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書是一家之主，是村級行政的一把手。村支書的理念、思路，對村莊整體的發展非常重要。一直以來，村支書和班子成員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黨組織考察和有意培養的結果。在考察和培養階段，未來的村支書和村委班子人選被稱為“後備幹部”。不過如今，中部地區的不少農村卻出現後備幹部難以穩定下來的繼任者危機。
一、尋找後備幹部成了行政任務
1990年代以來，新班子成員就是由老村委班子決定和考核的，彼時的選人標準就是年輕、水平素質高。如今，發現並確定後備幹部人選，更成了一件需要村委向鄉鎮政府主動上報並會被記錄在案的工作。“上麵要求後備幹部要35歲以內，每個村至少1名後備幹部。”發現和確定後備人選原本是村內之事，如此一來卻帶有了滿足上級要求、應付完成鄉鎮工作任務的性質。有時村委還沒確定人選，卻為了向鄉鎮交差，而臨時上報一個“八字還沒一撇”的人選。
畢竟，組織意中的人選還必須自己也有意願被作為村幹部培養。一旦本人也有意願，村裏就會再從入黨等方麵全麵考慮並真正進入培養階段。問題是，本人有明確意願的人，如今並不好找。
目前CC村向鄉鎮上報的後備幹部，是1977年出生的村民小組組長和用水協會會長。一方麵，村委有意識地培養他，另一方麵村委成員心裏又都沒底，因為他家裏還有自己的事業，“以後沒有一定選他，現在也沒有讓他介入村務”，向鄉鎮上報他更多帶有“掛名”的性質。
二、後備幹部難找
之所以上報後備幹部成了一件需要應付完成的工作，是因為在一定時間內，村莊很難確定後備幹部的人選。這個人選的變動性太大。
本來CC村有一名大學生掛名的支委，本人是黨員，其父親也說“讓自己兒子進來是想讓其作為幹部班子培養”，但他本人不願意，後來外出務工去了。
按照2021年以後的縣級政策，網格員不同於城市社區的網格員。村委班子每個成員包1-3個網格。信息員（“小組長”）收集信息報網格員，網格員總體協調管理，並負責將勞動力就業的務工信息錄入等文字工作。網格員一般應作為後備幹部培養。然而，這項政策的意圖卻在CC村屢屢受挫。
起初，CC村的村委班子想培養一位年輕女同誌P（1985年生）進班子。當時P回來照顧小孩。村委讓P從網格員做起，期待她以後做到村副書記。成為網格員後，P主要負責錄入信息，任務下來以後不得不加班加點。村副書記擔心她適應不了，主動找她談心，說隻要時間幹得長了，就會有積累，所以用心完成業務就行，沒有很強的專業性。但是信息錄入了幾天之後，P的丈夫不支持她繼續幹下去，因為晚上回家太晚。村副書記回憶說，當時她陪著P，P的丈夫每天晚上都打過來好幾個電話。麵對家人反對，村委不得不妥協讓步。最後，P離開網格員崗位去經營葡萄了，她隻在網格員的崗位上幹了不到一個月。
後來，CC村又啟用一名現年49歲的女性H任網格員，比現任村副書記還要大一歲。現任村副書記說，如果H年輕，村副書記還可以把事交給她做。但在錄報表信息方麵，H還沒有村副書記熟練。雖然H還是網格員，但她並非後備幹部。也就是說，後備幹部的人選不僅要有精力，家庭環境允許，還要有能力，“要能跟上，不能什麽事都要班子操心”。
三、村幹部難當
後備幹部之所以難找，是因為村幹部越來越難當，對後備幹部的要求也相應提高。在中部地區，原本中堅農民是村莊治理的重要後備力量，而一些返鄉青年如今也逐漸成為中堅農民的重要組成部分。照理來說，產生後備幹部的孵化群體是存在的。然而，後備幹部仍然難找，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下村莊發展對村幹部的要求，對中堅農民構成了排斥之勢。
對中部地區村莊而言，村支書擅於跑錢，村副職幹部擅於完成文牘工作，是村莊發展的前提。村支書的主要任務就是“搞錢”，“不跑錢，一年開支都付不過來”，“信息員（習慣上仍稱小組長）的工資不能老掛著，不然誰為你做事”。不會跑錢的村支書，注定無法開展工作：既沒有經費開展，又缺少人手協助，還缺少上下協調的杠杆。
另一方麵，基層工作因標準化規範化的要求，而大量出現“簡單問題複雜化”趨向。據已經做了20多年村幹部的CC村副書記說，以前做修路等工作，不用拍照和寫活動內容，路修好就算任務完成了。但現在，資料工作成了工作的主體，拍照、留影像資料成了必要。“太形式主義了，每項工作都拍照，顯得很假，但上麵有要求，你不假不行。你隻有把工作做完之後，再演一遍補拍照片，拍照就顯得很虛了。”
又比如，以前黨建工作很輕鬆。現在，“哪些是黨員，哪些是流動黨員，每次會議的記錄，都要記得清清楚楚。會議圖片，會議資料，都要準備得好好的，每個月的報表、黨員管理、困難黨員統計，活動資料、會議記錄，都要收集起來，縣和鄉鎮組織部隨時都會抽查。”
文牘工作的增加，也為後備幹部人選附加了學曆要求，“字都寫不好也不行，要會寫字算賬”。
跑項目和文牘化工作的增加，在對村支書的人脈資源構成考驗的同時，也必然對村幹部的兼業狀態構成威脅。CC村的村支書原本與人合夥開了養雞場、搾坊和糧站，最後由於自己精力顧不上，隻有把副業全部交給妻子經營。
現任村委班子成員集中在49-53歲，他們不是種田50畝以上、承包了山林，種植葡萄、梨子等經濟作物，就是經營糧食烘幹、糧食收購，或者在村委會旁邊經營便利店和快遞業務。資料工作的大量增加，讓他們自覺精力顧不過來，電腦操作能力也跟不上。他們表示，“現在的班子成員裏麵，沒有人願意當書記。有人明確說，選上我也不當”。還有村幹部說，“這屆幹完，我就準備不幹了。我不會幹到60歲”。
四、結語
對於後備幹部的人選，村委班子成員說，“不願意搞，肯定不會讓他搞；願意搞的，能力不強，會留老的村幹部輔佐。我們不會老幹部集體退下，全換新幹部”。
雖然後備幹部的人員並不穩定，但CC村的村委班子成員仍說，“我們心裏有幾個可能的人選”。不過這些人選能否確定成為以後的村幹部，似乎還並不明朗。
在利益稀薄的中部地區，當村莊發展和行政考核對村幹部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提前逼退了中老年村幹部，同時又對年輕的中堅農民群體構成排斥之時，村級治理就會遭遇後備幹部危機和村幹部更替危機。
最後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就是村幹部的公務員化，而這將大大提升基層行政成本和財政供養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