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多位業內人士消息，著名作曲家施萬春因病醫治無效，於9月21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據中國音樂學院官網資料顯示，施萬春1936年出生在河北青縣靳劉莊，1955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先後師從張肖虎、楊儒懷、江定仙、杜鳴心等。1961年畢業並留校任教；1973年調至中央樂團創作組；1984年調至中國音樂學院作曲係，任係主任。他的作品風格不斷創新，注重揭示人物心靈，中西貫通，傳統和現代融合的表現方式不拘一格。
多年來，施萬春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旋律，比如時常在節慶時分奏響的《節日序曲》以及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第三場、電影《開國大典》《青鬆嶺》等經典配樂。
2013年，《節日序曲》、舞劇《紅色娘子軍》、影片《青鬆嶺》主題歌《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和女高音獨唱《送上我心頭的思念》被評定為國家級音樂作品典藏。
杜鳴心（左）與施萬春在國家大劇院回憶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創作往事（攝影王小京）
2018年，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藝綻君曾經采訪過施萬春老師，聽他追憶那些難忘的創作經過。斯人已逝，願施萬春老師一路走好！
施萬春 改革開放帶來了創作的動力
中秋節、國慶節、重陽節，過去的兩個月裏佳節不斷，而每到這時，各大樂團演出的曲目單上經常會出現一首名為“節日序曲”的作品，它的作者，正是今年已經82歲的施萬春。1959年，還在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讀大四的施萬春完成了這首獻禮國慶十周年的《節日序曲》，也從此正式開啟了自己輝煌的作曲生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第三場、《青鬆嶺》《良家婦女》《孫中山》《開國大典》等幾十部影視劇的配樂……幾十年來，施萬春從未遠離過作曲。不久前，他還為外孫們寫了一首簡短卻格外靈動活潑的《詼諧曲》。“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完成的。”施萬春說。新時代給予了文藝創作極大的自由和更多探索的可能性，為低落了許久的藝術家們重新找回了創作的動力。
除了作曲家，“老師”的身份也一直跟隨著他。1984年，施萬春來到重建不久的中國音樂學院作曲係。作為係主任的十二年裏，他把當時“百廢待興”的作曲係一點點帶回了正軌。1996年退休後，施萬春在延慶開辦了“北京市延慶縣萬春音樂進修培訓學校”，開始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方法培養學生，直到現在，施萬春還在堅持上課。“我肯定會一直教，教到教不動的那天為止。”
民間音樂的烙印刻在靈魂裏
1936年，施萬春出生在河北青縣靳劉莊。一年後，抗日戰爭的烽火燒遍了全國，戰事激烈的時候，槍子兒曾擦著施萬春頭頂飛過。鬼子時常來“掃蕩”，全村老少都要離家“跑反”，有一次，母親一手抱著施萬春、一手拽著姐姐，渡河時險些溺水，萬幸得到了好心人的搭救。兵荒馬亂的日子過得捉襟見肘，挖野菜樹皮都是家常便飯。村裏人苦中作樂，農閑時總要搭台唱戲，晚上也常聚在場院裏演奏河北吹歌和其他地方小曲，外麵的演出隊、木偶劇團和河北梆子劇團一來，村子就能熱鬧一陣。施萬春的爺爺和父親都是戲迷，爺爺愛聽河北梆子，父親愛聽京劇，還會拉京胡，年幼的施萬春耳濡目染，戲台下總少不了他小小的身影，也隻有在這時候，那個平日裏總是領著頭爬樹抓鳥的施萬春，才會難得地安靜和專注下來。
這段日子並不長，1945年，施萬春就跟隨父母來到了北京，但河北老家留給他的回憶卻是彌足珍貴的。“這童年的鄉間生活，成為我幼小心靈白紙上書寫的第一頁文字，深深地、永遠地印在我的靈魂裏，是我後來數十年藝術生涯的音樂母語。”施萬春曾這樣寫道，“在我眾多的音樂作品中，凡帶有濃鬱鄉土氣息、敦厚淳樸的音樂風格、深邃幽遠的精神內涵的，都能從這裏找到淵源。”
