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魔王張獻忠：他真的殺光了四川人嗎？

當張獻忠下令關閉城門的時候，20萬成都百姓，走到了生命的至暗時刻。

這是大明亡國的第二年，1645年11月23日，同時也是張獻忠攻占成都的第二年，作為張獻忠軍中的“天學國師”，來自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利類思和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此時也在成都城中，對於即將到來的魔鬼時刻，張獻忠非常得意，還下令將利類思安排到東門城樓，將安文思安排到南門城樓，觀看他對20萬成都百姓的超級大屠殺。

自從1640年進入四川到成都傳教後，利類思此時已在成都待了五年，1644年明朝滅亡後，張獻忠隨後攻占成都，得益於張獻忠的禮部尚書吳繼善的推薦，利類思和安文思兩人得以被張獻忠留用授官，起初，利類思在回憶錄中寫道，他認為張獻忠“智識宏深，決斷過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謀，其才足以治國”，然而相處日久，利類思和安文思才發現：

“張獻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殺人一二百，為時一年又五個月，累計殺人十萬。又，張獻忠不喜僧人，屠殺僧人兩千多，成都城內僧人無一漏網。”

盡管被張獻忠封為“天學國師”，但利類思和安文思卻整日活在恐怖戰栗之中，因為：

“計其（張獻忠）即位之初，在朝之官總計千人，離川時亦有七百，（張獻忠）臨死時僅得二十五人。皆因張獻忠殘暴，殺人眾多，或令死於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將頭皮揭去，或令淩遲碎剮，種種非刑，一言難盡”。

然而最殘酷的，還是這場他們記憶中的成都大屠殺：

利類思和安文思回憶說，成都大屠殺的前一日，張獻忠先是以禦敵的名義集中軍隊，然而密令全軍血洗成都，他詭言說：“百姓等已暗通敵人，勾引大隊入川，以圖大舉，故當剿滅此城居民。爾等各宜秘密準備，不得遺漏軍情。”

1645年11月23日，大屠殺開始了。

分別被張獻忠安排在成都城東門和南門城樓“觀賞”這場人間慘劇的利類思和安文思痛苦回憶說：

“見無辜百姓男女被殺，呼號之聲，慘絕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當時，張獻忠騎馬從南門前往東門“欣賞”自己的這場“傑作”，安文思和利類思於是先後痛哭跪拜，懇求張獻忠不要再濫殺無辜，但冷酷的張獻忠完全不予理睬，安文思回憶說：

“此時被拘百姓無數，集於南門沙壩橋邊，一見獻忠到來，眾皆跪伏於地，齊聲悲哭求赦，雲：‘大王萬歲！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國法，何故殺無辜百姓？何故畏懼百姓？我等無軍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敵，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眾無辜小民’雲雲。獻賊之心，禽獸不如，聞如是之言，不獨無哀憐之意，反而厲聲痛罵百姓私通敵人。隨即縱馬入人群，任馬亂跳亂踢，並高聲狂吼：‘該死該殺之反叛！’隨令軍士急速動刑。冤呼痛哉！無罪百姓齊遭慘殺，終則息靜無聲。真是屍積成山，血流成河，逐處皆屍，河為之塞，不能行船。”

▲連環畫塑造下的張獻忠（1606-1647）

隨後，張獻忠又下令軍隊縱火焚燒成都全城，回憶錄繼續講道：

“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一片荒涼景象，非筆舌所能形容……凡城鎮村莊房屋皆縱火焚毀，而倉廩山林也遭毀滅。四鄉無人跡，皆成曠野。東、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獨存，蓋（張獻忠軍隊）擬由此地出川也。”

這場大屠殺從當天上午持續到傍晚，一直到日落西山，被迫目睹這場人間慘劇、痛哭流涕的安文思在崩潰之中，迷迷糊糊返回住處，一路上，他看到成都城內死屍狼籍、血流成河，有一些還沒死的孩子甚至還在呻吟，於是這位傳教士就一路為這些臨死前的孩子們付聖洗，祈求他們的靈魂能夠升入天國，安文思回憶說，他一路上共付洗了12名瀕死的孩子。

從1644年9月張獻忠攻陷成都，到1647年1月張獻忠死於四川西充鳳凰山，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兩人一直跟隨在張獻忠左右，得以親身經曆了張獻忠“屠蜀”的眾多重要事件，一直到張獻忠死後，兩人輾轉逃離，並用拉丁文寫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

