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上海一名餘姓女子與丈夫在西藏蜜月旅行期間發生車禍，導致肝髒破裂，失血嚴重，有生命危險，被緊急送至阿裏地區人民醫院治療。後經當地多方會診救治，女子脫離險情，回到上海繼續治療。

圖為餘女士脫離生命危險，回到上海治療（圖源：九派新聞）

然而，這起車禍帶來的紛爭遠未平息。

該女子脫險後在社交媒體發布短視頻稱，丈夫陶先生的“小姑姑”通過上海市衛健委聯係西藏阿裏地區，協調上海援藏醫療專家為其進行治療，還發動了阿裏地區“所有公務人員”為其獻血，最終用7000多毫升血將她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隨後，她又支付120萬元通過醫療包機轉運到四川華西醫院。

視頻很快引起關注，不少網民質疑，“小姑姑”是誰？為何能讓上海市衛健委調動援藏醫療專家？還能發動阿裏地區所有公務人員為其獻血？120萬元醫療包機轉運是如何籌集的？整個救治過程中，是否存在通過關係借助公權力調用公共資源的情況？

由上海報業集團上觀新聞、澎湃新聞多位記者組成的聯合采訪報道組通過連日來蹲點調查，采訪了餘女士、其丈夫陶先生、其父母，參與餘女士搶救工作的上海援藏醫生，以及餘女士家所在居委會等各個方麵，厘清了事件發生的前後經過。

問題1：到底有沒有發動“全體公務人員”獻血？是誰獻的血？

據陶先生回憶，10月15日，也就是餘女士進入阿裏地區人民醫院治療的第二天，醫生反饋“血可能不太夠了”。

後來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醫生、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翁昊表示，根據病程記錄，餘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後效果不理想，血壓仍然不穩，14-15日兩天在醫院輸血就達到2800ml。他回憶，10月16日淩晨4時，餘女士被送到ICU繼續搶救，患者最終在治療中總共輸A型血約7000ml，生命體征才平穩下來，“如果沒有輸血肯定是救不回來了”。

“這是我們多方動員的結果，確實不是有組織的。”陶先生說道，“醫院說病人情況很危急，所以幫我們開通了綠色通道。我還在一個社交軟件發帖了，問有沒有在阿裏的朋友，幫忙來輸血。家裏人我也求助了，讓他們去問問阿裏這邊有沒有熟人給我們一些幫助。”

記者從阿裏方麵的政府工作人員了解到，確實有幹部職工為受傷女子獻血，但不是官方組織的。

阿裏醫院工作人員稱，血庫庫存告急後，醫院向職工、社會人員求助，家屬也向當地多個部門求助，有不少當地人來獻血，其中有幾十名公職人員。前述政府工作人員還表示，阿裏地區醫療條件相對落後，血液庫存本來就很緊張，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幹部職工都會自願獻血。

陶先生說，車禍發生後，他還曾求處理車禍的民警幫忙獻血，熱心民警為此還發了朋友圈。另外，他還求主治醫生幫他聯係詢問有沒有醫護人員獻血。

“我當時見人就問，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說，自己也去驗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

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陸續有人獻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隊員以及很多熱心人士。最終，多人的助力保住了餘女士治療的希望。

問題2：“小姑姑”是誰？

上海市衛健委表示，經核實，網傳“患者小姑姑聯係了上海衛健委，衛健委聯係了阿裏部門，動用阿裏地區所有公務員為其獻血”的說法不實，無上海市衛健委人員認識患者及家屬或接到過他們的請托。

餘母回憶，10月14日晚她接到女兒出事的電話。15日到拉薩後，已錯過當天去往阿裏的班機，到達阿裏地區人民醫院是10月16日中午。“當時女婿說好心人已經給她獻過血了，生命體征漸漸平穩，但還沒有度過危險期。隻知道在我們到醫院前的半小時，從日喀則來的上海援藏醫生剛剛到現場，已經進去會診了。”

陶先生回憶，當時妻子出事後，他向所有家庭成員求助。其中，已經退休的小姑姑將消息轉給了在上海奉賢某銀行工作的兒媳，也就是陶先生的表嫂。

記者進一步從有關部門獲悉，“小姑姑”今年60歲，退休前為某工藝品聯營工廠工人。事發後，“小姑姑”聯係到兒媳，兒媳又求助單位領導，其間有多位熱心人士接力傳遞信息，最後聯絡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駐西藏辦事處。

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針對此事給出回應：西藏日喀則市人民醫院上海援藏醫療隊於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裏地區人民醫院請求選派醫療專家赴阿裏開展緊急支援的函。經緊急商議，上海援藏醫療隊本著人道主義和救死扶傷的職責，決定選派一名醫療專家前往阿裏，參與病患會診。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表示，此事並不存在因私人關係等不正當因素導致的行動。

