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攻TikTok：重新上演的“李文和事件”

在眾多對著TikTok反攻倒算的議員中，共和黨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 (Mike Gallagher)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

作為“TikTok法案”的始作俑者，早在2022年，加拉格爾就在華盛頓郵報刊發了署名文章[1]，稱“TikTok是讓孩子上癮的數字芬太尼，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

身為鐵杆鷹派，SHEIN和Temu也進入過加拉格爾的戰略轟炸範圍。但在中國話題上，這位同誌其實是半路出家。

現年40歲的加拉格爾畢業於普林斯頓，主攻西班牙語，後來轉向阿拉伯語和地緣政治研究。在中情局出身的導師Frederick Hitz的指導下，加拉格爾完成過一篇長達117頁的畢業論文：《應對中東非對稱威脅的新方法：從戰鬥到勝利》。

夯實理論基礎後，加拉格爾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兩次被派往伊拉克的安巴爾省積累實踐經驗。當完七年兵，加拉格爾又拿了兩個碩士學位和一個博士學位，方向是戰略情報學與國際關係。

2015年加拉格爾博士畢業，正準備在老本行大展拳腳，結果恰好趕上美國中東戰略大轉向，相繼從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地撤軍。寒窗苦讀的加拉格爾頓時拔劍四顧心茫然，前路一片模糊。

就在此時，一個新的目標出現了。

政客也需要蹭熱點

搞政治和找工作都要選對賽道，加拉格爾險些在這方麵吃虧。

在伊拉克期間，加拉格爾結識了一位名叫馬修·波廷格的媒體老師，麵對後者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加拉格爾一度不解[13]：“他為何要浪費時間學習普通話和關心中國”。

然而憑借一口流利的中文，馬修·波廷格一路高升，官至特朗普政府對華事務的最高負責人，也為一度立誌成為“當代阿拉伯的勞倫斯”的加拉格爾指明了方向。

拿到博士學位後，加拉格爾迅速切換賽道，在美國對華議題泛濫到通脹的背景下，外行出身的加拉格爾硬是靠著深耕賽道，賽出了風采。

2016年，加拉格爾順利當選眾議員，此後一路連任，並在2023年成為華盛頓最年輕的國會委員會主席，一度被共和黨招募，參選更具實權的州參議員一職。

長期關注他動向的美國媒體人，評價其[14]“在國會成功開辟了賽道，成為黨內冉冉升起的人物”。

沒選對賽道的政客就像沒被納入指數的股票，前者沒有影響力，後者沒有交易量。加拉格爾深知自己因何走到今天，因此當TikTok風波再起，他果斷加入了這場圍剿。

而在這場大戲中，參與並分食政治利益的政客，遠不止加拉格爾一人。

議員參與熱點話題創造聲望，隨後將聲望變現，是美國政壇的老傳統。

2021年，Facebook用“六位數的薪水”[15]，從參議院挖來了政策專家約翰·布蘭斯科姆 (John Brancome)。此人曾任職互聯網小組委員會，專攻科技公司反壟斷。經過旋轉門一番騰挪，過去談判室兩側的敵人，扭頭就成為了一個戰壕裏的弟兄。

在TikTok的風波中，“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官員雅各布·赫爾伯格 （Jacob Helberg）為了禁止TikTok，過去一年麵見了一百多名議員[2]；司法副部長麗莎·摩納哥為法案出工出力，成為關鍵的技術指導。

兩人雖然官階不同，但都曾為私人部門工作過。

赫爾伯格曾為穀歌效力，而麗莎·摩納哥則曾是國際律師事務所O'Melveny & Myers的合夥人，為埃克森美孚、蘋果公司等勢力龐大的客戶提供谘詢服務。

Jacob Helberg

當無數的政客需要儲備影響力以待日後變現，各種各樣的需求就會形成合力，TikTok剛好成為了那個無辜的靶子。周受資在麵對媒體詰問“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麽”的畫麵，就突然有了種荒誕的無力感。