三百多年間，兩人的回憶錄一直隻在西方入華的傳教士間秘密流傳，從無中國人知曉，一直到1917年，另外一位來華的傳教士古洛東最終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1918年，這本取名為《聖教入川記》的著作最終出版，中國人至此才得以從另外一個視角，獲悉了張獻忠屠蜀的部分一手原始文獻，後來，盡管有人懷疑該書屬於汙蔑，但其可信度和珍貴價值不言而喻。

未曾親身經曆魔王屠刀的人，總是根據自己的立場，或是對苦難視而不見、或是對苦難掩耳盜鈴。

▲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的回憶錄《聖教入川記》，一直到1918年才被翻譯出版

血洗成都這一年，張獻忠年僅39歲。

對於這位後來被稱為“惡賊”、“魔王”的流民首領，史籍記載他出生於明朝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是延安衛柳樹澗人（今屬陝西延安），張獻忠小時讀過書，粗識文墨，還曾經當過延安府的捕快，由於經常受同事欺辱，於是張獻忠憤而投軍，有一次他犯法當斬，沒想到主將陳洪範看他相貌奇異，竟然代之向總兵王威求情，張獻忠雖然免於一死，但卻被重打一百軍棍除名，從此流落民間。

明朝末年，全國各地連續多年爆發旱災、蝗災與饑荒，生態環境本就惡劣的陝北地區率先發生饑民暴動，崇禎元年（1628年），先是高迎祥在陝北延安率眾起事，自稱闖王；第二年（1629年），陝西榆林人李自成也在參加兵變殺死主將後，參加了農民軍；崇禎三年（1630年），失業的前軍人、24歲的張獻忠也參加了農民軍。

與出身軍隊的李自成一樣，參過軍、受過軍事訓練的張獻忠作戰勇敢，由於“臨戰輒先登，於是眾服其勇”，張獻忠很快脫穎而出，成為農民軍一支隊伍的獨立領導人，他還自號為西營八大王。

由於張獻忠“身長瘦而麵微黃，須一尺六寸，僄勁果俠”，當時農民軍中稱他為“黃虎”，張獻忠對部隊訓練有方，因此他的隊伍很快就成為了以王自用為盟主的三十六營中最強勁的一個營，此後他的隊伍逐漸擴張，跟隨各支流民部隊轉戰於陝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明末農民戰爭形勢圖

在中國曆史上的曆次流民起事中，以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唐朝末年的黃巢以及明朝末年的張獻忠為例，這些流民起先迫於天災人禍、官吏和地主壓迫等各種因素暴動起事，起初他們以受害者身份暴動起事，然而當暴動發生後，這些當初的受害者囿於自身的文化學識和集體暴動裹挾等因素影響，由於缺乏政治綱領和理想目標，加上自身的局限性，轉身又成為了所處時代的施虐者，其最突出的指向就是將暴動目的歸為“搶錢、搶糧、搶女人”，並對阻礙自己這一目標的一切群體，無論官軍還是普通百姓都大開殺戒。

在農民軍轉戰的過程中，張獻忠也同樣不能免俗，逐步開啟了大開殺戮的潘多拉魔盒。1641年，張獻忠攻陷襄陽後，又攻打鄙陽，然後將俘獲的鄙陽官兵全部“人斷一手”；1642年，張獻忠部隊攻陷六安後，又將六安城所有的百姓無論男女，每人全部斬斷一隻手臂，“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

曾經在張獻忠部隊中待過半年的餘瑞紫回憶說，當時張獻忠部隊跟其他農民軍經常宣傳的一句口號就是：“早早開城投降，秋毫不動；若是攻開，雞犬不留。”對於所有進行抵抗的城市，張獻忠部隊一律進行屠城，並以此作為震懾明軍和地方百姓的手段。

為了震懾敢於抵抗的城市，1643年張獻忠在攻克武昌後，將武昌城中幸存的民眾“或刖手足，或鑿目鼻，無一全形者。”

在將當地壯丁擄為士兵後，張獻忠又下令繼續砍殺剩餘民眾，由於殺人的士兵殺得太累，於是又故意打開武昌城的漢陽門，強迫武昌民眾瘋狂往長江逃命，結果大量民眾又溺水死於長江武漢段：“自鸚鵡洲達道士洑，浮胔蟻動，水幾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魚鱉不可食。”盡管描述可能存在誇張，但卻真實再現了張獻忠部隊早在進入四川前，就已經常隨意屠戮百姓。

