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樂隊的夏天3》邀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27支樂隊，而這些來自不同地域音樂人的口音，往往也成為演唱和創作的特色。
比如，當新學校廢物合唱團演唱結束後，馬東對彭磊說：“我覺得劉凹（樂隊主唱）唱歌跟你一樣，都是那種大舌頭發音”。
圖注：大張偉諧謔模仿劉凹唱腔
在彈幕中，不少網友也表示，劉凹唱歌和彭磊口音很像，“發音很北京”。
但其實，劉凹來自遼寧鞍山，他純熟的京片子大抵源於在京生活多年的經曆。而像劉凹這樣的“後天養成者”，在樂隊圈乃至整個華語音樂圈，都不在少數。
那麽，音樂人唱歌、說話變得“京裏京氣”，隻是因為受到了周圍人的影響，還是為了融入所謂“更強勢”的文化圈層？而口音的改變，又跟音樂創作有什麽隱藏的關聯？
音樂行業的“外地口音綜合症”
除了劉凹，以咖喱3000鼓手身份參加本屆樂夏的日本音樂人hayato，也操著一口流利的北京話。今年剛滿四十歲的他，已經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
搖滾音樂人“京片子化”的現象，可追溯到中國搖滾的起步階段。
“魔岩三傑”之一，西安著名搖滾歌手張楚，唱起歌來也有些許京味兒。90年代初，伍佰與友人到北京製作《愛你一萬年》，曾打算與張楚、竇唯合作一下，但由於張楚和竇唯的“京片子”與伍佰的台式唱腔實在難以搭配，此次合作最終遺憾作罷。
現實生活中，很多人確實會有意無意地改變口。比如，當身邊有與自己口音不同的朋友時，很多人說話的風格就會被帶跑偏。在電影《沒完沒了》中，葛優飾演的老北京司機韓冬在和來自新加坡的女孩小芸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說話方式也逐漸偶像劇化了。
而對於經常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外地音樂人來說，口音的改變也自然可以理解了。畢竟，就像天津話、東北話一樣，北京話的“傳染性”極強，一個外地人來北京出差一趟，回去的時候可能就已經會不自覺地把番茄炒蛋說成“胸是炒雞蛋”了。
民謠歌手邵夷貝就曾說：“在北京呆上半天，就會被京片子帶偏。”然而，對於一些身在其他省份的搖滾歌手來說，北京口音甚至能跨越遙距離，實現“隔空傳播”。
比如，1997年出生於台灣的傻白樂隊主唱蔡維澤，並沒有常年在北京生活的經曆，但他仍會在作品中使用頗具北方風格的兒化音。這明顯不是下意識的發音，是他刻意習得的結果。
在日常說話時，蔡維澤仍然有很明顯的台灣口音，會把“例如”念得像“例盧”，“SI”、“SHI”等平翹舌說得也不是很清楚，而且即使是演出時唱出來的兒化音，也沒有北方人的絲滑。
除了京腔，在其他語言體係中，一些地區的口音也在不同年代裏被音樂從業者模仿。
披頭士樂隊來自英國利物浦，在樂隊成立初期，主唱保羅·麥卡特尼出現了和蔡維澤類似的問題——他的兒化音總是不夠絲滑，且總被過度使用。比如在演唱歌曲《Till There Was You》時，麥卡特尼喜歡把see的過去式“saw”唱成“sawr”，類似於將北京話裏的“怎麽回事兒”錯說成“怎麽回兒事兒”。
圖片來源：電影《非誠勿擾》
研究英國搖滾的語言學家Peter Trudgill認為，麥卡特尼這種不太會用兒化音的現象，是英國人試圖以美國口音演唱歌曲時常見的錯誤。
這一現象也並非孤例。美國《Slate》雜誌曾撰文總結，20世紀60年代開始，克裏夫·理查德、披頭士樂隊、滾石樂隊等英國音樂人一直在模仿美國發音。
與其他行業相比，“外地口音綜合症”在音樂圈似乎更加常見，而誘因也更加多元。
為什麽很多外地音樂人都成了“京片子”？
促使音樂人改變口音，最容易想到的原因便是對於經濟強勢地區的文化崇拜。
比如九十年代以來，北京長期被視為華語搖滾的中心，很多滾圈大佬在發跡之前，都曾有過“搞搖滾就要去北京”的看法。
圖注：很多外地搖滾青年曾集聚在北京樹村一帶
這種精神上的崇拜，會很自然地觸發語言上的模仿。根據法國社會學家波多厄所提出的文化資本理論，語言交流就像是一個市場，當你使用的語言較接近社會所認定的“標準”，你就具有比較多的文化資本，因為這種語言可能為你在社會上帶來優勢。
