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我不要快遞上門了”

期盼著“送貨上門”的消費者和快遞員、快遞驛站經營者們，似乎被動地進入了一種對立的僵局。問題是，他們當中真的有誰錯了嗎？

這個春天，快遞行業迎來了一波震動。

2024年3月1日，交通運輸部新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開始施行，其中第五十四條明確規定：未經用戶同意代為確認收到快件的，未經用戶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遞服務站等方式投遞快件的，由郵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報批評，可以並處1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可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的罰款。

新規實施後，隨之而來的並不是更加規範的快遞配送流程，反而是更多的抱怨和矛盾。

快遞員：工資少了一半

北京朝陽區某產業園區內，中通快遞員小劉邊走邊打電話。園區內一家公司的收件人聯係不上。小劉拿著包裹走到公司正門，再繞到後門，都進不去。

小劉來回繞了幾圈，這家公司的一位員工看到並叫住了他，從窗戶拿走了快遞。

21歲的小劉從老家山西來到北京，剛剛成為快遞員三個多月，就趕上了行業新規。這個星期開始，公司要求他們投遞快件前必須給每個收件人打電話詢問。因為忙於打電話，小劉的派件量從每天三四百件減少到一百多件。他算過，這個月的話費可能超過200元，而公司並不會給他報銷話費。

園區門口，另一位韻達快遞員鐵哥正在整理準備投遞到園區內的包裹。他所在的快遞網點原本有三十多個快遞員，快遞新規開始實施後，有六七個快遞員離職了。因為人手不夠，鐵哥剛剛被調配到這裏。

鐵哥已經做了三年快遞員。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他每天能投遞四五百件包裹，這些包裹幾乎都放到小區驛站和醫院的快遞櫃。鐵哥沒有底薪，工資按照派送包裹的件數計費。每件包裹的派送費是1.1元，驛站收取0.45元，快遞櫃收取0.35元，鐵哥一天能掙400元左右。

大概一周前開始，這種“把包裹往快遞驛站一丟”的日子結束了。每件快遞都需要一個一個打電話，如果收件人不同意放在驛站，他就要上門配送。

最近一段時間，鐵哥每天五點起床開始分件，七點四十裝車，一直派送到晚上十點。

即便如此忙碌，一些需要當天送掉的快遞還是沒法送完。前一天晚上十點多，鐵哥還剩下八十多個快遞沒送，他還要再一個一個打電話解釋。“最後還是找客服幫我解決的，真不是我懶，我一直打到半夜，人家接了電話還罵我。罵我倒是沒事兒，我害怕真投訴我。”

前幾天，一位女士給鐵哥打電話，稱自己沒有找到鐵哥放在門口的快遞。她買的是一個杯子，鐵哥問對方可不可以別投訴，他希望按商品價格賠償。“如果被投訴，無論是不是我的錯，我都會被罰款150元。”鐵哥說。

鐵哥也考慮過離職，但他今年45歲了，“隻能幹點苦活兒，別的人家也不要你。”站裏年輕的小孩覺得新規開始後收入受影響，不少人離職了，鐵哥覺得自己還是再等等，觀察觀察。“看看是不是還能變。現在走了，假如之後有好的政策出來了，那不就後悔了。”

整理好快遞，鐵哥推著推車往園區裏走：“你看這一筐，四十多個件，都是一家公司的。但是還是得一個一個打電話。”

驛站經營者：隻能漲價唄！

3月10日，河北廊坊某小區一層，一家社區快遞驛站裏，快遞盒子堆滿了貨架和地麵。51歲的老板珍姐正在一邊將剛到的快遞登記入庫，一邊幫顧客取件。

珍姐的快遞驛站營業時間從早八點到晚八點，租金每月1000元。驛站和中通合作，每天收入的快遞有500件左右。通常快遞員把一批快遞放到驛站，以每件0.5元的價格支付給驛站一筆費用。驛站賺取的就是這一利潤。

據珍姐說，她所在的小區長期都是由驛站直接從快遞站點收件，根本沒有負責配送的快遞員。這一區域的快遞員都是掛名在驛站老板的身上，因此每件快遞1元多的派送費，都被驛站老板賺走。