張獻忠部隊在攻占武昌後，礙於李自成的農民軍在北方已經勢力雄厚、難以抗衡，自知打不過李自成的張獻忠於是向南開拓，又率領軍隊南下湖南、江西，由於張獻忠的流民軍隊實行的是掃地式的屠戮和搶劫政策，這就使得他雖然打下了湖南和江西，但卻無法長久立足；另一方麵，當時明朝在東麵的揚州等地，仍然有左良玉的數十萬軍隊駐紮，向北則有李自成的勢力，在此情況下，軍師汪兆齡向張獻忠建議說：

“江南未可圖也，欲改為正號，養威蓄銳，莫如秦蜀，欲取秦必得蜀，得蜀以為根本，根本既固，然後北伐，四征天下。”

為了實現與李自成分庭抗禮，張獻忠決定聽取軍師汪兆齡的意見，向西占領四川圖謀霸業，由此掀開了“屠蜀”的殘酷一幕。

考諸中國曆史上的流民暴動，其最大的特點就是“流”字，其在暴動成軍後，很多並不是以奪取根據地、爭奪天下為戰略目的，而是在“搶錢、搶糧、搶女人”的謀利驅動下，四處轉戰居無定所，東打一槍、西放一炮，盡管這讓圍剿的官軍疲於奔命，但結果也讓流民軍隊失去了穩定的根據地。

流動作戰，則使得流民軍隊上至主帥、下至兵士，都趨向於一種殺光、搶光、燒光的短期謀利行為。而從1630年起事，到1643年底，盡管到處殺掠攻伐，但張獻忠跟其他的流民軍隊一樣，始終沒有一塊穩定的根據地。

於是就在明朝滅亡前兩個月，1644年正月，就在李自成挺進北京城的同時，決定與李自成分庭抗禮的張獻忠自行放棄了湖南、江西，並將自己從兩湖和江西地區擄掠的所有金銀財寶，以及強行征募的數十萬士兵，裹挾西進四川。

1644年六月，張獻忠攻占重慶，由於重慶軍民堅決抵抗，惱怒之下，張獻忠下令將重慶全城“男女皆斷右手”，《明季南略》對此記載說：“砍手者三十餘萬人，流血有聲。”雖然數字可能誇張，但史實的殘酷性依然讓人震撼。

隨後，為了震懾四川境內敢於抵抗的其他州城，想要“殺雞儆猴”的張獻忠又將重慶周邊的一萬多壯丁全部割掉鼻子和耳朵，每人又斬斷一隻手，然後每攻一城，就押著這些人到城牆下麵震懾守城軍民，“刳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威脅各州城居民獻城投降。

在這種恐怖主義的震懾作用下，張獻忠的軍隊所過之處，軍民震駭，紛紛瓦解。到了當年農曆八月，張獻忠順利攻占成都，隨後，張獻忠在成都正式稱帝，並建國號“大西”，改元“大順”。

對於攻占城池後為何大肆殺戮，張獻忠有自己的一套獨特“想法”。

在後世流傳以及滿清編撰的《明史》中，說張獻忠曾經立有一塊“七殺碑”，上麵寫著：“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這其中，碑文有真有假，在留存至今的這塊仍保存於四川廣漢的石碑中，其真實碑文寫的是：

“聖論：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大順二年二月十三日。”

在張獻忠看來，他懷抱的是“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的人類“原罪論”，而人類既然有原罪，又該如何向上帝實現救贖呢？唯一的結果就隻有一個“死”字以償了。

▲傳說中的“七殺碑”原碑文

在1644年農曆八月攻占成都後，張獻忠就曾經向自己的兩位“天學國師”、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指示說：

“我有一句諺語是‘天造萬物爲人，而人受造非爲天’，請二位神父將此語速寄歐洲各國， 以傳揚其聰慧。”

在瘋狂屠殺成都20萬無辜百姓後，張獻忠甚至還對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說：

“四川人民未知天命，為天所棄……今遣我為天子，剿滅此民，以懲其違天之罪。”

在向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解釋自己為何瘋狂屠戮川人時，張獻忠儼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並從原罪論的角度出發，表示自己要“替天行道”，殺光四川百姓，其思想恐怖如是。

