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進白男脫口秀圈，這個中國女生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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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後，我的父母開始催我找對象、結婚、生孩子，在各種理由中，媽媽提到了一點，咱們家的錢收不回來了。我就想說，你錢收不回來怎麽辦？我就給你辦個六十大壽唄。”

聽到這段話是去年10月，我第一次見Wandi。作為一個在澳洲講脫口秀的中國女性，她被邀請到悉尼大學中國講壇參加分享活動。這個講壇的嘉賓以學者居多，一頭藍綠色頭發的Wandi上來就改了改氣氛：“大家好，我是Wandi，太棒了，這掌聲可比我說脫口秀的時候熱烈多了，再來一次。”

Wandi在分享活動現場。

Wandi今年29歲，8年前出國，到墨爾本大學讀藝術策展的碩士，畢業後當策展人，在廣告公司、活動公司做過多份工作。2021年，她開始講英文脫口秀，兩年裏，她拿下過悉尼久負盛名的JokeOff喜劇比賽的冠軍。

2023年，她舉辦了自己首個專場演出，取名為《叛逆的中國女兒》（Rebellious Chinese Daughter）。專場的靈感，就來源於紅包：

“過年的時候收紅包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我媽媽比較開明，不需要我上交紅包，但有個條件：得告訴她紅包裏包了多少錢，是哪個叔叔阿姨給的。這樣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媽媽才可以把這個人情還回去。”

Wandi把親朋好友的關係往來形容為“一個大池子”，錢就在裏麵輪轉。這裏麵有個關鍵點，“你必須結婚生小孩，不然這個現金流就斷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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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這幾年，在以男性為主的脫口秀舞台上，Wandi把過往生活的真實細節融入到自己的創作和表演之中，呈現一個亞洲年輕女性在日常生活裏不太舒服的部分：“有時候會讓你憤怒，但也不至於去和朋友分享，那我就把它寫下來，以喜劇的形式表達出去。”

當一個亞裔女性去講脫口秀

Newtown是悉尼的一個熱門街區，沿街有好看的塗鴉、vintage店鋪和brunch小店。因為周傑倫坐過的一張椅子，有無數小紅書網友到此打卡。下午5點多，這裏便人頭攢動，早早下班的澳洲人，鑽進沿街的酒吧裏。

Newtown街景。

我再次見到Wandi時，她剛剛結束白天的工作，來講開放麥。這裏過去是一間旅館，如今是複古酒吧的樣子，三層有一個方方正正的演出場地，被一個喜劇廠牌租下。現場擺放的椅子不超過20把，實際也沒坐滿。但這場開放麥的表演人數超過了30人。

這裏不設演員休息區域，Wandi在走廊上僅有的一張沙發上坐下，向我介紹澳洲的脫口秀文化。

雖然發展較早，但因為澳洲地方大、城市散、人口少，整體“很佛”。當時演出的廠牌在悉尼很有名，但演出全程隻有一個人負責，這個人既是老板，也負責場地音響和檢票；正式演出時，他又作為演員上台了。

我們聊天時，湧入走廊的表演者越來越多。大家互相寒暄後，繼續對著手機或手掌大小的筆記本，練習自己的稿子。黑壓壓的人群裏，隻有Wandi和另一位演員（即當晚的主持人）是女性。

“不管是演員還是幕後人員，大部分都是以男性為主。我第一次講開放麥也是這樣，全場三十幾個人，隻有我一個女的。在場的不純是觀眾，很多都是等待上台的人。第一次出現在如此高密度的男性環境裏，我其實是非常不適的。”

（圖/受訪者供圖）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一篇報道提到，在澳洲，脫口秀是白人男性的遊戲。脫口秀線下演出裏有一個叫“booker”的人，類似於中文裏“製作人”的意思，他可以決定這場演出由哪些演員來演。Wandi做過統計，截至2023年底，整個悉尼隻有三個女性booker。

但女性脫口秀演員也有所謂的“優勢”。出於平權目的，澳大利亞乃至西方很多正式演出，不允許台上隻有男性演員，至少要有一名女性。Wandi作為亞裔女性，還能“幫助”演出方把有色人種的比例升一升。

與此同時，另一個困擾在Wandi心裏產生：“剛開始講脫口秀的時候，就接到了大場合的演出機會，機會非常好，但我又會覺得，我真的配嗎？”是為了滿足所謂的“正確”，還是真正覺得她可以才讓她去演出？

隨之而來的還有壓力。“一個女演員告訴我，她在上台前，有男性觀眾說了一句‘better

be good’，說這女的最好是好笑的。男演員太多了，不好笑還有下一個，但是女演員隻有一個，你會莫名其妙有種責任感在身上。”