問題3：餘女士受傷當日發生了什麽事情？救助過程中為何有上海醫生介入？

據餘女士回憶，今年9月29日，她和陶先生在上海舉辦婚禮後，10月1日兩人就開始自駕前往新疆、西藏。

陶先生回憶，10月14日下午，二人到達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度，餘女士感覺自己缺氧，就把雙腳放在副駕駛前方，出事時人幾乎是平躺在座位上的。

陶先生稱，駕駛車輛的他出現高原反應沒有及時吸氧，撞到了路邊柱子。妻子餘女士因為安全帶綁的角度不好，強烈的撞擊勒破了肝髒。

出車禍之後，餘女士感覺到疼痛，“快不行了”，二人想辦法報警。“當時我們倆手機都沒信號，好在有個路過的好心大哥幫我們撥通了120和110。”餘女士說。

翁昊根據病程記錄介紹，餘女士入院時是創傷性休克狀態。CT提示，9-11肋骨骨折、肝髒挫裂傷，診斷為失血性休克、腹部閉合性損傷（肝破裂）、胸部損傷、肋骨骨折、肺挫傷。當日22時，陝西省援藏醫療隊在阿裏當地參與幫助進行了首次緊急手術，剖腹探查後，進行肝破裂修補+膽囊切除+紗布填塞止血，腹腔內有超過3000毫升的出血量，手術時間長達五六小時。

“當時醫生跟我說還是要做好心理準備，然後就把小餘推進ICU搶救了。大概過了一個小時，醫生又跟我講說‘人不行了’，讓我進去看一眼，我就撥通了小餘父母的視頻電話，三個人一起鼓勵她堅持下去”，陶先生說，“當時簽了有多少病危通知書我也記不清了，反正十幾頁紙是有的。”

據西藏阿裏地區人民醫院10月15日向西藏日喀則市人民醫院發出的請求救治支援的函，餘女士當時情況危急，急需肝膽外科專家支援。

上海市第九批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工作隊隊長、日喀則市人民醫院黨委書記王慶華表示，日喀則市人民醫院於10月15日收到了函，決定選派上海援藏醫療專家、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翁昊參與救治。考慮到要從海拔3800米的日喀則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裏，必須保障翁昊醫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後向上海市衛健委作了報備。

接診醫生翁昊說，醫療機構間的“函”並非政府部門的公函，而是正式的會診單。由於西藏地區幅員遼闊，目前醫療資源仍相對有限，各地援藏醫療隊異地會診、參與救治都是常事。翁昊回憶，自己於今年7月前往日喀則援藏，“西藏車禍傷患者其實不少，我曾經參與救治日喀則一例東北遊客車禍傷者，當時也是緊急搶救，立即開展遠程會診進行討論和搶救，這裏的醫療條件不好，遇到任何一例病重的患者，當地醫院都會盡全力集合現有的醫療資源開展救援。”

翁昊告訴記者，援藏期間他接診過多例因車禍外傷緊急送醫的患者，但像餘女士這樣的嚴重傷員比較罕見。

“救死扶傷是醫生的職責，所以我們會盡努力挽救危急的生命。”翁昊說。

問題4：包機的決定是怎麽做出的，包機的錢又是怎麽籌集的？當事人家庭背景如何？是否有特殊人脈關係？

翁昊說，10月17日會診時，因患者情況較之前穩定，患者家屬提出醫療包機轉運治療，各方專家討論後表示可行。

10月18日13時30分，患者及兩名陪同家屬由救護車送至阿裏昆莎機場。飛機於當天17時左右降落成都雙流機場，由救護車送往華西醫院，翁昊也於次日返回日喀則。

餘父告訴記者，之所以做出包機轉運治療的決定，也是因當地醫生告知，高原環境下很多生命體征都會出現異常狀況，“比如我女兒的凝血功能指標極低，必須輸全血”。

決定包機後，陶先生開始在網上找包機轉院的資源，還聯係了以前有過包機轉院經曆的患者家屬谘詢流程。“當時有不少航空醫療服務商主動來聯係，最終我們選擇了海南經緯航空醫療急救公司，商談的價格是110萬元人民幣。”

籌錢先於包機決定。餘母說：“當時我乘坐飛機剛到西藏，有朋友告訴我可以包機轉院，就是費用高達百萬元。我就立馬跟公司老板、身邊同事、親戚借錢。最後是公司幾個領導給我湊了120萬元，親戚朋友又陸續轉賬了一些讓我應急。”