明末清初時人沈荀蔚在《蜀難敘略》中記載道：

“逆（張獻忠）嚐向天詛（咒）雲：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願天大降災殃，滅其種類！”

另外，曾經在1644年被張獻忠欽點為榜眼進士的歐陽直，也在他劫後餘生所寫的《蜀警録》中記載道：

“一日，大雷風雨，獻忠仰天大呼曰：‘天爺爺！你也要我殺得徹！’人莫測其故。”

就在這種恐怖的氛圍中，蜀中的百姓即將大難臨頭。

▲張獻忠有人類“原罪論”的恐怖思想

而在大屠殺的腥風血雨中，張獻忠統治下的四川，也曾經有過短暫的平和時光。

當時住在四川簡州農村的傅迪吉在後來撰寫的《五馬先生紀年》中寫道，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建國後，曾經派兵到簡州（今四川簡陽）“打招安”，這種做法就是將抓來的人背部都用滾燙的烙鐵印上“西朝順民”的字樣，然後再放掉，有一段時間，張獻忠的部隊短暫停止了殺戮，“兵不甚擾民，民亦入營貿易”。

但隨著軍事上的連續失利，張獻忠的嗜殺很快卷土重來。

就在1644年八月攻占成都後，當時張獻忠的軍隊與李自成的軍隊已經勢同水火，為了爭奪李自成的部將駐紮的陝西漢中，張獻忠於是派兵出擊漢中，沒想到被李自成的部將賀珍擊敗；與此同時，張獻忠在入川時攻克的重慶等地又相繼反正、擊殺張獻忠派駐的將官，轉而歸順明朝。

當時，由於張獻忠軍隊隨意屠戮百姓，蜀中到處燃起了反抗的煙火：“凡獻忠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者，甚至一縣三四個月內連殺十餘個縣官者。雖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張獻忠稱帝後不到半年，1645年3月，明將曾英帶兵收複重慶，明將楊展等人又帶兵收複川南地區；在民間，四川眉州的平民陳登皞也起事反抗，陳登皞在白旗上書寫“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為敵者從我”，幾日內就拉起了上千人的隊伍，猛攻張獻忠駐紮在眉州的部隊；在四川井研，平民雷應奇聚眾反抗說：“奈何郡縣無一殺賊者？”於是拉起義軍與張獻忠軍隊對抗；在四川敘州，七寶寺的和尚晞容直接宣講說：“硐中數百萬生靈，豈可坐視其死”，隨後拉起500人的義軍與張獻忠軍隊對抗，突圍而出。

諷刺的是，當初以義軍自居的張獻忠部隊，至此也徹底走到了人民的反麵。在李自成部隊、明軍以及民間義軍的聯合攻擊下，當時，一度控製四川大部的張獻忠勢力不斷萎縮，其向北陝西漢中是李自成的勢力，川東、川南則重新被明軍和各路義軍控製，當時，甚至“成都百裏外，耰鋤白梃，皆與賊爲難”。

▲連環畫中曾經塑造的張獻忠形象

在這種日益四麵楚歌的包圍下，張獻忠不僅沒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相反，他開始了最後的瘋狂。

當時，張獻忠認為“蜀人負朕，恨入骨髓”，“以出兵數敗，士眾反複，攘袂鎮目，有咀嚼蜀人之心”，恰好在這時，以顏天漢為首的一幹成都書生聯合寫信給李自成，希望引入李自成的勢力取代瘋狂殺戮的張獻忠，沒想到信件被張獻忠的部隊截獲，於是，“以為闔境俱反”的張獻忠決定痛下殺手。

於是，張獻忠開始了最瘋狂的大殺戮，1645年，張獻忠先是假裝以科考的名義，將其治下府縣的5000多名士子全部騙到成都大慈寺（一說青羊宮）進行集中屠殺，對此，親身經曆此事的大西朝官員歐陽直寫道：

“齊集之日，自寺門兩旁，各站甲士三層，至南城。獻忠坐街頭驗發。如發一庠過前，一人執高竿， 懸白紙旗一副，上書‘某府州縣生員’。教官在前， 士子各領仆從、行李在後，魚貫而行。至城門口，打落行李，剝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牽至南門橋上，斫入水中……師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盡赤。屍積，流阻十餘日，方飄蕩去盡。”

在這種由外而內的大屠殺中，張獻忠最終對成都城內的百姓也舉起了屠刀。於是，正如本文開頭中所寫的一樣，1645年11月23日，張獻忠下令對成都城內的20萬百姓也進行了大滅絕。

