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9日電
近日，“邯鄲一初中生遭3名同學殺害”案件引發網友關注。北京嶽成律師事務所嶽屾山律師表示，本案最高檢大概率會激活《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成為自2020年新增此款規定之後的全國首例追訴案件。
《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是指“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一款規定是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條款，對刑事責任年齡做出了一種下調，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滿足特定條件並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後，可追究刑事責任。
嶽屾山律師表示，本案中，目前沒有披露涉案人員的具體年齡，根據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聯合工作組3月17日晚發布的《情況通報》，稱學生王某某被殺害案案發後公安機關立刻開展偵破工作，3月11日已經將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獲，並依法采取刑事強製措施。結合上述法律規定及《情況通報》，新聞報道等我們基本可以判斷，本案定性大概率是故意殺人或者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三名涉案未成年人年齡或已滿12周歲，極有可能會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成為刑事責任年齡下調後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首案。
邯鄲初中生涉嫌殺人案：嫌疑人、監護人及校方擔責嗎？
據央視新聞3月18日消息，針對當地初中生被殺害一案河北邯鄲肥鄉區警方表示，經過連日來的偵查，初步認定這是一起有預謀的犯罪案件。為掩埋屍體，犯罪嫌疑人分兩次在廢棄大棚進行了挖掘。
有法律人士稱，有預謀的殺人，是一種情節較為惡劣的犯罪，社會影響較壞，會受到更重的定罪處罰。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年齡因不滿14周歲，能否負刑事責任的關鍵在於該案能否經過最高檢核準追訴。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監護人應不應該擔刑責？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表示，追究監護人刑事責任是不符合法治精神和我國刑法原則的。我國刑法有“罪責自負不株連”的精神，也就是說，一人做事一人當，其他人不能因為和這個犯罪人有親屬或者其他親密關係，而受到刑事牽連。
也有律師表示，三名初中生係限製民事行為能力人，作為孩子監護人的父母，依法對其孩子應有撫養、教育、管理的責任，因孩子給他人造成損害的，其應當承擔責任；另外被害人的死亡如果是校園欺淩行為的延續和必然結果，那麽校方也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追究未成年凶手刑事責任嗎？
阮齊林介紹，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無需承擔刑事責任，這在業內被稱為“絕對不負刑事責任年齡時期”。2020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意味著“絕對不負刑事責任年齡時期”從14周歲下調到12周歲。
他認為，刑事責任年齡下調應該適應社會變化，一方麵是要懲罰犯罪分子、平複被害人創傷情緒、維護社會正義，另一方麵是能預防犯罪，要向社會成員傳遞出這樣一個信念：犯罪是要受到法律懲罰的，不能因為年齡等原因而成為例外。“但立法是一個醞釀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既要考慮社會現實狀況又要兼顧公眾的情緒。法律在經驗中不斷取得完善。”阮齊林說。
北京慕公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春雨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未成年人接觸信息的方式多樣化，多元化，在生理和心智方麵呈現出早熟，在河北邯鄲這一初中生遇害案中，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心理素質極好，而且膽大、殘忍，這說明他們的心智不亞於成年人。
世界範圍內，在刑事責任年齡規定方麵，大陸法係國家和普通法係國家有顯著區別。很多大陸法係國家認為不滿14周歲就沒有刑事責任能力。而一些普通法係國家認為，如果公訴機關提出足夠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理解其犯罪行為的意義，行為人就必須承擔刑事責任。
截至2017年，美國有35個州沒有設置任何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理論上任何年齡階段的人犯罪都要擔刑責。英國蘇格蘭司法區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是8歲，而英格蘭司法區和威爾士司法區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是10歲。
父母及學校擔責嗎？
互聯網上，關於這起未成年人殺人案的討論熱度高居不下。有網友稱，應該追究監護人刑責，也有人建議按同罪刑期重罰殺人少年父母。
阮齊林認為，我國刑法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平等適用刑法、罪刑相適應這三個原則，雖然“罪責自負”沒有寫進去，但在法律實踐中，這已經是不言而喻的法律準則；與罪責自負原則相對立的，是我國古代的株連和連坐製度：一人謀反，株連九族；一人犯罪，親友鄰裏連坐。他說，在今日法治社會，株連、連坐製度那種“一人犯罪，牽連家人”的觀念已經完全不適應現代社會進步。
張春雨認為，三名初中生係限製民事行為能力人，作為孩子監護人的父母，依法對其孩子應有撫養、教育、管理的責任，因孩子給他人造成損害的，其應當承擔責任；同時，《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製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監護人盡到監護職責的，可以減輕其侵權責任。
他認為，學校負有教育和管理職責，如果校方在日常管理中，沒有及時發現並阻止關於被害人的校園欺淩行為，最終造成悲劇的發生，那麽在本案中，如被害人的死亡是校園欺淩行為的延續和必然結果，學校可能也需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如何預防校園欺淩？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孟博表示，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防止校園欺淩這一問題上，學校、家長以及監護人都不能缺位。
他認為，學校應當落實法律規定建立學生欺淩防控和預防性侵害、性騷擾等專項製度，建立對學生欺淩、性侵害、性騷擾行為的零容忍處理機製和受傷害學生的關愛、幫扶機製。
孟博認為，對實施欺淩的未成年學生，學校應當根據欺淩行為的性質和程度，依法加強管教。對嚴重的欺淩行為，學校不得隱瞞，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教育行政部門報告，並配合相關部門依法處理。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得放任、唆使未成年人欺淩他人，應當履行教育和引導未成年人遵紀守法，預防和製止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和違法犯罪行為，並進行合理管教的監護職責。”他說。
孟博認為，“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理想效果的實現有賴於司法。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加強對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護力度，對嚴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堅持零容忍態度，堅決依法從嚴從重懲處，可以有效震懾犯罪，為未成年人營造安全、健康、文明的成長環境，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各類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發生，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張春雨認為，學校要加強對學生的法治教育，要讓學生知道什麽是欺淩，要告訴學生在遇到欺淩的時候，不要容忍和遷就，要學會告訴老師和家長，必要時要果斷報警、敢於防衛；另一個方麵要教育學生，校園欺淩是一種違法行為，要培養學生對法律的敬畏，千萬不能讓學生有“我是未成年人，打人殺人不犯罪”的錯誤思想。
他說，學生在遭受霸淩事件時，要果斷地選擇訴訟手段，在曾經一些案件中，有的學校和老師為了息事寧人，往往會選擇做“和事佬”。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往往會助長欺淩者的囂張氣焰，所以，對於校園欺淩事件，該起訴追究學校和欺淩者的責任，就果斷訴訟，這可以起到震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