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頭、貨拉拉司機、失業白領

在我們走訪的幾個零工市場中，從淩晨3、4點到晚上8、9點，幾乎全天都有人在等待求職。早上5、6點鍾是招人的高峰期，在這個時間，年輕人基本被招走了，剩下的都是大齡農民工，他們隻能等待機會。

我們遇到過被拖欠工資的包工頭，還有在貨拉拉平台上拉貨的司機，因為活少，他將車停在邊上，在零工市場找工作。還有被裁的外企員工，快50歲了，他有技術，但離開原來的企業，那些技術都不管用了，隻能來到零工市場。

總的來說，零工市場上女性偏少，因為這是一個出力氣的地方，女性可能不占優勢。另外，年齡大的女性就業麵可能會比男性寬，她們可以選擇照料的工作，像家政、月嫂。

在零工市場，製造業的待遇最好，工價穩定，8小時或者12小時換班，還有住宿、一日三餐。付出的體力不如物流這麽辛苦，但它對年齡有要求，上限是40歲或者45歲。對文化水平也有要求，比如富士康要求會認26個英文字母。在我們看來，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但也有很多人被卡住，很多3、40歲的人根本就不認識英文字母。

或者說，很多農民工沒有學曆，不認字。最開始調研，我們想發問卷，後來發現根本不現實。填一份問卷不到3分鍾20塊錢，有的人幹4個小時才80塊錢。不是不想填，是填不了。一個原因是我們通過手機，有人沒有智能手機，或者沒有流量。還有就是不認字，或者對文字的處理能力很差。問卷我們已經盡量使用簡單的語言，但他們就覺得這麽多字看著難受，填不了。

鄭州的零工市場以建築和雜工為主，大齡農民工比較多，基本來自河南周邊的城市，比如信陽、周口。大部分人都是60多歲，還有70多歲，我還碰到一個82歲的老農民，他在“鄭州八哥”攤上吃飯，他是不是找工作，我不太好確定，估計也沒人敢用。70多歲找工作的人還是蠻多的。他們怎麽找呢？就把頭發稍微染一染，把身上弄得幹淨一點，讓自己看上去顯得年輕一些。

在零工市場找工作，一個月大概有三四千，有時會更低，房租加上吃飯，每個月剛性支出就是1000塊左右。每個家庭的情況不一樣。小孩上學是比較大的支出，還有就是醫保（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原來是350（元/年），現在漲到380，一家五、六個人，就得將近2000塊了。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筆比較大的支出。另一方麵，養老保險105塊錢（注：全國部分地區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為105元/月），基本上不能解決問題，所以他們隻能去工作，還得一直繼續工作下去。

之前文章發出來後，很多人說他們為什麽不回去種地。我們在訪談中了解到，現在肥料、殺蟲劑這些生產資料都在漲價，種地是掙不著錢的，一般都是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在家種地。我們走訪時遇到一個70多歲的大爺，他的兒子41歲去世了，家裏還有兩個小孩，一個上中學，一個上大學，隻有腰椎盤突出的老伴在家裏種地。

他都70多歲了，還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工作。苦難、貧窮、疾病都壓在一個人身上。

其實用工市場的年齡問題一直存在。以前不在意，是因為我們還沒有進入老齡化社會。在鄭州，60歲以上的人幹環衛，每個月2500（元），到65歲就幹不了了，隻能幹園林，拔草、種花，一個月2100，到70歲又沒崗位了，最後隻能回到零工市場。他們能找的都是力工，比如說裝修砸牆，把建築垃圾背到一個地方。

這兩年建築業出了“清退令”，60歲以上的人不能從事建築施工作業。為什麽要清退？出發點是因為60歲以上的人沒有工傷保險。但我覺得邏輯搞反了，我們應該想的是要如何增加工傷保險、社會保險去覆蓋60歲以上的人群，而不是幹脆不讓他幹了。

本來隻是建築業，但它會形成一個擴散效應，都不敢用（60歲以上的人）了。當然，製度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就是經濟本身的力量，建築業在萎縮，我們去鄭州，很多工地都停了沒有活。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大齡農民工，或者說第一代農民工現在的境況。隨著老齡化加劇，房地產行業的萎縮和下行，這些人將越來越多，他們隻能在零工市場找活，但這裏不像以前，找不到那麽多活了。未來他們的生存會麵臨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迫在眉睫的問題。

