專科中心，培訓醫療人員，增進受援國民眾的健康福祉，提升受援國的醫療技術水平。中國援非醫療隊以其人道主義精神和精湛醫術受到受援國政府和民眾的信任，他們既是救死扶傷的天使，也是傳遞友誼的使者。

這些稱讚並無不妥，也是援非醫療隊隊員的應得讚譽。然而，相較當下的援非醫療隊，以前的醫療隊或許對此更有底氣。筆者在東非多國調研時發現，這些國家要求醫生隻有獲得本國醫師協會頒發的職業醫師資格才能行醫，這導致諸多援非醫療隊隊員因語言問題而遲遲難以獲得資格證書，僅僅持有誌願者證書，隻能從事一些邊緣輔助性工作。有的醫生抱怨：“以前的醫療隊員，如劉芳儀醫生，可經常進出總統府，享受國賓待遇，而我們隻是沒有工作證的誌願者，沒有處方權、沒有藥品的空頭醫生。”這位醫生提到的“以前的醫療隊員”，具體指的是尼雷爾時期的援非醫療隊隊員。彼時，坦桑尼亞剛剛獨立，走上非洲社會主義道路，試圖發展初級衛生保健和農村醫療衛生。中國派出醫療隊培訓坦桑尼亞的醫務人員，協助搭建初級衛生保健製度，“給當地人民留下一支永遠不走的醫療隊”。此時，坦桑尼亞對援非醫療隊並沒有該國執業資格證的要求，援非醫療隊靠醫術和經驗打開了局麵，成為坦桑尼亞的“座上賓”。而今，由於職業資格的強製性規定，除了少部分醫療隊員能夠盡快以醫生身份參與臨床科室的診療外，大多數醫生一般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才能夠備齊工作證、居住證和職業醫師資格證。這對隻有兩年或近年大多調整為一年援非期的醫療隊員而言，其職業行為的實施空間遭到了極大壓縮。

中國援非醫療隊隊員在前後兩個時期所麵臨的殊異待遇，並不是因為之前的醫療隊隊員比現在的醫療隊隊員醫術更高，也不是因為政府更迭導致對華關係的轉向，而是因為他們分別嵌入到非洲醫療生態的不同階段。

自從西方殖民者進入非洲之後，非洲醫療生態大致經曆了四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傳教士醫學階段。傳教士醫學將對非洲病患的救助視為宗教救贖，以此進行“文明開化”和“福音傳播”。借助藥品和手術刀，傳教士醫學通過健康介入打開了傳教的局麵，成為殖民主義的先導。

第二個階段是18世紀末開始的殖民主義醫學階段，或稱帝國醫學階段。在這一階段，西方醫學在被征服和占領的殖民地開展活動，服務於殖民政權的建立和維持。為部隊服務的軍醫、為殖民政府服務的醫生、為傳教服務的傳教士以及研究熱帶疾病的醫學家紛紛登場，他們雖然為非洲培養了第一代本土醫學精英，但主要還是為歐洲人和地方權貴服務。

第三個階段是伴隨著民族獨立的後殖民主義醫學階段。二戰之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然而國家獨立後的醫學依舊與殖民主義醫學存在千絲萬縷的聯係，主要表現為本土醫學精英對精英醫學的熱衷、傳教士醫學實踐的延續、來自原來宗主國或其他歐美國家的醫療援助，以及西方國家醫學院或醫學研究機構建立的諸多分支機構。盡管在醫療領域各種受製於人，但政治上的獨立使非洲政府將衛生製度的製定權、健康發展路徑的決策權都掌握在手裏。在這一階段，非洲國家大都進行了醫療衛生發展的嚐試，要麽進行社會主義醫學嚐試，發展初級衛生保健和農村醫療衛生工作；要麽走向資本主義醫學，大力引入私有資本，發展私立醫療。

第四個階段被稱為民主政治醫學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非洲國家普遍麵臨由經濟危機引發的財政困難，不得不按照世界銀行和西方援助國的要求，對國家進行結構性調整，大多數國家進入民主政治階段。在這一階段，非洲的醫學生態表現為民主政治對醫療衛生製度的製衡，具體而言，則是三種健康價值觀的博弈。這三種價值觀分別是實用主義價值觀、人權主義價值觀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實用主義價值觀以“保基本”為核心，用有限的資源服務於大多數人，將初級衛生保健作為主要策略。人權主義價值觀以人人享受衛生保健權利為核心，主張醫療衛生製度的公益性，抵製市場主義傾向，從而導致人們對免費醫療服務的訴求。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則認為醫療服務是一種商品，主張以私有化和市場化手段改造醫療衛生製度，推行嚴格的醫師執業標準，設定高標準的藥品和醫療器械準入製度，追求高精尖的醫療技術和人才。三種價值觀的博弈導致了非洲醫療生態的不確定性，但隨著醫療衛生領域的私有化進程，大部分非洲國家形成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的醫療衛生製度。