為《節日序曲》和《紅色娘子軍》吃了不少苦
1955年，幾乎是同時，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和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的兩封錄取通知書寄到了施萬春租住的恭儉胡同一號，家裏一下炸了鍋。父母雖然高興，但更希望兒子能趕快找份工作，幫父親分擔養家的重擔。最困難的時候，父親每個月33塊錢的工資要養活一家九口人，施萬春知道父親不容易，可為之奮鬥了很久的學府就在眼前，他說什麽也舍不得放棄。讀高中時，他曾為了多練會兒鋼琴撬開了學校琴房的門，事情鬧到校長那兒，整個鋼琴小組都被取消了，一門心思想要報考音樂學院的施萬春如遭雷殛。
琴房不讓進了，清寒的家境又實在負擔不起昂貴的鋼琴，施萬春苦惱到了極點，他甚至拿“馬糞紙”做成簡易的鋼琴鍵盤，流著眼淚一遍遍不知疲倦地練習。幸運的是，比他高一年級的好友郭淩弼及時伸出了援手。郭淩弼先幫施萬春聯係到了一位朋友和王府井樂器商店，讓他有了練琴的地方，後來又把他介紹給願意免費教鋼琴的董桂玲老師，最終，施萬春以優秀的成績考進了中央音樂學院。
眼看著入學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施萬春的音樂夢卻差點兒再次夭折。“那時候音樂學院還在天津，從北京到天津的火車票大概是兩塊四毛錢，家裏拿不出來，隻能跟別人借。”開口問了一圈，大家都怕還不上，沒有人願意幫忙，最後還是一位堂叔借了五塊錢給他，才解了這次燃眉之急。臨行前，施萬春百感交集，他第一次擁抱了母親，向她許諾並告別：“娘，你放心，我一定爭氣。”
讀書幾年間，施萬春一直申請著甲等助學金。每月拿到的16元裏，12.5元交飯費，其餘零用，一分錢也不亂花。下課之後，施萬春就紮在繕印室裏抄譜子，每抄一頁四毛錢，一個月能掙四五塊，全部給鄉下的爺爺奶奶寄去，幫家裏減輕負擔。
施萬春對音樂那份近乎癡狂的熱愛幾乎人盡皆知。同班同學李西安曾說，當年施萬春最有名的事是“聽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別人聽完音樂會就完了，我很難擺脫那個氣氛。作曲家太偉大太神奇了，每次聽到感動的音樂，我就會哭。”施萬春一直都想學作曲，來到夢寐以求的作曲係之後，他比原來還要更加刻苦。1959年秋天，學校找到還在讀大四的施萬春，希望他能為國慶十周年創作一部作品。這首樂曲，就是現在仍然經常上演的《節日序曲》的雛形。
到底怎麽才能在曲子裏表現出十年大慶時舉國歡騰的喜悅呢？施萬春想到了河北嗩呐曲牌《淘金令》。除了施萬春本人，這一屆作曲係中，李西安和另外兩位同學也是從普通中學考進來的，民族音樂的底子比較薄，學校決定讓他們先去學兩年民族音樂，再轉回作曲係。“我第一年學的就是嗩呐，《淘金令》是我吹的第一個曲子，特別歡快。”那幾年裏，每到國慶，中央音樂學院都會組成表演方陣經過天安門廣場，施萬春一定會用嗩呐吹著《淘金令》走在最前麵。靈感有了，但此時因為自然災害，學校的條件十分艱苦。飯菜裏油水不足，年輕的學生們消耗量大，總覺得吃不飽。“餐廳裏特別熱鬧，吃完飯大家都不走，坐在那兒敲碗。最嚴重的時候，晨練和體育課都取消，大家隻有上課才起床，平時就躺著，要不耗費能量。”施萬春比別人更加辛苦，白天上完課，晚上還要加班寫《節日序曲》。“夜裏餓得不得了。每天醒了以後，先想什麽東西可以吃。後來我找著個竅門，打飯的時候晚點去。大師傅一開始總怕飯不夠，盛的時候差點兒分量，晚點去，飯菜剩的多，給的比較足。”趁著師傅們不注意，施萬春還會偷偷揣走兩把蒜，“夜裏吃，把胃辣得麻木了，就不餓了。”挑燈夜戰三個月，施萬春終於把第一版《節日序曲》交到了學校領導的手中。
相比之下，施萬春為另一部作品《紅色娘子軍》吃的苦頭更多是在精神上。1964年，吳祖強和杜鳴心帶著尚未完成的《紅色娘子軍》找到了留校任教三年的施萬春。匯報演出的時間越來越近，創作組的壓力很大，作曲任務也極重，隻有吳祖強和杜鳴心兩個人根本來不及完成，於是他們想到了年輕的施萬春、王燕樵和戴宏威，大家分頭創作，每人寫一場。施萬春負責的是第三場，所有的劇情幾乎都發生在南霸天家裏。為了把南霸天這個核心的反派人物形象表現到位，施萬春連吃飯睡覺都在不停地琢磨。“其中有一段舞蹈是跳大神，我就想各種恐怖的鏡頭。”絞盡腦汁地想了一整夜，譜子終於寫完了，天亮時施萬春才發現“枕頭上全是頭發，幾乎快掉光了。”
改革開放帶來了新的創作動力
