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戶籍的流浪漢王超知道，相信自己說話的人不多。
去年11月底到12月初，有律師在試圖幫他解決沒身份證的問題，帶他去當地公安機關采血，與打拐DNA數據庫裏現有的樣本進行比對。采血之後，他把和律師的微信聊天轉給一個朋友，意思是，不會再出去偷，怕新的犯罪記錄影響自己辦這張證件，所以，欠對方的錢暫時還不上。
目前，王超仍寄希望於打拐DNA數據庫能幫他找著父母。
2023年10月，他被抓了一回，關押22天後取保候審。王超對抓他的公安民警說，自己沒身份證，沒有法律意義上的姓名，找不到正經工作。
他記憶的起點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自己被一個住在重慶農村的“養父”在腿上燙出一個大疤，逼著上街乞討。2000年左右，“養父”組織兒童違法犯罪的事實敗露，進了監獄。他從此打零工為生，逐漸成了社會邊緣人。
他不時滑入偷盜錢財的溝坎裏，也與人建立了虛虛實實的情誼，他感到疲憊，他想回歸主流生活。
“黑戶”
王超寄居在成都市邊上的一個茶鋪裏。老板娘能幹，在農屋邊上，搭建起一個塑料布蒙住鋼架的茶水間，茶客們慣於自己添水。自帶保溫杯的老大爺什麽人都見過，所以，在這裏，王超可以放鬆地說自己的過去，比如，自己吸過毒。
王超在茶鋪內自己寄居的小屋。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攝
“我見過吸毒的。”八十多歲的大爺說，很久以前，見過一個眼淚鼻涕滿臉的人；甚至，王超說自己偷，老人們也會露出上了年紀人的憐惜，說他是迫不得已。
老板娘付姐今年六十多歲。她說，不害怕收留看上去四十多歲的王超。雖然“王超”隻是十多年前用過的假名之一，那時候假身份證還可以在找工作時蒙混過關。在相熟的人之間，大家更習慣喊他的綽號“眼鏡”，因為他從小深度近視。
一個雇傭過他的小包工頭說，還以為王超是“一個撿垃圾的”，挺可憐，所以有活的時候論天數雇他。
付姐三四年前在城裏當環衛工人，打麻將和王超認識，看他拮據得不吃午飯，會喊他一起吃飯，給他買一包煙。
王超去年又偷了一回，但付姐篤信王超不會偷店裏的東西。她偶爾給他兩百元錢零花。作為回報，王超在茶鋪裏端茶倒水。
付姐的茶鋪還收留了另一個流浪人員“胖娃兒”。“胖娃兒”說話不太連貫。他說自己叫“羅耀福”（音），但也沒法對記者自證。
茶鋪裏的“胖娃兒”。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攝
王超和胖娃兒早就在街頭認識，十多年前，他在打工，晚上在酒吧裏玩，出來被看著沒成年的胖娃兒一把抱住要錢。一時有包括胖娃兒在內的六個孩子聚攏過來，王超想，自己也有過這種時候。他請這六個孩子吃了炒飯，買了幾包煙。
為王超提供援助的律師坦言，為王超辦理身份證的路很長，因為仍未找到王超的親人。根據現行《身份證法》《戶口登記條例》，辦身份證需要先有戶口，而辦戶口一般需要戶主、親屬、撫養人或者鄰居去申報，棄嬰也需要有收養人，或者育嬰機關。
2015年底，國務院辦公廳曾發布《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確定8類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的總體方案。
前述律師亦表示，曾查閱到2017年司法部出台文件，要求公安機關在辦案過程中發現嫌疑人存在缺失戶口問題的，幫助其解決。
但在實踐中，仍有不太暢通的情況。兩名在不同城市從事相關救助的公益人士表示， 官方、民間投入不少力量為沒有身份的流浪人口根據血樣、口音等尋找家鄉。能找到的，有些人的當地戶口已被注銷，也沒近親願意接收。這時，一些地方的福利部門可以提供集體戶口，也有地方“不理”，需要誌願者上門做工作。
還有一些人，找不到家鄉。這種情況下，具體落戶在哪兒，並無定論。記者梳理了近些年各地為救助流浪乞討人員出台的相關要求，一部分提及，能落戶在長期流浪地區的是，“在民政部門設立的救助站滯留滿三個月的”。