不隻是脫口秀的舞台，在碰到合適工作機會時，Wandi也會有類似的困惑。對方給她機會，究竟是因為她是中國人、是女性，還是因為她的能力很符合崗位需求？在多元種族和性別平等成為政治正確的澳洲，這並不是一個能得到準確回答的問題。

Wandi和女演員們的聚會。（圖/受訪者供圖）

初出茅廬時，她問同行女演員：作為少數，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入這種男性主導的環境。大家卻告訴她：“不舒服就別去了，找觀眾比例比較好的場子去試，段子也能磨得更好。”

得到這樣一個答案，是Wandi沒想過的。但這也許是一個很好的答案。與其融入一個主流群體，不如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表達上；與其想要搞清楚自己被選中的原因，不如把外在的標簽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正如Wandi所說：“往前衝就完事兒了。”

把刻板印象當作武器

“Hi, I am Wandi from China.”主持人介紹後，Wandi總是在觀眾的掌聲中不緊不慢地走上台，看著大家從很亢奮的氛圍中冷靜下來，不再交談，甚至放下手中的酒杯。等空氣凝結幾秒後，她才以慢於常人的聲調開始演出。

（圖/Stand Out Comedy）

Wandi不喜歡很大的聲音。她從不當演出的主持人，覺得自己的能量值很有限。她去上過表演課，最後得到的啟發就是：不需要超出自己的舒適區來表演，她不是一個天生的演員，更要靠真實性來打動人。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Wandi在舞台上的“人設”一致——一個內向的中國女性，講一些內向的段子。這也迎合了許多人對於亞裔女性的刻板印象：溫柔的、乖巧的、善解人意的、略顯自卑的……但這隻是Wandi“策略”的一部分。

“我利用刻板印象，會比我講故事來構建自己在觀眾心中的人設快得多，這個標簽是不對的，但我希望自己的舞台形象可以很快建立起來。”

“聲音比較小的人天生有一種能力，就是讓別人安靜下來。我是唯一站在舞台上的人，你必須聽我說話。” 等觀眾沉下心來看她，作為“弱者”的“反擊”就開始了。

Wandi拋出了她的第一個段子。她分享自己最近拿到永居身份的消息：“你無法想象有多少人和我求婚，忽然間，每個人都變得如此親切，他們還給我工作機會和很好的薪水，原來特權是這麽個意思啊！”台下以白人為主的觀眾，一下子從安靜中爆發出了笑聲。段子響了。

半個月後，在悉尼唐人街另一場以亞裔觀眾為主的表演裏，當Wandi再次講起這個段子時，台下的反應平平，Wandi繼續拋出下一個梗：“如果你在中國出生長大，請你歡呼一下好嗎？”人群中安靜片刻，有幾個人舉起了手，Wandi接話：“謝謝你們，確實是中國人，不歡呼，會舉手。”人群裏這才有了熱烈的反響。

Wandi在悉尼唐人街演出。（圖/Chinatown Comedy Club）

Wandi經常在演出開始前，根據觀眾特質來調整段子內容。建立在不同人群的刻板印象和痛點基礎上，出其不意地冒犯，才能戳中觀眾的笑點。

在關於單口喜劇的研究中，很多亞裔演員會用刻板印象來當作“武器”，這是一種扭轉權力關係的手段。很多時候，亞裔被西方世界他者化，但在脫口秀的世界裏，演員掌握了把主流敘事他者化的權力。正是這種來自於“弱者”的反殺或者毒舌，讓談判空間得以產生。

隻不過，在現實生活中，這種談判是非常隱蔽的。沒有多少人會把歧視掛在嘴上，Wandi都不確定，自己遇到的情況算不算歧視。比如有一次演出完，一位觀眾質疑她：“你帶有中國腔的英文口音是裝的吧？裝得更像一個中國人？”Wandi誠懇地答道：“我沒有，這是我最好的英文了。”

（圖/dominiqueberns.jpg）

絕大多數情況下，來聽脫口秀的人是比較放鬆的。演員沒什麽架子，觀眾會展現出自己比較善意的一麵。一場演出結束後，如果是專場，Wandi會站在門口一一送別。如果是拚盤秀，她會融入現場，喝一杯冰可樂，和來打招呼的人合個影。走到地鐵站這一路，都會有人上來和她說一句“Good Job”或者“Funny”。

一場好的演出，能得到別人“你很幽默”的反饋，這對演員來說是很大的鼓舞。我在思考一個亞裔女演員如何反殺權力，但Wandi也覺得：“笑話的前提是得好笑，人家是來聽脫口秀的，我認為好笑比思維深度要重要。”

