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995, 圖1）是印度裔美國理論天體物理學家，因為對恒星結構和演化的物理過程的研究，分享198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1933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博士學位，又留在劍橋做了4年博士後研究員後，加入芝加哥大學所屬的Yerkes天文台（位於威斯康辛州的Williams Bay）。
有一個關於錢德拉塞卡、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傳說，流傳很廣。芝加哥大學教授Peter Freund在《Passion for Discovery》中繪聲繪色地講述，錢德拉塞卡要從Yerkes去芝加哥大學校區上課，隻有幾位選課的學生，上過幾次課後，隻剩下兩位學生，就是李政道和楊振寧，係主任願意取消這門課，但是錢德拉本人堅持要上，因為學生很優秀，他樂於講下去。後來全班學生和老師都獲得了諾貝爾獎。
我曾經在2013年1月25日和2014年6月7日通過電子郵件向楊振寧先生求證這個故事，楊先生說“精神上對（correct in spirit），但是細節不對。”
2014年7月22日，在我們麵對麵的長談中，又討論到此事。
我：“傳說錢德拉塞卡從Yerkes天文台去芝加哥上課，隻有您跟李政道兩個學生。您說細節不是太對？”
楊振寧：“這個故事後來有人寫了一篇文章，這個人是個很有名的人，叫Osterbrock，Osterbrock曾經跟李政道同時在Yerkes, 是傑出的天體物理學家，他後來寫了一篇文章，去把這個事情詳細研究了，得出的結果是，這個的意思是對的，具體是不對的。後來，李政道去了Yerkes，跟錢德拉塞卡發生過衝突。後來，李政道的60歲會議，錢德拉塞卡還去了，所以李政道很高興。”
我：“是關於宇稱不守恒30年和李政道60歲的研討會。李政道自己的報告，就是錢德拉塞卡主持的，他一開始還對芝加哥大學當年的盛況做了介紹，提到很多當年的教師和學生的名字，稱呼李政道為‘當年的學生、今天的物理大師’。剛才您說， 錢德拉塞卡給你們上課的事,‘意思是對的，具體是不對的’，是說並不是真正上課還是什麽情況？”
楊振寧：“是上課。下大雪, 錢德拉塞卡開了汽車，走了一個半鍾頭，到芝加哥來上這課，去聽的學生很少。這些都是對的。可是不止我們兩個人。而且我們兩人都不是選這課的，我們都是旁聽的。”
我：“傳說戲劇化了。”
楊先生這裏提供了新的信息，有一次（或幾次）“下大雪”了。這給他印象很深。事實上，錢德拉塞卡上的課是一學期的課，肯定不止下大雪的這一次。
24日，我查閱了K. C. Wali寫的錢德拉塞卡傳記《Chandra》（1991年出版）和Wali編輯的錢德拉塞卡自傳。傳記裏麵寫道：“有一個著名的故事，錢德拉經常從Williams Bay到芝加哥上一門僅有兩個學生的課。1975年4月22日，芝加哥大學校長John T. Wilson在向聽眾介紹錢德拉做Ryerson報告時說：‘在講究成本效益及其在高等學術上頻繁誤用的今天，我忍不住告訴你們，錢德拉向陷入困境的教務長們提供了一個出色的榜樣，以捍衛我們這個大學的教育傳統。在1940年代中後期，錢德拉經常每周驅車幾百英裏，往返於Williams Bay的Yerkes天文台和大學之間，與一個由兩個學生組成的班級相會。即使在當時，人們可能也提出時間和精力的相對價值問題，但是我懷疑他甚至沒有過這樣的想法。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時，它授予了全班，李和楊兩位先生。’” 這裏有點口誤或者筆誤，事實上Yerkes距芝加哥隻有一百英裏。
但是Wali給這段文字加了個注釋：“1983年之前，‘全班’隻是指這兩位學生，李政道和楊振寧。1983年起，這個詞也包括了教師。我必須指出，這個故事的曆史準確性遭到了質疑。顯然其他幾個人（比如Donald Osterbrock和Enrico Fermi）也參加聽課但是不固定。”
Wali寫這本傳記時，錢德拉塞卡給了他一個記事本的複印件，說等他去世後，如果錢德拉夫人和Wali感興趣，可以發表。後來Wali將這個記事本編輯成《錢德拉塞卡自傳》，2010年出版。
錢德拉塞卡自傳中說：“我在校園裏講授輻射轉移。我的班上隻有李和楊兩人。這個1948年的班級全班後來都得到了諾貝爾獎！” 看來，1975年校長的話誤導了錢德拉塞卡本人的記憶。
錢德拉塞卡回憶到1950年春的時候，還提到：“李政道這時已經加入我在Yerkes的研究團隊。” 這是指1950年前8個月，李政道在錢德拉塞卡那裏做博士後。