史料記載，張獻忠將決定屠戮成都的消息公布後，他的養子孫可望等人苦諫說：“其名等隨王多年，身經數百戰，所得之地卽行殺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殺，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業，將士隨王亦無益矣。”但已經進入瘋狂狀態的張獻忠不聽，成都大屠殺開始後，孫可望“大爲悲傷，痛哭不已。”而在張獻忠瘋狂屠戮成都等周邊府縣居民過程中，他的軍隊中部分將兵不忍下手，有的甚至在巨大精神壓力下自殺身亡，“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經於道路”。

對於為何瘋狂殺戮，張獻忠還曾經對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說：

“獻忠殺人無算，屢自解雲：吾殺若輩，實救若輩於世上諸苦，雖殺之，實愛之也。”

除了心理上的“原罪論”等極端思想外，張獻忠另外的想法還有就是，他覺得在南明和滿清的圍攻下，他既然難以長期占有四川，那麽他就寧可將四川毀滅，也不願意將一個富庶和人口繁盛的四川遺留給後麵的占領者，對此張獻忠手下的重要謀臣和大西政權的宰相汪兆齡就鼓動張獻忠屠戮川民，汪兆齡說：

“使後有據蜀者，有土無人，勢難久住”。

在張獻忠日益癲狂的殺戮中，到了1646年5月，清軍南下擊敗了李自成部隊，占領了陝西漢中，從北麵對張獻忠形成了進逼之勢；於是，1646年7月，張獻忠決定放棄成都向外突圍，臨出發前，張獻忠先是將自己的280多位妃子斬殺，隻留下另外20人“為服役諸事”，“獻忠殺婦女後，狂喜欲舞，並向百官稱賀，謂已離婦女之厄，身無掛累。”

離開成都時，張獻忠又下令將皇宮縱火焚毀，“在城外見隆煙騰起，火光燭地，（張獻忠）大為狂喜”。

於是，1646年農曆九月，張獻忠“率賊營男婦百餘萬操舟數千蔽岷江而下”，當時南明將領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賊張獻忠禍蜀記》回憶說，當時南明將領楊展在四川彭山江口截擊張獻忠的部眾，擊敗大西軍，張獻忠曆年劫掠的金銀財寶很多都在岷江江口段沉沒，這也就是後來“江口沉銀”傳說的由來。

由於部隊慘敗，為了減輕負擔，張獻忠於是下令：

“獻忠慮各營家眷眾多，不能急行，此皆曆年搶掠而來，乃集眾賊將共議，飭令將婦女盡殺之。”

不僅如此，由於擔心部隊中的四川士兵造反，“獻忠猶未已，恐川兵反，行次順慶界。大閱，盡殺川兵，不留一卒。”當時，張獻忠軍中的都督劉進忠營中大部分是四川士兵，由於擔心被殺，劉進忠隨後投降清軍。

對於部隊中有人質疑為何要自相殘殺，張獻忠震怒說：

“老子何用許多人？直須勁旅三千，自可橫行天下！”

在被南明軍隊擊敗後，1646年農曆十一月（陽曆為1647年1月），張獻忠率領殘餘的軍隊紮營於四川西充鳳凰山，也就是在這裏，一代魔王即將迎來罪惡的終點。

當時，清兵在擊敗李自成的軍隊、占領陝西漢中後又繼續南下，在張獻忠此前試圖剿殺不成的叛將劉進忠的導引下，清軍隨後輕裝疾進，並在四川西充對張獻忠的軍隊發起了突然襲擊。

對於張獻忠死亡的最後情況，始終跟隨在張獻忠軍中的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回憶說：

“（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營告急，謂滿兵馬隊五人已到營外對麵高山矣。

獻忠聞警，不問詳細，隨即騎馬出營。未穿盔甲，亦未攜長槍，除短矛外別無他物，同小卒七八名，並太監一人，至一小崗上。

正探看之際，突然一箭飛來，正中獻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頓時倒地，鮮血長流。獻忠在血上亂滾，痛極而亡”。