而當一件事收益極大、參與者眾時，它極大概率會不止一次上演。

如何製造假想敵

TikTok事件有一個如出一轍的鏡像：上世紀90年代的李文和事件。

李文和在1974年入籍美國，並在4年後加入了由“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建立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把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美國核武器庫建設。

上世紀末，“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聯邦調查局開始密切關注中國的軍用武器進展，認為中國“肯定偷了機密”。這時，華裔血統、研究核物理、兩次造訪大陸的李文和，成為了完美的嫌疑人。

隨著《紐約時報》將調查曝光，大量媒體跟進報道渲染，李文和一夜之間成為了全美家喻戶曉的“中國間諜”，被迅速解雇、關押受審。

然而，經過美國國會四十餘場聽證會、司法機構278天的審判，依然沒能找出定罪的證據。最終，李文和與檢方達成協議，承認59項罪名中最輕的一項，被當庭釋放。

李文和獲釋走出法院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大型媒體、國會議員和司法係統輪番跟進，參眾兩院的各類委員，從情報、武裝到銀行甚至住房委員會都想方設法參合一腳。李文和後來在傳記中諷刺道：華盛頓的每一個政客都想展示自己如何協助政府抓住了一個間諜。

雖然一開始就是徹頭徹尾的冤假錯案，但各方勢力在這個過程中，收獲了無比豐厚的回報。

1999年4月，普利策獎公布獲獎名單，“國家報道”(National Reporting)的獎項頒發給了紐約時報，並點名表揚了李文和一文的作者Jeff Gerth。

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上級單位——能源部長比爾·理查森一鳴驚人，成功跳槽到了新墨西哥州州長。

最大贏家當屬共和黨眾議員克裏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他借李文和案拚湊了一份長達700頁的《考克斯報告》，其中一些內容讓人哭笑不得，比如“有3000家中國公司和10萬名留學生從事間諜工作”。上文中的比爾·理查森看完都忍不住吐槽：“報告讀起來像是推理小說[6]”。

憑借“國家安全”這張好牌，考克斯一躍成為華盛頓當紅炸子雞。

1999年，美國成立了加強多邊出口管製研究小組，考克斯當仁不讓做了領導。此後，考克斯繼續在國土安全特別委員會主席、美國證監會主席等崗位鞠躬盡瘁，一時風頭無兩。

年輕的考克斯（右）與美國總統裏根

相比巨大的回報，各個參與方付出的代價幾乎小到忽略不計：

李文和被釋放後，得到的是美國政府89.5萬美元賠償，“用於支付訴訟費用和有關稅金”；《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5家媒體機構以侵犯隱私的罪名，支付了70多萬美元的賠償。

李文和與TikTok在不同時空有著奇異的耦合：比如兩者都處於中美關係的特殊時期，兩次時間都臨近大選年。同樣，李文和是不是間諜，TikTok是不是威脅了國家安全，其實無人在意。

當“中國”成為一個全民議題，對華盛頓的政客來說，這就是不能錯過的風口。

如今華盛頓流行的無所不用其極的“焦土式”政治鬥爭，其開創者和代表人物是《考克斯報告》的幕後主使、著名鷹派牛金貴（Newt Gingrich）。

1994年，牛金貴帶領共和黨在兩院大勝，時值冷戰結束，裝備精良的美軍隻能拿索馬裏和南斯拉夫這種國家練手，龐大的政治體係需要一個新的政治風口，牛金貴揮舞起了“反華”的大旗，考斯克正是在他的授意下組建了“特別調查委員會”。

雖然在1998年，牛金貴因為婚外情醜聞被迫從眾議院下台，但憑借任上積攢的政治聲望，牛金貴先後擔任政府顧問、創立政策智庫，持續發光發熱。

2023年的民調顯示，53%的共和黨選民希望他重掌眾議院[18]。

2024年1月，牛金貴在尼克鬆圖書館發表演講：“現在是美國最危險的時刻”

當“中國”這個宏大議題疊加“李文和”或“TikTok”這樣的活靶子，就如按下開關，機器的所有齒輪便自發地咬合運轉起來。“TT正在流行打老師挑戰”這樣的假新聞[20]，就由共和黨禦用公關公司Targeted Victory（瞄準勝利）一手炮製。

