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正使中國從國家資本主義走向黨國資本主義。（美聯社）
在北方重工（NHI）總部，映入眼簾的是偌大的22字標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思想偉大旗幟”。走入大廳，習近平的紙板肖像向訪客揮手致意，這家數十年前由國家成立的公司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能體現中國國企的典型形象。
然而，文件上北方重工是民企。深圳上市的方大集團2019年收購北方重工47%股份，是民企救援國企的罕見例子，但儘管方大是最大單一股東，卻不是控股股東，方大一名經理說，該筆投資是“政策決定”。方大官網上充斥共黨圖像，比如鐮刀、鐵鎚，其標榜公司使命是“聽黨話、跟黨走”。
2013年中國推動“混合所有製改革”，鼓勵民企與國企相互投資，該政策理念是將私人資本引入笨重的國有企業。然而多數投資是單向的，惠譽統計，2019至21年，平均每年有50家國企取得上市民企控股權，而2018年則不到20家。Dealogic數據顯示，自2018年以來，中國國企可能花費3900億美元投資民企。
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期一篇報告質疑，“中國企業可能真正私有嗎？”監視國家對中國企業的影響力比任何時候更重要也更不易，因為國家的影響力已不再僅限於指派管理階層的人事。皮爾森說，事實上中國正從國家資本主義走向黨國資本主義。
國家的支持將協助企業實現習近平的願景。綠能、電動車、機器人與數位化的許多創新是由民企完成，但由國家資助。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等敏感領域則是民企與國家攜手發展，從事AI開發的民企時常徵詢監管機關，這些單位提供準許或不準許開發的指導，中國的AI公司認為相關徵詢不是創新的障礙，而是快速致勝之道。
黨也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行使控製，當中一種工具是企業“社會信用”係統。習掌權不久後推行的該機製依據法遵與債信紀錄為企業評分。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林鬱馨近期檢視浙江的公開資料發現，政治關係越密切的企業得分越高。除了公司規模之外，與高分最有關的變數是公司執行長或董事曾位居政府或黨要職。
得高分的“紅名單”企業將可優先獲得信貸，這讓民企即使沒有直接的國家控股，也有強烈遵守國家政策的動機。
黨控製企業的另一方式是透過黨委。黨籍員工開會討論意識形態及組織在企業運作的地位。這些細胞將公司或產業訊息傳遞給監管單位，而相關訊息反過來可能塑造在地規範。
這些控製說明為何中國企業家要向黨表忠與履行政治責任，他們隻是盡力適應建立在黨至上的政治經濟。然而，國家和民間部門之間的界線越模糊，企業家就越難在黨和利潤之間取得平衡。皮爾森認為，私人企業可能無法從國家手中確保足夠的自主權，以從容追求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