因此，就像港台流行文化興盛時，很多人會模仿“港台腔”一樣，崇拜北京搖滾文化的人們也有會有意無意模仿當地的口音，並認為這可以使自己具備某種氣質，以便讓這一文化圈層的人更好地接納自己。
但值得注意的是，音樂人改變口音，並不都完全是出於對文化強勢地區的崇拜。
語言學家Peter Trudgill通過總結發現，隨著流行音樂的發展，音樂人在模仿口音時，不再完全呈現出“哪個地區的經濟文化強勢就學哪種口音”的趨勢。
很多音樂人改變口音，往往並沒有太多功利的考量，而是為了讓唱腔更加貼合自己所唱歌曲的風格。比如，來自美國北部城市費城的泰勒·斯威夫特，她在演唱南部民謠風格的原創歌曲《Our Song》時，就會將自己的口音切換成美國南部的風格。
再比如，由於朋克起源於英國，後來很多非英國的朋克樂隊，即使他們所處的地區在經濟文化上並不落後於英國，但為了讓自己的唱腔更能表達朋克音樂的情緒，他們仍然會借鑒英式英語的口音。
圖注：美國知名朋克樂隊綠日在演唱中大量借鑒了格拉斯哥口音
說到這裏，我們可能要為很多被稱為“京片子”的中國朋克樂隊喊個冤。
雖然英國和北京相隔萬裏，但十分巧合的是，英式英語口語和北京話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都很喜歡略讀，英國人會把letter/ ?let?(r) /讀成le er/ ?le?(r) /,把wate/ ?w??t?(r) /讀成wa er/ ?w???(r) /。之前在一檔綜藝中，演員尹正還因為用地道的英式英語向外國服務員要了一杯“wa er”，而被其他不太懂英語的嘉賓嘲笑。
此外，英國有些地區，比如格拉斯哥地區的口音，音量和聲調會有大幅度的變化，語速飛快，聽上去像是在咆哮或爭吵（是不是有點像大張偉了）。
所以說，有沒有可能，很多中國朋克樂隊，是站在提升作品質量的角度，在唱歌時，有意識地向更能詮釋朋克風格的英倫腔上貼合，卻被誤會成了“轉基因京片子”？
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麽被人認為有“京腔”的樂隊裏，朋克樂隊占比極高，而像汪峰這樣並非主打朋克風格的搖滾歌手，即使本身就是北京人，唱起歌來都沒有京味兒。
當然，這隻是一種推測。
音樂人在演繹一首作品時有哪些動機與初心，向來難以被證實或證偽。但承認上述可能的存在，也可以讓我們在觀看演出時更有可能感知到創作者所花的心思，從而獲得更好的觀演體驗。
改變的，可能不隻是口音
正如上文所說，有意識地改變口音，可能是一種“創作上的花心思”，既然花了心思，那必然可以產生各種各樣的正麵效果。
首先，音樂人在借鑒外來口音的同時，也會學習到與之緊密相關的另一種文化。
近幾年，台灣地區出現了一批像草東沒有派對、老王樂隊等聽感上很北方，甚至很像河北人的樂隊。他們咬字清晰，能輕鬆唱對“ZHI”、“CHI”、“SHI”等翹舌音，這被普遍認為是受了萬青等大陸樂隊的影響。
然而，在借鑒口音的同時，我們更應注意到，在與大陸音樂人交流的過程中，台灣樂團取得表達麵向上的突破，吸收到了更加深刻厚重的文化氣質與表達方式，而口音隻是這種進步的外在表現之一。
樂評人馬世芳也認為，在大陸搖滾與民謠音樂輸入台灣後，有更多台灣樂隊也開始講究歌詞寫作了。小白兔唱片創辦人葉宛青則表示，在接收到大陸的音樂後，台灣青年們“默默擁抱起另一種精心製作的激情，是文縐縐的情境書寫、是貼合了旋律搭出來掏心挖肺的嘶吼、無論如何不允許直覺進行的結構，繃出陡峭戲劇感的搖滾樂”。
其次，外來語的加入，也會對作品的文本內容和情緒進行補充。
台灣政大語言學研究所教授何萬順曾提出“語言係統的縫隙”這一概念，他認為，很多語言都存在無法描述的內容和情感，使用外來語可以填補這些“縫隙”。
例如，英語中的“OK”、“come on”等詞匯所表達的特定語氣，很難完全通過英譯漢的方式被翻譯出來。與其翻譯成“好”、“來吧”，還不如直接用原詞。
同樣的，中國北方地區的很多詞匯所表達出的細膩情緒，也很難在南方用語中找到“平替”。就像蔡維澤在《5:10 a.m.》中“今天要打哪兒晃”這樣的京味兒表述，如果要換成普通話或台灣地區的方言，恐怕很難把這種兼具散漫與迷茫的氣質表達透徹。
換句話說，口音的改變，表麵可能隻是一個樂子，但也可能潛藏著不同地區音樂人之間的相互交流。
如果一個創作者有這樣的野心，那麽至少值得我們多給他一首歌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