老一代中國援非醫療隊所麵臨的非洲醫療生態正處於第三階段。彼時非洲正處於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時期，由於長期殖民統治，新獨立國家財政緊張，醫療衛生水平嚴重落後，亟須外部支援。本著人道主義精神，中國政府按照“非洲需要，非洲提出”的原則，以省包國的方式，派遣臨床醫療專家前往非洲，對當地醫護進行指導、培訓，參與當地醫療實踐，同時，輔以援助藥品和器械、援建醫療基礎設施等。這種雪中送炭之舉沒有諸多結構性限製，中國醫生可以立即在當地開展職業行為。而今，援非醫療隊麵臨的卻是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非洲醫療生態。非洲國家紛紛引進西方醫師執業標準，若要在當地行醫，必須培訓數年才能考到醫師執照，才能合法行醫。盡管援非醫療隊隊員在中國早已獲得執業許可，而且都是擁有豐富醫學經驗的專家，而今卻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以“正常醫生”的身份執業，甚至還要麵臨被當地移民局官員盤查的窘境。

▍新自由主義的盛行與中國援非醫療隊的尷尬境地

上文提及的醫師執業許可隻是新自由主義醫療生態的冰山一角。新自由主義認為，醫療領域應該遵循市場邏輯，畢竟一切不經市場競爭的壟斷都會導致效率低下。在新自由主義的改造下，近幾十年非洲醫療衛生行業高度私有化。由於缺乏醫藥生產能力和市場充分競爭，現代醫藥幾乎全依賴進口，價格昂貴。非洲多國允許公立醫院醫生多點執業，可以開設藥店、診所甚至醫院，幫助解決國家衛生資源匱乏問題。然而，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有的醫務人員通過虛假開藥的方式將醫院藥品帶回自己藥店銷售，利潤可觀。在公立醫院內部，醫生的利己主義、追求與社會發展不匹配的福利待遇之風盛行，不僅導致要求漲薪的醫療罷工事件此起彼伏，還導致醫務人員和公共衛生人員大量湧向高薪的社會組織行業。

追求高精尖的技術和人才是新自由主義的應有之義。雖然非洲整體醫療水平落後，但其在醫師職業標準、醫藥質量標準方麵卻比肩世界衛生組織和歐美國家。負責援非醫療隊派遣工作的原衛計委工作人員對非洲國家這種超越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發展策略表示擔憂：

非洲很多國家的衛生官員都是在歐美國家接受培訓的，擁有非常好的背景，但是他們缺乏一個明晰的發展策略。也許存在一個發展策略，那就是按照美國標準製定一個醫療標準，然後任市場驅動。我們對非援助，最重要的是將我們衛生發展的經驗跟非洲分享。60年前，我們很多健康指標跟非洲差不多，為什麽中國現在的健康指標顯著提升，而非洲國家不進則退呢？很大程度是因為還沒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如果中國按照非洲國家現在的這些要求，必須是培訓多少年才能考醫師執照，才能合法行醫，那我們就沒有赤腳醫生這條路，沒有赤腳醫生這條路，就意味著中國在過去不可能短期培訓農村衛生人員，就不能幫助農民解決基本衛生需求。赤腳醫生就是中國摸索出來的可行的一條道路。從赤腳醫生開始，慢慢過渡到所謂的規範醫生、職業醫生的道路。非洲國家沒有這麽做呀，一上來就按照歐美國家的職業標準要求他們的職業醫生。那誰能實現這個目標呀！即使實現，誰在這兒工作呀，早跑到美國、英國、法國當醫生了。所以必須要考慮一個事實情況，不要以為製定了一個所謂低標準執業標準，就使非洲人民享受了一個不合格的職業水平，不是這個概念。相反，按照高標準的執業標準反而使大多數非洲人享受不到基本的醫療保障。原來很多人批評中國的藥品標準，比歐美國家、世衛組織的標準低。可是如果都定那麽高的藥品標準，那現在很多人要麽無藥可吃，要麽花費更多錢去買歐美的進口藥品。盡管說出來好像是一個痛苦的選擇，但卻是一個很現實的選擇。我們不斷考慮自己國情，不斷提高藥品標準和執業標準，才慢慢走到現在這一步。非洲國家一來就按照歐美國家標準，要高標準的藥品標準，要嚴格的醫師執業標準，看起來挺好看，可最後能得到什麽？終究是一個漂亮的藍圖。（原衛計委某工作人員，20150326）