“我天都塌了，你知道嗎，我們家沒有那麽多積蓄，女兒還剛結婚。但我們隻有這唯一一個女兒，所以不管怎麽樣也要救命。”餘母說道。

餘母所在的公司，是上海奉賢的一家科技上市公司。公司的一位負責人陳先生告訴記者，10月15日餘母向他求助借錢。“我一開始以為是騙子，專門打了電話給她，她在電話裏把情況跟我說了。”陳先生說，餘母在他們公司服務已十多年，彼此熟識，也都是朋友。陳先生聽到餘母說包機需要一百多萬元，他和公司幾個朋友共同湊錢。轉賬記錄顯示，10月15日、16日兩天，餘母收到總計轉賬給她的120萬元。

當時為什麽不選擇直接返回上海的醫院？餘母解釋，當時包機先到四川華西醫院，是她做出的決定。“我在網上看到，海南經緯航空醫療急救公司和華西醫院以前有相關轉運的記錄，而且和醫院的銜接比較好，華西醫院的醫療資源也不錯。主要當時女兒也不能承受更遠途的路程，據說包機直接回上海價格也會翻倍，所以就決定去四川的醫院。”

公開信息顯示，從西藏包機飛往成都等地治療重症病人並非特例。陶先生說，他聽說此前有位患者通過上述公司包機飛往華西醫院，便打聽到該患者家人，詢問了包機情況，對方也給了公司聯係人信息。最終餘女士一家確定的灣流G550公務機，由海南經緯航空醫療急救公司提供。

10月18日，餘女士包機飛到了四川成都。餘母回憶，在阿裏期間，陶先生一直在接受當地交警調查交通事故，有民警跟著他，去往機場之前他們曾請求警方幫助護送救護車到機場。“女兒的情況很嚴重，轉機時間也很緊急，熱心民警幫了我們。”餘母說。

記者從有關部門、當地居委會，以及餘女士家人的講述中確認，餘女士今年27歲，目前就職於上海某銀行支行，擔任大廳助理，為第三方勞務派遣人員，合同在人才服務公司。餘父原來從事過貨運，有30多年駕齡，現在上海奉賢一家公司做班車司機。餘母就職於一家企業，從事財務工作。餘女士丈夫陶先生是河南籍人，29歲，目前是一名滑板教練。陶先生的父母也無公職，父親70多歲，退休前在奉賢一家私營工廠工作，母親則經營一家小服裝門店。另從居委幹部、周邊鄰居處得知，目前一家人居住的商品房小區，建於2002年，餘女士父母2003年購入該房後，長期在這裏居住，為唯一住房。今年餘女士和陶先生結婚後，搬到附近3公裏外的婚房，該小區建於2006年，婚房也是小陶父母的老房子。

問題5：視頻截圖中陶先生為什麽要和餘女士說“後來我小姑姑聯係了上海市衛健委，衛健委聯係了阿裏，動用了阿裏所有公務人員獻血”？

陶先生回憶，當時說這些話有一個背景，“妻子剛剛從昏迷中清醒，還插著喉管，說不了話，她就用微信給我發了一串省略號，還說她可以打字。我知道她昏迷了這麽久，剛醒過來肯定很痛苦，就想告訴她家裏人都為她的救治做了努力。尤其重點說了小姑姑的事，本意是鼓勵她積極配合治療。”

“我告訴她‘全體的公務人員去獻血’的事，肯定也是誇大地講的，因為我想讓她知道這次救援來之不易。”陶先生對自己當時那句隨口誇大的話追悔莫及。陶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妻子出事後，包括他小姑姑在內的很多親友都被他發動起來去找人求助。但這些幫助聯絡究竟起到什麽具體作用，他並不清楚。

後來餘女士身體逐漸轉好，陶先生鼓勵她可以將大難不死的經曆寫下來留個紀念，於是她就編輯了那條視頻。之所以發布視頻，餘女士坦言當時也沒有想太多。“就想自己大難不死，應該留個記錄紀念一下，然後我就編輯了這個視頻。”餘女士說，她的抖音賬號隻有100多個粉絲，沒想到後來事情會發酵如此之大。“結果這條視頻發出去以後，瀏覽量很快就達到20萬了，還有人發一些惡毒的評論，比如‘你怎麽不去死’之類的，我就把視頻刪掉了。”餘女士承認，自己視頻中表達不準確、措辭不當，有多處言語誇張。

陶先生也多次表達了歉意和懊悔。陶先生表示，網上輿情爆發後，小姑姑也曾不止一次批評他，“你怎麽能這樣不顧事實，誇大其辭？”餘女士在采訪中多次內疚地說：“看到網絡上各種言論和猜測，感覺到讓很多無辜的人受到牽連，這兩天忍不住要哭，覺得對不起那些真誠幫助過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