●西安灞橋區的半坡立交橋下，聚集了很多大齡農民工。每當有人來招工，工人會迅速聚上來詢問工價。呂萌 攝

去年三百，今年二百二

鄭州的零工市場，給人的第一感覺是震撼，從淩晨3點開始，找活的工人陸續在這裏聚集，早晨7點就有上千人。他們戴著黃色頭盔，提示這個市場上，大多數人都在等待和建築業相關的工作。

零工市場的形成和城市化的進程密切相關。比如鄭州，過去幾年，處於發展的過程中，大量的樓盤正在建設當中；下沙是杭州城市向東擴展的一個區域，這兩個地方聚集的主要就是建築業。還有一個影響因素就是周邊的產業、環境。深圳龍華形成最早，一直以加工製造業為主，電子廠最多。

零工市場就業方向的發展，主流是製造業，然後房地產、再之後是物流，大概是這樣一個遞進順序。

它們的招工方式都差不多。深圳龍華體量最大，這裏有幾個大型的人力資源中介，一年體量（就業人次）都在十萬左右，這類中介有七八個，還有很多小中介。這裏是純市場化的運作，招工抽成大概是小時工價中的一塊錢或兩塊錢，競爭激烈，中介在意品牌和信譽，不會克扣工價。

杭州下沙以小中介為主，還延伸出許多個體充當勞務經紀人，他們不是門店，勞動者管他們叫“人蟲”，其實這是一個貶義的稱呼，因為勞動者認為他們要抽一部分錢，再盤剝一道。也會出現不規範的情況。主要是對崗位和工價誇大的宣傳，對工作條件的隱瞞，比如勞動者去之後才發現體檢、工服這些都要交費。

鄭州連中介都沒有了，這裏主要是建築業，市場利潤太薄，中介都撐不起了。用人企業都是直接跑到那個地方去盯人找人。以前建築業還發達的時候，規模比較大，直接大巴車過去拉，幾輛大巴車一次能拉走上百號人。

我們過去調研的時候，這個零工市場比較凋落了，本身也是招工淡季，好些人一周多沒有找到活幹了。來一輛招工車子全往上擠，擠到座位就死活不下來。有一個清理辦公室的崗位，主要就是搬桌子和辦公用品，4個小時工價80塊，大家都爭著搶著喊著要，差不多有20個農民工老伯，50多歲到70多歲都有。兩個大哥搶到了活，人群很快就安靜了。

總體來說，這裏的競爭比較良性，我擠不過你，挺尷尬的，笑一笑就走了。或者你也可以介紹自己的優勢，比如我有電動車，馬上就可以跟你走。

不僅是鄭州，杭州下沙以建築為主的活也在減少。十幾年前那一片基本上是工業區，代表了杭州城市化向東延伸的進程。現在，零工市場所輻射的區域，城市化已經進入尾聲，都蓋得差不多了。另一個方麵，受整個房地產行業下行的影響，很多建築工地都停工了，這也是活大幅減少的一個原因。

另外，工價也在下降。2022年雙十一，物流行業工價大概在300（元/天），2023年是220。一開始大家都在等300的崗位，發現沒有，就調整預期，200多一天也幹。雙十一的熱度沒有以前那麽大，這就導致期間物流的收入上不去。

這些勞動者大部分是沒有積蓄的，需要每天一個活或者幾天一個活才能生存下來。一部分勞動者今年已經提前返回老家，而往年這樣的現象通常在春節期間才會出現。給農民工提供免費午餐的鄭州八哥說：“今年上半年，每天中午前來領取餐食的人數為700～800人，但目前已經減少到400人左右。”

●2022年12月9日，山東濟南，在二環西路附近的零工市場，數百名農民工從淩晨4點開始就前來尋找工作。

不平等的雙向選擇

零工市場存在一定的雙向選擇，雇主挑工人，工人一定程度上也在挑活。但他們的決策邏輯和中產階級不一樣，他們會非常仔細地計算成本的支出。首先考慮的是工價，還有很多細節性的東西，比如招工方有沒有交通工具。