非洲社會缺少藥廠，缺乏藥物，自身藥物標準比肩歐美和世界衛生組織，這就意味著連打點滴用的藥水都要從歐美進口。貧窮的非洲享受的是發達國家的高價藥品，不僅普通民眾得不到基本醫療需求的滿足，還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對此感到十分無奈：

缺醫少藥不是去養它，而是應該幫助它造血。西方人定的醫藥門檻很高，我們很多藥品都進不去。我們國內藥物可以解決中國人民的健康問題，為什麽不能滿足非洲人民的需求！我們應該發展讓人民能夠得著的藥，歡迎歐美在非洲生產，你不生產，也不能不讓我來生產。不能每年花那麽多錢買藥，最終卻養活了發達國家一大幫人。西方喜歡給魚，而我們東方連teach you how to fish（教你怎樣捕魚） 都不說，而是empower you how to fish by yourself（賦予你如何自力更生來捕魚的能力），加強藥品能力建設。我們抱著一個開放的態度，和歐美可以合作，應該建立共同體，把非洲的蛋糕做大，而不是搶蛋糕，這不利於彼此，更不利於滿足非洲的醫療需求。（外交部某工作人員，20150327）

伴隨著非洲經濟發展，其醫療衛生事業也得到了一定發展。麵對中國援非醫療隊，非洲某些國家的衛生態度也發生了轉變，要求援非醫療隊提供高精尖的設備和技術，或援建更多專科中心，而非派遣單打獨鬥的“中國專家”。埃博拉疫情讓非洲國家認識到建立疾病控製實驗室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相應的要求。中國之前主要派人去援非，此次則將高精尖技術送了出去，在三個月內搭建了移動P3實驗室和固定P3實驗室。當然，建立疾病控製實驗室，不是隻建造個實驗室那麽簡單，還需要考慮人員培訓和生物安全問題，還有法規建設，一旦處置不當則會造成病毒泄漏問題，形成生物炸彈。盡管學習、培訓並提升疾病防控能力的方向值得肯定，但這需要國家之間的相互協調，而非盟國家間的協調本身就存在一些挑戰。

鑒於非洲大城市的國立醫院、私立醫院和專科醫療中心能夠大體滿足大城市的醫療需求，一些非洲國家要求援非醫療隊不應在大城市醫療點行醫，而應該到資源匱乏和醫生較少的偏遠地區。援非醫療本身就不是享受的旅途，醫療隊隊員對艱苦的工作環境早已有心理預期。值得寬慰的是，相較之前，援非醫療隊的整體生活環境有所改善。在筆者調研的烏幹達、馬拉維及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三國四地中，隻有一地援非醫療隊無固定駐地，居住分散，無專職廚師和司機，需要自行打理衣食住行。伴隨著援非事業的成熟，其餘兩國三地擁有固定駐地，相對安全舒適，並配有廚師、司機和翻譯，且與上一批醫療隊交接兩周後能盡快適應生活環境。大城市衛生資源豐富，援非醫療隊前往偏遠地區，履行救死扶傷的職責，並無不妥。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盛行、初級衛生保健和公共衛生體係整體滯後的情況下，派遣有限的援非醫療隊員去偏遠地區執業，對非洲本地民眾而言卻隻是杯水車薪。

保障民眾對醫療服務的自由選擇權，是新自由主義的價值皈依。然而這個世界相當比例的人口卻因為貧困而並沒有充分的選擇權。西方和非洲當地精英在鼓吹醫療自由選擇權時可能隻是將立足點放在了發達國家，習慣將文明看成擺在我們麵前的現成財富。在保障醫療自由選擇權方麵，非洲國家在兩個方麵做得尤為突出，一是發展私立醫療機構，二是醫療旅遊。

與公立醫院的“軍心浮動”不同，私立醫療機構不僅擁有一流的醫療設備，一流的服務，也因高於公立醫院的薪酬可以招攬非洲一流的醫生。環顧非洲，各地最好的醫療機構往往是私立醫療機構。但這些私立醫療機構往往為國外資本所控製，如遍及東非的阿迦汗醫院及其醫院網絡、非洲多國的印度阿波羅醫療集團等。私立醫療機構天然視醫療服務為一種商品，定價昂貴，主要針對本地富人和外國人，保障他們的醫療自主選擇權，成為新自由主義醫療的具體呈現。