我在他鄉挺好的

觀眾對Wandi的評價中還存在一種誤解——因為她的高顴骨、小眼睛，她經常會被認作是韓國人或者日本人。老一輩人有一種說法是，像她這樣的長相，未來會克夫。她的母親也發表過建議：“去割個雙眼皮吧。”

Wandi在阿德萊德藝穗節。（圖/受訪者供圖）

Wandi把很多和家庭的拉扯寫進段子裏吐槽。比如她講家裏親戚催婚催生，行為十分荒誕：“去年姥姥生日的時候，我和她視頻，發現了家裏有個不認識的小孩，原來是舅舅從別人家‘借來的’，老人很喜歡小孩，但是家裏的孩子們不願意生，那就隻能‘借一個’。”

但回過頭去看，現實生活中，她其實很少會像脫口秀那樣，展現出一個中國女兒直接的叛逆：“我是一個非常擅長不正麵衝突的人。”Wandi的媽媽知道女兒在段子裏吐槽家人，但演出外，她們達成了共識——在家人麵前，她願意去維係一種表麵的和平。

事實上，在更稚嫩的時期，Wandi也是和大多數的中國孩子一樣“隨大流”，循著標準，去做那些被認為是正確的事情：“我喜歡畫畫和跳舞，家長隻覺得那些是愛好，而在我數學成績取得很大進步的時候，他們給我很大的鼓舞。”她報考大學時，當老師的母親為她選擇了財政專業——一個很有前途的領域，還早早規劃著要送她出國留學，目標也是金融。

就像在舞台上施展“弱者”策略那樣，Wandi會慢慢蓄力，在自己可以主導的世界裏一步步去完成這個協商的過程。

（圖/受訪者供圖）

剛上大學的時候，媽媽總給她買粉色毛絨的衣服，“我骨架大，長相也不是可愛一掛的，我很不喜歡，但是並沒有當下做出反彈。”她選擇的方式是，收到快遞就冷處理。

大學期間，她雖然每堂課都去，也滿足考試畢業的要求，但除此之外，她從沒有幹相關的實習，平時泡在舞蹈社團裏，和同學們出現在學校晚會上。學校在南方，家在北方，隔著物理空間上的距離，她可以很快沉浸到自己摸索的人生中去。

到了申請海外研究生時，母親幫她聯絡中介、準備各種金融專業項目材料，她則一聲不吭，申請了墨爾本大學的藝術策展專業。等到真正拿到offer後，Wandi才和母親攤牌：“她甚至懷疑對方是不是騙子，問我‘你真的要去嗎？’”

也許是Wandi那一刻的堅定，讓母親接受了無法控製女兒的事實。

但，即使“叛逃”了母親的決定，Wandi也會下意識規避風險，尤其是在人生經驗不豐富的情況下，她沒辦法獨立做出選擇。

轉折發生在畢業後的第二年，她忙得像顆陀螺。白天有一份全職工作，要維持生計。每個周末，她回歸喜歡的舞蹈。Wandi跳莎莎舞，這類舞蹈源自拉美，脫胎於拉丁舞，但是沒有那麽多標準，更強調自由氣息。她很喜歡這種不需要通過說話、用肢體語言完成溝通的感覺。

年中，朋友邀請Wandi作為青年藝術家參加一個群展，她要處理不同尺寸的作品，再跑打印廠，然後裝裱、布展。“其實我在陳列上有很多想法，但是沒預算了，最後去超市買了棵便宜的聖誕樹，把作品們夾在上麵。”

那顆聖誕樹，Wandi把這個作品取名《本命年》。（圖/受訪者供圖）

暴風忙碌過後，Wandi形容自己“一下子醒了”：“感覺以前是在配合世界去做一些事情，我為什麽要給自己套上一個框框呢？我不需要成為誰啊。”

她更關注自己了。策展、跳舞和如今的脫口秀，都是她呈現自我的方式，“其實有很多故事或者想法，它一直在我的心裏，我可能不知道它的形式是什麽，但我知道這是我需要表達的。”

去年5月，Wandi裸辭，生活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況。但她沒告訴家裏，她也習慣了在外報喜不報憂。後來，Wandi她接了一個短期項目，在悉尼歌劇院當製作人助理，隻是臨時工。但她沒細說，隻告訴家人自己有了一份悉尼歌劇院的工作，“歌劇院嘛大家都知道，他們內心是有一種驕傲感的，那就夠了。”

這些年，即使遠隔千裏，Wandi還是覺得自己和母親在心理上更加靠近了。“也許是和大學生打交道吧，很多以前她不太能接受的東西，現在也能理解了。她看到身邊年輕人的變化，也會思考，我閨女是不是這樣。”

前段時間Wandi回國探親，媽媽見到了女兒新染的藍綠色頭發：“她覺得我的發型特別好看，在全家聚會上，誇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