我們在杭州下沙調研時，有一個崗位在5公裏外，但沒人願意去，就覺得太遠了。招工方沒有交通工具接送，公共交通也不覆蓋，這種情況下，他們就都不去了。我們可能覺得幾公裏的路，打個車過去。但對很多人來說，這也是一種限製。首先，這些勞動者基本不願意打車，坐公交的錢也要仔細盤算，基本上隻能選擇有接送或就近區域的工作。

還有住宿的情況、工錢多久可以支取，這些問題很細節，但都會影響到他們的決策。比如，我們問為什麽不去公共就業服務大廳？他們說，那裏沒有招工方的人，工作人員隻是給你崗位電話，打過去對方可能說工招滿了，那打電話的錢是不是就浪費了？在他們看來，這種不確定的支出能避免就盡量避免。

●早晨是招工最多的時段，如果沒找到工作，意味著這一天又進入了漫長的等待。呂萌 攝

總體來說，線下零工市場比較被動，主要是雇主挑工人，畢竟崗位稀缺一點，在議價、工作時長方麵，勞動者沒有太多的話語權。年輕人的選擇會更多，進廠的會多一點。

但現在，年輕人的想法比較多元，大部分人進廠的周期都不會太久。我們遇到過的工人，最長的也就兩三年，有的達不到要求就走人。比如宿舍宣稱6人間，結果一去發現12人，他就不幹了；廠區周邊比較單調，沒有娛樂場所，那他可能覺得在這裏打工沒有意思。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工價。國內的加工製造業屬於世界工廠，用工需求隨訂單波動。比如電子產品，銷售一般在年底，那麽7、8月份就是工廠排訂單的時候，那個時候，用工量直線上升。聖誕結束後，沒有訂單了，工廠就把這些人遣散掉。對於這部分勞動者來說，想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非常困難。

找不到穩定工作，那就隻能找零活。對企業來說，7月份用工，它當然希望工人做到12月。反過來，勞動者也知道這個階段市場缺人，那就要挑工價高的工作，哪裏更高，隨時拎包走人。所以，這個市場的特點就是雙方都沒有建立長期工作的意願。

當然，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放到社會層麵去看，雖然它占了很大部分。還有一部分是勞動者自身的原因。大部分日結工的社會資本比較薄弱，找不到工作，他們並沒有太多可以求助的對象，又覺得沒掙著錢，回老家不好意思，最嚴重的情況就是睡在橋邊吃發黴的食物。

還有一些勞動者因為賭博、感情、或者網絡貸的影響，進入到勞動力市場的邊緣。比如，賭博上癮，他們總想著翻盤，一有錢就去賭，沒錢就去幹日結工。這種環境下，他的勞動力表現肯定也不好。

有一類人是不願意幹，我們叫“喪失信心的工人”。或許他們認為工作本身就是對生命的剝削和壓榨，表現出對進廠的反抗，但又沒辦法突破自己，找到合適的工作。於是，他們的表現形式隻能是很懶散，幹一天休三天。

我認為他們並不是很多人說的好吃懶做，他們隻是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另一方麵，他們也經過精確計算，什麽情況下能保證自己的生存，沒錢了，又該如何去找工作。這次調研當中，我發現有一個因素從來沒有被討論過。那就是這些勞動者從事的崗位，體力勞動相當繁重，每天連續幹，對身體的消耗很大。

我在杭州下沙，有一個崗位一天掙350，但就是沒人去。那個崗位一天要做14個小時。我們總認為勞動者有個活就應該去幹，但問題是，他們也需要休息。

我們不能用精英的視角去看待，而是要從他的角度去看，他的缺陷，社會資本的缺失，以及自身在文化、技能上的不足。

我肯定擔心這些年輕的勞動者未來會麵臨第一代農民工的境況，也就是喪失養老保障。目前的低保覆蓋了一部分人群，低保之上的這部分勞動者，收入不高，在保障層麵，他們好像是被漏掉的那一部分，政策上或許需要去考慮。

上野公園曾經是東京的“零工市場”，和深圳的龍華、杭州的下沙相似，它的零工市場功能持續數了十年。曾經在這裏找工作的農民，可能會轉變為汽車維修廠的工人等等，能夠在東京紮根。他們願意返回上野公園紀念青春，因為這是他們夢想開始的地方。

所以，當我們去考慮一代農民工，反過來也要考慮二代、三代農民工，一代農民工的保障問題和二代、三代農民工怎麽去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的一部分，這才是長遠考慮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