40歲的魔王張獻忠突然死亡，使得全軍大亂，隨後，他的部眾“以錦褥裹屍，埋於僻處，而遁”。清軍則“求得（張獻忠屍體）發而斬之，梟其首於成都”。

這位混世魔王，最終在被殺後，屍體又被斬首懸掛於成都示眾，以此向成都城無辜被殺的二十多萬民眾昭告謝罪。

張獻忠死後，大西軍餘部李定國等人轉而投降南明堅持抗清，此後，大西軍餘部、南明勢力與清軍，以及四川本土軍團勢力搖黃十三家（也稱姚黃十三家）等先後又在四川展開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爭奪，加上張獻忠時期的屠蜀，四川遭罹戰禍達四十多年之久。

就在張獻忠死後38年，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當時清廷統計全川人口，發現整個四川竟然隻剩下1.809萬人，而按照史書記載，就在107年前的明朝萬曆六年（1578年），當時四川官方統計人口為310.2073萬人，百來年間，四川人口竟然銳減達99%，對此史書哀歎說，當時“合全蜀數千裏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

根據人口學家測算，考慮到當時政府開征人口稅、大量人口瞞報等因素，預計晚明時期整個四川的人口應該在600萬人左右，而整個四川自從1644年開始大規模戰亂，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官方統計人口銳減達99%以上，實在讓人觸目驚心。

對於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的原因，清朝官修的《明史》對此將其定義為“張獻忠屠蜀”，《明史》在指斥張獻忠時就表示：“（張獻忠）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按照《明史》的說法，張獻忠僅在四川就屠殺民眾高達六萬萬（6億）之巨，但晚明時期全國人口一共也就1億人左右，六萬萬（6億）的說法顯然嚴重誇張失實。

而在明亡清興的時代大背景中，當時的部分親身經曆者，例如文人馮甦、彭遵泗等人也撰文指出，是張獻忠將四川人民屠戮殆盡，“蜀民於此，真無孑遺矣！”

▲四川“江口沉銀”遺址考古出土的明代五十兩金元寶

但曆史的事實顯然不僅於此，事實上，張獻忠盡管有“屠蜀”的惡行，但他並非唯一的凶手。

史學家蕭一山就指出，張獻忠雖然有“屠蜀”的事實，但清軍等後續勢力對四川的屠戮和破壞更加劇烈，因為盡管張獻忠所率軍隊曾經在崇禎六年（1633年）、崇禎七年（1634年）、崇禎十年（1637年）、崇禎十三年（1640年）和崇禎十七年（1644年）先後五次進犯四川，但前四次隻是短期竄擾，最多也就是停留幾個月而已，且張獻忠前四次進川並沒有大規模屠殺，其“屠蜀”主要是發生在第五次進川，也就是1644至1647共三年多時間。

另外從空間上來說，張獻忠在1644年2月率兵入川後，於1644年7月攻占重慶，隨後又於當年9月攻占成都，盡管曾經一度控製四川大部，但由於明軍殘軍和川民的反擊，加上與李自成的農民軍相互攻伐，後期又麵臨清軍的進攻，因此在四川的大部分時間，張獻忠能控製的地盤，其實僅限於成都周邊的十幾個縣等川東和部分川北地區，從管控區域來說，盡管在管轄境內瘋狂殺戮，但張獻忠的“屠蜀”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還沒有涉及到四川全境。

因此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上來說，張獻忠的“屠蜀”雖然惡貫滿盈，但並非是四川人口銳減的唯一原因。

考究史書可以發現，四川真正的大亂，從明朝滅亡的當年1644年開始後，三年後（1647年）張獻忠被殺，但此後南明軍隊、大西軍餘部、李自成大順軍餘部，以及四川本土的軍團勢力搖黃十三家等又與清軍展開了反複的廝殺爭奪，到1662年投降南明的大西軍餘部李定國病逝，這也宣告了南明在大陸的抗清勢力全部覆滅，但到了1673年，三藩之亂又接著爆發，此後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才最終平定整個四川，也就是說，張獻忠死後37年間（1647-1681年），四川仍然陷於長期的戰爭、動蕩之中。

根據史書記載，以清軍在對四川等地的征服過程為例，清軍經常以“民賊相混，玉石難分”為由，“或全城俱殲，或殺男留婦”。

史學家李光濤就指出，製造出“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屠城惡例的清軍，“即如四川之禍，張獻忠據此前後不過四年（1644-1647年），清人與殘明角逐於此者十餘年，加以吳藩之亂（指三藩之亂中吳三桂軍隊與清軍在四川的戰爭），後先相映蓋數十年，凡不從者，凡不薙發者，凡遁山穀不為編戶之民者，彼皆殺之，然後赤地數千裏，此又浮於張獻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