兩者的不同在於，李文和可以在風波之後遷居，和家人深居簡出。後來還出了本書，書名叫《Computational Method for Nuclear Reactor System》（核反應堆係統的計算方法）[7]。

但TikTok這個龐然大物，在立法機構強勢進場後，顯然已經無路可退。

無需動員的集體行動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

在美國，相似的假想敵敘事，套用相似的一套反應模式，在不同時期、不同主體上發生過無數次。參與其間的各色人等大概可以分成三類：

1.媒體吹風，通過各類真假數據證據與文章渲染危機感。

1985年日美貿易戰高潮，日本半導體產業對美國市場造成重大衝擊，一位名叫熊穀獨的日本人向美國政府提供了一份秘密材料，指認東芝公司向蘇聯出口大型銑床等高技術產品。美國媒體第一時間跟進，大肆渲染反日情緒。

2.議員跟進，在國會中發揮影響力，提案呼籲多方位施壓。

東芝事件後，國會議員開始頻頻露臉，甚至在白宮門口當場掄錘砸爛東芝收音機。上世紀八十年代，直至日美貿易摩擦最激烈的時期，眾議院涉及日本的聽證會數量達到231次，比1976-1980年多出110次。

3.司法立法機構下場，落實製裁與封禁細則。

東芝事件的結局，是東芝集團所有商品被禁止向美國出口2到5年。日本向美國出口的三億美元的半導體產品被課以100%的懲罰關稅，被迫簽訂《日美半導體保障協定》，單方麵向美國開放半導體產業的知識產權和專利。

而TikTok得到的待遇更是前所未有高規格。3月13日，美國眾議院對《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控製應用程序侵害法》（H.R. 7521）進行表決，以352比65的優勢通過了該法案。

如果拜登在法案上落下簽名，TikTok不能徹底剝離，那麽它將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個被法律正式封禁的互聯網產品。

白宮門前砸東芝

機器的每一個零部件都會自發行動，因為失去“假想敵”的後果異常嚴重。關於這一點，美國工業與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簡稱BIS）可以說深有體會。

冷戰時期，BIS曾擔任對蘇聯出口管製的橋頭堡，每年處理多達10萬個出口許可證。

然而伴隨蘇聯解體，BIS許可證數量減到每年1萬個，榮登預算最少的的聯邦部門之一。2022年，BIS拿到的的預算略高於1.4億美元，大概是一個愛國者防空導彈連成本的八分之一[8]。

2022年10月，BIS發布了一份針對中國公司長達139頁的文件，一下成為了全球焦點，芯片也成為了BIS的核心工作指標。

他們終於再次忙碌起來，滾動更新一份超過660頁的貿易實體名單——當然，初衷肯定是為了國家安全，跟預算沒有關係。

部門領導馬特·博爾曼目標非常清晰：“我們把100%的時間花在對俄羅斯的製裁上，另外100%的時間花在中國上，還有100%的時間花在其他事情上。”

當“假想敵”如此有市場時，它就不可能消失。

尾聲

一個產業的競爭可以局限在公司和商業層麵，但當無數個產業開始你追我趕，就自然而然進入了市場與製度失效的曖昧領域。

圍攻“假想敵”的故事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當然，不論事情如何千變萬化，聰明人在每一次天平變動中都能找到合適的籌碼。

這邊拜登準備簽署禁止法案，另一邊他的連任競選團隊在2月火速注冊了TikTok賬戶，試圖提高對年輕選民的吸引力。

隔壁的特朗普在上一個選年高舉“反TikTok”大旗，簽署行政令要求TikTok賣給美國公司。但這一個選年，從未注冊過TikTok賬號的他反而調轉了炮口，把“人民的敵人”頭銜轉贈給隔壁Facebook：

“如果除掉TikTok，那麽Facebook和紮克伯格的生意會翻倍。”

特朗普可不是多麽喜歡TikTok，他隻是想等到自己的任期，想辦法把這塊肥肉留給自己的老朋友：甲骨文的創始人拉裏·埃裏森。

用《老無所依》裏的一句話說：是的，這世界確實沒有道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