25日，我又找到幾篇Osterbrock的回憶文章，圖2是其中一篇的首頁。
圖2 Donald E. Osterbrock
這些文章中有一篇就是楊先生談話中提到的看過草稿但不知發表在哪的文章[ D. E. Osterbrock, J. Astrophys. Astr. 17, 233-268 (1996)]，這篇文章係統介紹了錢德拉塞卡的教學和指導學生的情況，其中寫道：“班上有好幾個學生，費米的博士後楊振寧和費米的學生李政道都不是正式選課的。旁聽的人包括他們、費米、Marcel Schein（研究宇宙線的物理教授）以及其他幾位青年教師、博士後和研究生……隨著學期的進行，旁聽人數越來越少，但是費米、Schein（經常在第一排睡覺而且打鼾，引起錢德拉明顯但是從未說出的不悅）、楊和李一直堅持到最後，可能還有其他幾位我不能清楚記得的幾位。錢德拉簽名的成績記錄表明，6位學生正式選課。其中3位，費米的另一位學生Richard L. Garwin, 後來在Tufts做物理教授的Arthur Uhlir Jr., 還有我，都留在芝加哥獲得博士學位。第四位John Goddard不久後去世了，還沒有完成學位。Garwin、Uhlir和我都認真上課，學到了很多，我認為Goddard也是，雖然Wilson講的故事清楚表明，事情過了很久之後，人的記憶的易錯，以及當時記錄的價值。楊和李的記憶與我的記憶（以及記錄）相符；楊告訴紐約時報上的錢德拉訃告的作者Walter Sullivan，有這個班級，但是不止兩個人。”
這篇文章後麵還提到：“李政道在大學校園裏，在費米指導下，完成了關於白矮星的博士論文，錢德拉是天文學顧問。然後他在Yerkes天文台度過了兩個學期，1950年的春季和秋季。這位傑出的年輕博士後（時年23歲）固定參加理論報告會，並在討論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的風格迥異，錢德拉的風格數學化得多，而李更物理，當他們在試圖理解湍流，得到不同結論時，爭吵非常激烈（the fur could fly）。但是他們都保持禮貌，第二天又討論平均湍流動能密度是近似等於平均湍流磁能密度（李的理論）還是一個包含磁場的旋度的均方表達式（錢德拉的結果）。有時像是十幾年前愛丁頓和傑出的青年錢德拉關於白矮星內部結構的爭論的重演，現在是在Yerkes天文台的安靜的大廳裏，而不是皇家天文學會會議上。”
25日晚上，楊先生和我又做了點討論。
楊振寧：“Osterbrock是不是詳細地講了那一次下雪那個事情？”
我：“沒有專門講下雪，是講從天文台到大學來上課這個常態。”
楊振寧：“我的印象，他給了我他的草稿。整個發表的文章我沒見過。”
我：“發表在印度的一個天文學雜誌上。我查了一下，Osterbrock在芝加哥大學校園學習了3年，1949來到Yerkes天文台，導師是錢德拉塞卡，1952年博士畢業，去普林斯頓大學做了1年博士後，期間用過馮諾依曼在高等研究院的計算機，1960年又到高等研究院訪問了1年。2007年去世了。”
楊振寧：“哪一年在高等研究院？”
我：“1960到1961年。”
楊振寧：“我那時候一定見過他。雖然他在高等研究院, 可是他在天文那幾個人那邊。我隻知道他是做得很成功的一個理論天文學家。對於李政道和錢德拉塞卡的爭吵，當時在Yerkes的人一定都有很深的印象，因為跟錢德拉塞卡發生爭吵是很少有的現象。”
我：“錢德拉塞卡是一個比較難處的人，學生都怕他，避免和他碰麵，對吧？”
楊振寧：“對,他比較難處。”
我：“他也是個整潔、安靜、害羞、私密的人，是吧？。”
楊振寧：“對，與他是印度人有關係。印度人我想因為皮膚比較黑，在美國容易被人歧視，他們又是受英國人統治了很多年。事實上很多年以前有一個美國的年輕人在寫玻色傳。我不知道玻色傳後來發表出來沒有，可是他在寫的時候，還沒有定稿以前,他寫過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我看了，裏麵就講，玻色告訴寫傳的這個人，說是英國人在印度幾百年， 它的政策，就是要使印度人覺得他們不如英國人。”
我：“印度最後有成就的很多都是貴族家庭出來的，錢德拉塞卡是拉曼的侄子，對吧？
楊振寧：“對。”
我：“錢德拉塞卡在英國被愛丁頓欺負，跟他是印度人有沒有關係？”
楊振寧：“與那個有關係,不過更主要的，我想是愛丁頓這人那個時候有點奇怪。你知道愛丁頓後來還發明了一個理論？”
我：“137那個，是嗎？”
楊振寧：“對。”
我：“後來狄拉克也覺得精細結構常數的數字1/137很重要，他對量子電動力學不滿意的原因就是不能解釋這個數字。”
楊振寧：“他有過一個猜測，說這個數字隨時間改變。”
我：“對，大數假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