但是，根據2003年公布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能在民政部門得到長期安置的，是“因年老、年幼或者殘疾無法認知自己行為、無表達能力，因而無法查明其親屬或者所在單位，也無法查明其戶口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除此之外，受助人員在救助站滯留 “一般不超過10天”。由此，有公益人士解釋，王超這樣並非殘疾人或精神障礙患者的流浪漢想落戶，“找不到一個牽頭部門”，總靠“特事特辦”。
據他了解，由於落戶的人能享受當地包括低保在內的福利，地方政府擔憂，一旦在本地落戶變得容易，其他地區的流浪人口也往這裏來，導致流浪人員增多，財政負擔加大。
要解決這問題，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曾在《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剛出台時表示，解決戶口是好事，也要注意到流浪乞討是複雜的社會現象：“一方麵可以通過教育引導，讓流浪人員認識、學習更有尊嚴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麵也要與原戶籍政府當地責任掛鉤，再次出現流浪乞討情況則要追責問責。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現象，還是需要政策與當地政府相結合，而不是民政部門隔空喊話。”
推廣、普及的實名認證。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攝
王超自稱有一門汽車美容的手藝，是在重慶跟一個汽車美容店的店長學的。他一度拿假身份證打工，過得挺牛氣，快過年就辭了工打麻將、到處玩，和老板吵架也不當一回事，覺得自己總有地方去。
近十幾年來，汽車美容行業逐漸正規化，想靠假證混越來越難。“現在工地上都要刷臉。”王超說。
在他曾偷竊過手機的鬧市區，記者隨機走訪了五家汽車美容店，其中四家表示不招沒有身份證的人，其中一名經營者表示，警方會前來檢查員工身份證，主要目的是防止出現童工。
難洗脫的自卑
王超一直沒有身份證，意味著沒有具體的信用記錄，打零工時就會碰壁。雇主一般要思忖再三，這人會不會做幾天就跑了，會不會手腳不幹淨？
王超覺得，付姐心善，收留了他和胖娃兒，可要是能辦身份證，他就會毫不猶豫地離開成都。因為，要想徹底戒了盜竊，那就要遠離一些熟人：“比方我抽煙，朋友還給我散煙，不能不給麵子嘛。想戒掉，就要躲開。”他現在的據點在付姐這兒，下了決心的話，連同付姐也要“斷聯”一下。
這種切割，他並不陌生。王超自述，他在大約十四五歲的時候，“養父”入獄，他整天在街上混，會“溜冰”（指吸食冰毒）。他又喜歡車，到勞務市場給自己找了一份汽車美容的工作。那時重慶的4S店長給他介紹一個成都的朋友，讓他換個城市，待在別人家裏戒毒。臨別時，店長要求互刪聯係方式，這樣，他街上的“兄弟”們才找不到他。王超聽話地把自己的諾基亞手機丟了。
他如今已習慣了寄人籬下又總是變換的生活。
現在的這間茶鋪，能維持住他與人正常的來往。除了退休老人，還有一些茶客正經上班，有的人把單位後勤部門閑置的鋪蓋送給王超，日常帶他一起去附近小飯館吃飯。這人笑眯眯，知道王超剛“進去”又出來，采取和付姐差不多的態度，不以為意。
但總體而言，王超說： “我願意和不及我的人交往。”
就像正在一個漩渦裏高速旋轉，他解釋自己為什麽要與某個圈子一唱一和——王超的手機卡是用附近一個撿垃圾為生的人的身份證辦的；更重要的是，他老在擔憂再“進去”。他直言自己打遊戲、打麻將要錢，煙癮也大，日結的工作入不敷出，而且吸過毒的身體不好使，要買藥，而要是去酒吧門口撿拾醉漢的財物，就可能被抓。
看守所裏待幾十天，出來時“人都是軟的”，並不是會挨什麽打，隻是“像得了抑鬱症”，憋悶得走十幾米就想停一下歇一歇。因此，幾個圈子裏的混混會給他接風洗塵，湊錢去吃個火鍋串串，然後一人再掏個兩三百元，讓他在網吧裏休養一個月。這一個月裏他可能遊戲都打不動，隻有力氣看看視頻，相應的，王超也得去參加別人的接風洗塵。