史學家蕭一山也指出，“（清軍在）川北之平定，在獻忠死後二年，而川東則十餘年矣。滿漢兵丁所殺，殆不下於獻賊（張獻忠）。”

而明軍和四川本土軍閥對四川人民的屠戮，也是異常殘酷，例如部分南明軍隊“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劫殺，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首）級，半是良民”，而搖黃十三家等地方軍閥也是“城野俱焚掠”，這種各方勢力對於四川人民的屠戮、殺害和掠奪，又導致了土地拋荒、饑荒、瘟疫，以及虎患等次生災害，種種因素糾結在一起，最終導致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人口統計時，全川從1578年統計的310.2073萬人，銳減至1685年的1.809萬人，人口銳減達99%。

對此，在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後，康熙皇帝曾經讓當時的戶部尚書張鵬翮，請其父親張烺（1627-1715年，四川遂寧人）回憶明末清初整個四川的動蕩情況，張烺於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寫下了《燼餘錄》，對於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的原因，張烺總結指出：

“今統十分而計之：其死於獻賊（張獻忠）之屠戮者三；死於姚黃（指姚黃十三家等地方軍閥）之擄掠者二；因亂而自相殘殺者又二；饑而死者又二；其一則死於病也。”

在成王敗寇的清廷高壓和既得利益作用下，張烺不敢明確指出清軍對於川民的殘酷迫害，但大體揭示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的原因。後來，劉景伯在描述明末清初四川往事的史書《蜀龜鑒》中也大概指出當時四川人口銳減的原因：

“川南死於獻者（張獻忠）十三四，死於瘟（疫）、虎（患）者十二三，而遺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於獻者（張獻忠）十三四，死於搖黃者（指姚黃十三家等地方軍閥）十四五，死於瘟（疫）、虎（患）者十一二，而遺民千不存一矣。”

▲張獻忠下令鑄造的“西王賞功”錢

在這些明末清初時人的回憶中，張獻忠似乎成了四川人口銳減的最主要凶手，這也是此後張獻忠“屠蜀”惡名廣為流傳的原因，而在清廷統治者看來，在明末清初多方勢力爭奪四川的過程中，作為角逐者的其中一方和後來的最終勝利者，清廷通過將張獻忠不斷塑造成“殺人魔王”和“屠蜀惡賊”，進而巧妙地將其對張獻忠的征討和對川民的屠殺，包裝美化成“為明複仇”和“替天行道”。

於是，在張獻忠確實“屠蜀”的既存事實上，清廷又將包括自己在內的各方勢力對於四川人民的擄掠與屠殺，全部歸咎於張獻忠，甚至不惜進行肆意的誇大和渲染，其最終演化的結果，就是由清朝文人張廷玉等人主持撰寫的《明史》，宣稱張獻忠屠戮川民達“六萬萬（6億）之巨”，而晚明時期全國人口一共也就1億人左右，這種極度誇張的數字背後，正是清廷通過全部歸責、汙化張獻忠及其餘部，最終達到為自己入主中原、尋求統治合法性的宣傳套路。

在成王敗寇的邏輯下，有關張獻忠“屠蜀”的惡行在既有事實的基礎上被不斷誇張演化，而在1949年建國後，這張渲染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在重塑張獻忠 “農民起義英雄”形象的過程中，張獻忠殘暴的一麵又被故意忽略，例如謝國楨就認為張獻忠“並沒有殺多少人，所殺的不過是地主階級而已。”

一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學術界對於張獻忠的評價日趨客觀，有關張獻忠是否“屠蜀”的問題也被放逐在大視野下，進行了更加充分和全麵的討論，隻是回顧曆史，這段有關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的血腥往事，依然讓人不寒而栗。

興亡，不都是百姓苦！

參考文獻：

馮廣宏：《張獻忠屠蜀人數疑案》

馮廣宏：《張獻忠屠蜀惡行溯考》

馮廣宏：《張獻忠的多麵人格》，《史壇縱論》2010年第2期

李俊甲：《明末清初四川的動亂及影響：關於屠蜀的再檢討》

《“張獻忠屠蜀”與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構》，《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5期

耿法：《張獻忠的一樁公案——從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說起》

黃位東：《張獻忠屠蜀原因新論》，《文化學刊》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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