也正因如此，一旦新規開始施行，理論上而言，珍姐需要自己給每個收件人打電話，不同意放在驛站的，也需要由她送貨上門。但對珍姐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一位顧客詢問快遞新規的事情，他問珍姐，為什麽自己的快遞沒有人告知就被放到了驛站。珍姐頭也不抬：“不知道，沒有人告訴我們這個規定。那真要施行了，那隻能是漲快遞費唄。”

顧客有些不滿，說要投訴快遞公司。珍姐說：“那你就投訴看看吧。”

下午四點，來驛站取件的人排起長隊，隊伍堵住了單元門。有些人手上已經抱著兩三件快遞，是剛剛從小區裏另一家驛站取的——因為不同的快遞公司合作的快遞驛站不一樣，同一個小區裏，住戶們要去不同的驛站取快遞。很多人走過來看了看，歎了一口氣又轉身回去。

屋子裏的珍姐還在一刻不停地拿件、掃描，貨架旁的牆上貼著手寫的字：“旺鋪轉讓。”

消費者：為什麽送貨上門這麽難？

家住北京市通州區的琳琳說，新規出台以前，她就多次因為“送貨上門”的要求和快遞員發生矛盾。

琳琳所居住的小區也是默認將快遞放在驛站。她沒有跟大多數人一樣對此保持沉默，她會給每一個不送貨上門的快遞員打電話。如果對方拒絕上門，她立刻投訴。

“所以我早就成了這個小區的例外，快遞員都認識我，隻要是我的件，就會單獨送上門。”

但琳琳的朋友覺得這樣的做法不僅心累，還會有風險。朋友給琳琳分享網上因為投訴快遞員而遭到報複的視頻。視頻裏，一個快遞員情緒激動地辱罵對方。

也有很多人感覺自己並不需要送貨上門。家住平穀區的小墨說，因為住在平房，每家每戶沒有明確的門牌，快遞員上門並不方便。以前沒有驛站的時候，大家都讓快遞員隨便找地方放或是超市代收，但快遞丟了也沒人負責。她更喜歡快遞驛站的模式，自己有時間就隨時取回來。

網絡上有大量的消費者和小墨的看法一致。有人覺得快遞送到驛站可以不暴露隱私，也有人感覺下班順手去驛站取很好，不想在周末早上接電話，也不想因為上班時間接不到快遞員的電話而錯過配送。

在眾多物流公司當中，順豐、京東長期以來都是送貨上門。很多快遞員表示，公司要求必須送貨上門。快遞員拿到的派送費用單價更高，工資也並不完全和派送件數掛鉤。同時，公司會承擔快遞員的電話費。快遞員在被消費者投訴後不會被一刀切式地罰款。因而這次新規波及的，主要是除了它們以外的“三通一達”等快遞公司。

因為價格上的差距，在關於“快遞新規”的大量抱怨聲裏，一個有趣的比喻廣泛流行：“快遞就和坐車一樣。打車的時候，你在哪兒，司機就去哪兒接你，還給你送到家樓下。如果需選公交車，你就得站點坐車，到站下車，自己走回家。綠皮車的價格要一等座的服務，可能嗎？”

但很多人反對這樣的說法，認為這是在偷換概念：“你說的公交車叫做物流，不叫快遞。”

“可是我們明明支付10多元的快遞費，為什麽快遞員賺取的隻有幾毛錢？其實這是快遞公司和員工之間的糾紛，並不應該綁架我們消費者。”

實際上，對於普通寄件人來說，“三通一達”的寄件費用也並不比順豐便宜多少。“三通一達”被認為是“低價快遞”，更多是由於大量的電商與快遞公司的合作。“九塊九包郵”的商品靠的是和物流公司達成的低價快遞協議。對電商來說，一件商品的寄件費用可能低至1.5元。而也正是因為低價、量多，才能讓“三通一達”等快遞公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活下來。

新規一出，這樣的模式可能被慢慢打破。很多人清醒地意識到，最終如果快遞費用上漲，或許依然需要消費者來買單。

身處快遞最便捷的“江浙滬包郵區”的小金說，自己寄出的快遞卡在站點三天了。他打電話給站點，對方告訴他，因為站點的快遞員很多人辭職，目前沒有人手派送。“漲價也好，放驛站也好，我現在隻希望快遞能一切恢複正常。”小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