讓非洲新自由主義醫療持續加劇的是醫療旅遊現象。非洲社會有一句諺語，“如果丈夫不回家吃飯，妻子是無法提升廚藝的”。醫療旅遊成為這句諺語的真實表現。在非洲，健康不平等是結構性的，當非洲社會精英麵對疾病問題時，他們或者選擇到當地最好的私立醫院，或者直接出國就醫，特別是到醫療資源豐富和技術水平較高的歐美、印度、南非等地。為此，非洲國家政府每年不得不花費大量的外匯和資源用於社會精英、政治精英公費海外就醫。這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國內公立醫院不受信任，難以獲得政府大量投資，難以提升醫療水平。由於非洲普通民眾主要依賴公立醫院，海外醫療旅遊加劇了公立醫院建設的滯後。

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醫療製度青睞私立醫院和醫療旅遊，保障非洲社會精英的自主選擇權，提升了其健康水平，但也導致了公立醫院發展滯後且“軍心浮動”，可以使普通民眾受惠的初級衛生保健和公共衛生體係建設不足，也將中國援非醫療隊置於尷尬的處境。這種尷尬源自中國援非醫療隊認知和現實情境的失衡。中國援非醫療隊將自身定位為“幫忙”“協助”，與非洲醫務人員一道改善民眾的健康福祉。然而遇到的卻是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非洲醫療衛生情境：醫生逐利而求於多職，藥品仰外而難惠全民，官員就醫而奔於他國。這種認知與現實情境的背離致使中國援非醫療隊員時不時陷入價值危機和價值重塑的尷尬境地。

▍非洲醫療自主意識的覺醒與援非醫療隊的機遇

醫療衛生的自主，一直是非洲尋求獨立發展道路的組成部分。獨立初期，正值冷戰，盡管因經濟落後受製於外部援助，但非洲國家大都在探索適合自身醫療衛生發展的路徑，如坦桑尼亞在烏賈瑪（Ujamaa）社會主義村莊化運動中實施免費醫療政策和初級衛生保健措施的嚐試；肯尼亞引進外部資本，推進醫療私有化改革；南非、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烏幹達等大多數非洲國家對傳統醫學的複興。近年來，憑借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豐富、市場潛力大等優勢，非洲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得益於經濟發展，非洲興建醫院、引進藥廠、培訓本土醫療衛生人才、防控傳染病、改善兒童營養不良和婦幼健康，擁有了一定的醫療衛生資源及服務能力，其在醫療衛生方麵的自主意識更為強烈。這些自主意識主要體現在尋找發展策略、疾病控製、多邊合作和發展傳統醫藥等方麵，然而，其醫療衛生發展策略卻並不清晰。中國疾病控製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曾應邀前往非洲疾病預防控製中心討論，遇到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情：

我們前往非洲CDC交流，拿到一個項目書。厚厚的，幾十頁字，文字中流露著非常漂亮的宏觀規劃。看了之後，再對照非洲的現實，差距太大，也不知道怎麽實現。一打聽才知道，這個項目書竟然是美國CDC幫忙寫的。（中國CDC某工作人員，20170326）

醫療衛生發展策略模糊，缺乏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既會停滯自我的發展，也讓各種援非工作麵臨無所適從的挑戰。歐美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非洲發展策略的模糊。在衛生領域，歐美常常在藥品、疫苗、疾病治療和流行病控製方麵給予援助，卻很少涉及衛生體製。這就導致非洲陷入依附理論的怪圈——過度依賴歐美的醫療資源，導致自身發展源動力不足，搭建不起能夠自我造血的衛生體製。

盡管如此，非洲在醫療衛生領域自主意識的覺醒，為中國援非醫療隊的介入指明了發展方向。中國援非醫療隊的主要職責是“授人以漁”，協助製定切實可行的衛生發展策略，能夠在普遍意義上施惠於民眾。由於氣候、蚊蟲、人畜共患病、衛生條件差，及危險暴露行為等原因，非洲大陸傳染病，如艾滋病、裂穀熱、埃博拉、禽流感、瘧疾、霍亂等肆虐。尤其是埃博拉疫情之後，非洲很多國家認識到建立疾病控製中心、互通疫情信息以及開展疾病防控的重要性。2017年，作為非洲大陸公共衛生體係主導機構的非洲疾控中心成立，並在非洲大陸設置5個區域合作中心。在整個過程中，無論是大規模援助、控製埃博拉疫情，還是建造非洲疾控中心總部，中國都有深度參與。原國家衛計委的公職人員認為，中國援助西非三國抗擊埃博拉疫情是援非醫療的分水嶺。之前醫療隊偏向臨床治療，很少介入公共衛生，而此次派遣疾病防控培訓團，培訓一萬兩千人次，給中國疾病控製中心國際化打開了新局麵。這一新局麵也預示著援非醫療隊在公共衛生治理方麵的潛力。