他有一層很難洗脫的自卑心理。王超回憶，從前還能在汽車美容店裏打零工，幾個同事帶他去網吧一起玩。“別人都登上QQ聊得歡。”他不會使用鼠標，卻羞於向這些同事提問，隻能把網吧管理員找來問：“這個（箭頭）怎麽晃來晃去的？”
後來，他沉迷打遊戲。他在汽車美容店也攢了幾萬塊錢，都用來在遊戲裏買裝備了。現在王超微信頭像還是某國產遊戲裏的人物，他說現在沒錢“氪金”，隻花98元買了個號。
等有了身份證，王超想先打工，把欠各種人的千把塊錢還了，然後出去躲避一陣。
他想，也許對他有恩的人，要把電話留下，過些時間再說？過去，他隻懂得用“跑路”解決問題，結果，跑脫了一些善良的、待他好的人。
難自證的身份
“我也被人騙。”那還是王超在汽車美容店裏打工的時候，幾萬塊錢存在一張用朋友身份證辦的銀行卡裏，他以為隻有自己才知道密碼，應當保險，但朋友轉頭去掛失這張卡，帶著他的錢消失了。
後來，他都把身上的現金裝包裏，在網吧裏睡覺時壓在身下。
有的人沒錢的時候，睡在小巷的角落，但是王超被付姐收留以前，堅持花錢睡網吧，因為他怕黑，在黑暗裏躺下就胡思亂想。在黑暗中，他會給朋友打電話，不肯掛了；付姐的茶鋪停電了，他會把胖娃兒叫起來，“我給他拿煙抽都行”。
他認為自己“不是個好人，但內心不壞”。
他承認去年還打了一回架，起因是和朋友們打麻將，對方非說王超罵他，王超“撿起一塊磚想嚇他一下子”，這磚頭就這麽拍上去了，他說那一回打得不嚴重。
除此以外，付姐和茶鋪裏的客人們都說王超是個好脾氣的人，也安靜。
王超說，一般誰要惹毛了自己，他想把氣消了，就“說點碰別人底線的話”，例如，有的人不接受別人提及自己的父母，不能被“撩”一句“你爸媽在哪兒”，一被撩就勃然大怒。王超似乎不會因此被刺中，“很少有人把我說得冒火。”他說。
王超沒有關於父母的印象。在做汽車美容掙錢的十年間，他去四川、貴州、雲南的山區都跑過，“山裏的農民很樸實，你沒錢，天黑了也會留你住一晚”。王超無法描述自己的家鄉，卻又確信，自己要再一次看到了，一定能認出來。
王超的左腿自膝蓋以上坑坑窪窪，卷起褲管給茶客們展示過，又放下來，“怕惡心到自己”。他最初的回憶是“養父”，他喊為“老漢”，因吸食毒品而眼窩深陷，用煤油燈燒他的腿，後幾個月那腿上一直流出酸臭的黃水。腿好了，老漢讓他乞討。老漢還養了其他五個孩子，一起住在農村一處瓦房裏。他們大了一點之後，可以睡自己喜歡的地方，比如網吧裏、街邊。可是，還是得回去給老漢交保護費，不然就打，要是跑路，又可能被老漢的朋友抓回。
老漢說，無論是偷還是搶，反正把錢交來。
他記得第一次進少管所——大約是1991年，六“兄妹”糾纏一個女人要錢，把女人的裙子扯爛了，引來了警察，他記得警察踢了一個孩子一腳，“力氣沒多大，但孩子踢到了肯定要哭。”這群孩子要報複，到工地去找了一根鋼筋，商量好“不打腦殼”，去群毆警察，把警察打得趴在地。幾個不懂事的孩子還買了串串在一邊慶祝，直到被趕來的增援抓獲。
1995年他又因為毆打交警“進去”一回。這時候，他的老漢給他留下了他以為溫暖的回憶：往看守所裏寄了錢。
但是，還是有個孩子最終對警方把老漢供了出來，導致老漢被判了重刑。
王超能提供老漢名字。但他又說，印象裏這“養父”就是個隱蔽的“黑戶”，不確定這是他出現在法律文書上的真實姓名。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進少管所，出來後曾被送入達州市大竹縣福利院，他待了幾個月就自己跑出來，那裏可能有他的記錄；記者致電福利院，辦公室主任表示現福利院是2011年重新開始接收孤兒的，她不了解上世紀九十年代收留兒童的檔案在哪。
王超自認是重慶市白市驛鎮人，那是“養父”曾經的藏身之處。他回憶，2008年，曾有民警陪他去鎮政府辦戶口，當時被告知“無法證明曾在此生活”。他能看著路找著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但他基於對“養父”的厭惡，非常不願回去。
一名在廣東從事流浪人口救助的人士表示，常有流浪人口自己不想回家的，然而，多數隻是從前與家裏鬧了矛盾，那樣的情況，等找到了家，“雙方都有反思，那個坎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