2014年，中國援非醫療隊抗擊埃博拉疫情在對非衛生合作方麵也打開了新局麵。以前的援非醫療基本都是雙邊合作，即中國與受援國的合作，而抗擊埃博拉則第一次形成了多邊合作。

以前與非洲方麵合作，基本就是我們自己做，很少和其他國家一起。但這次行動，我們參與到了聯合國的行動中，派了專家參與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幾個組裏，與美國和英國的專家一起做實驗，研討如何應對埃博拉病毒，而以前都是各幹各的。除此之外，非政府組織、很多中資企業也都介入其中。這種多邊合作機製，非洲國家也樂見其成，畢竟能夠更大程度地發揮援助的效果。之前，我們熟悉雙邊合作，對多邊合作沒有太多經驗，甚至覺著很低效。但是多邊合作有個好處，雖然協調起來慢，但是能形成一定規則，就是全球規則。比如說世界衛生組織藥品資格認證，一旦披露過了，基本所有非洲國家都是無條件采納，這樣就容易注冊，不用一個一個國家去藥品注冊。（原國家衛計委某工作人員，20150326）

隨著中國援非醫療進入新階段，援非醫療隊由雙邊合作轉變為多邊合作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援非醫療隊以後不僅僅會與受援國的醫療機構和民眾打交道，還可能與國際組織、當地NGO，以及其他援助國的醫療組織展開合作。

非洲醫療衛生的自主性還體現在傳統醫藥領域。作為非洲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傳統醫藥根置於非洲的文化自覺之中。傳統醫藥強調綜合治療特性、可及性強，在應對艾滋病、新冠病毒、慢性病等疾病中發揮了積極的社會功用，成為非洲人民自主就醫的重要選項。而中國也是一個重視傳統醫學的國家，傳統醫學始終都是醫療援非的組成部分，比如針灸在非洲被譽為“中華神針”，在筆者走訪的桑給巴爾和烏幹達的醫院，都出現了針灸科。另外，對傳統醫藥的重視還催生了非洲國家與中國政府層麵的合作，馬拉維、坦桑尼亞、科摩羅、加納、埃塞俄比亞、摩洛哥等6國已與中國簽署傳統醫學領域的合作諒解備忘錄，在法律法規、醫療保健、教育培訓、科研開發、產業合作等方麵開展合作。這就意味著秉持醫療多元主義、推進傳統醫學交流，依舊是援非醫療隊的工作內容。

▍結語

向非洲國家派遣醫療隊，是中國目前項目持續時間最長、效果最好、最貼近非洲民眾的一項援外工程。如果說最初派遣醫療隊更多是宣示國際人道主義和外交友好，那麽隨著中非交流的加深，派遣醫療隊業已成為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而精準地服務中非命運共同體、剖析非洲醫療生態是應有之義，畢竟非洲醫療生態是中國援非醫療隊執業行為的結構限製，也是其施展醫術，以及參與公共衛生治理的平台。

世易時移，伴隨著非洲國家從獨立初期的去殖民運動到政治民主化改革，非洲醫療生態也從自由探索轉向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非洲醫療生態在醫生執業方式、藥品器械標準和初級衛生保健等方麵表現獨特，一方麵保障了醫生的執業自由、私立醫院和醫療旅遊的發展，另一方麵卻削弱了普通民眾獲取基本醫療需求的可能性。這種醫療生態折射的價值觀與中國援非醫療隊的定位相悖，導致援非醫療隊員時常陷入尷尬的境地。與此同時，非洲醫療自主意識的覺醒又為中國援非醫療隊嵌入非洲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麵對非洲醫療衛生方麵的新自由主義盛行和自主意識覺醒，中國援非醫療隊的定位轉向也麵臨著挑戰。如何從需求回應型過渡到嵌入非洲醫療生態的深度合作型，如何堅守作為“指導型、代表中國水平專家”的初衷，成為中國援外醫療和參與國際公共衛生治理亟須解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