1978年7月10日，停辦了十四年之久的中央樂團“星期音樂會”終於恢複，上演的第一首曲目，就是施萬春的《節日序曲》。此時的《節日序曲》和最初的版本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動。1960年《節日序曲》首演，中央音樂學院同時調動了民族樂隊和交響樂隊的300多名樂手，光是打擊樂就用了50多個人。盡管許多樂團都對這首作品很感興趣，但苦於沒有足夠的人手，當年《節日序曲》登台的機會並不多。1973年，施萬春調入中央樂團，時任團長的著名指揮家李德倫建議他把《節日序曲》改成雙管編製，加上幾件民族樂器，方便樂團搬演。施萬春斷斷續續改了很久，一直進展不大，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在山雨欲來的興奮中，他終於找回了創作的激情，如他所言，《節日序曲》的修改“就是為了慶祝這個時代”。在重新配器、統一全曲風格的同時，施萬春還調整了《節日序曲》的結構，曲長也從原來的13分鍾縮減到10分鍾，這個全新的版本就是現在我們經常聽到的。
改革開放之後，思想和文化藝術空前解放，施萬春的作曲生涯也隨之走上了又一個高峰。一大批電影電視劇噴薄湧現，《良家婦女》《孫中山》《開國大典》《重慶談判》……施萬春參加的影視劇配樂有幾十部之多，最忙的時候，他一年要給兩三部電影配樂，這些作品在他的全部創作中占了極大的比重。其實早在1965年，施萬春就在恩師江定仙的推薦下為電影《青鬆嶺》寫過音樂，那是他第一次“觸電”。“老師覺得我平常寫得不錯，而且我是河北人，比較熟悉電影裏河北生活和河北音樂。”有些遺憾的是，《青鬆嶺》隻公映了幾場便被叫停，那首著名的主題曲《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也被封存，直到1973年才終於流傳開來。這一年，電影《青鬆嶺》重製，施萬春的配樂基本保留不動，但主題曲到底由誰來演唱，幕後團隊曾有分歧。長影樂隊力挺長春電影製片廠的頂梁柱、著名歌唱家李世榮，施萬春卻看中了二十出頭、名不見經傳的蔣大為。李世榮的演唱功底當然沒得挑，但施萬春總覺得，他的聲音偏蒼老，也偏美聲，不貼合電影裏青年人的形象，相較之下，蔣大為有朝氣，唱法偏民族，顯然更適合這個角色。在施萬春的堅持下，導演劉國權采用了後一個版本，蔣大為也因此一夜成名。
毫無疑問，《青鬆嶺》是施萬春眾多配樂中非常成功的一部，但要論起作曲技法和內容深度，還得是之後的作品更勝一籌。“改革開放之前給電影配樂，畫麵是什麽樣的，我們就怎麽表現，沒有什麽潛台詞。”那時的電影配樂，更像是用樂器的聲響模仿畫麵上的內容。隨著後來文藝創作的逐步解禁，電影的內容開始變得多元而深刻，音樂也在經曆著類似的變化。到八十年代為《良家婦女》《貞女》等電影配樂時，施萬春開始用音樂刻畫人物複雜的內心，引領人物的情緒，手法也更加委婉深入，比如在《良家婦女》中，施萬春就用了當時並不多見的古老樂器“塤”，以它幽怨的音色刻畫女性長久的壓抑和痛苦，非常具有感染力。
在處理《孫中山》《開國大典》《大決戰》等等曆史革命題材的電影時，施萬春也比之前有了更多的發揮空間。1987年，《孫中山》包攬了金雞獎八項大獎，施萬春也拿下了“最佳音樂”。在這部電影中，他打破畫麵的界限，“同步”、“平行”、“反行”三種音畫關係穿插並用，表現力十足。塑造孫中山的形象時，施萬春大膽挖掘了他鮮少為人注意的另一麵。“偉人有他們偉大的一麵，也有私下裏作為平凡人的一麵。在‘人’這一方麵，他們和我是一樣的。他的各種感受我都有，所以我能在創作中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而這樣的創作自由和可能性，正是改革開放帶來的。
教學生看中的是“靈氣”
1996年，60歲的施萬春從工作了十二年的中國音樂學院作曲係退休。十二年間，施萬春把當年師資幾乎為零的作曲係一步步帶上了正軌。如今雖然不再是忙碌的係主任，但作為“老師”的日子仍然沒有結束，直到現在，82歲的施萬春還在給學生們上課。“我一直覺得，現行的音樂教育製度還是不夠理想，學校裏教的東西有點‘死’，老師們也不是很重視‘感覺’，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培養學生。”施萬春說，“我教學生，看中的是他們的‘靈氣’，看他們對音樂是不是足夠敏銳。”
退休後不久，施萬春的“北京市延慶縣萬春音樂進修培訓學校”在延慶中屯鎮悄然開張。長城腳下的一處四合院做“校舍”，四個學生、四架鋼琴，就是學校的一切，施萬春親自上課，把這些年積累下的作曲經驗傾囊相授。因為學生少，施萬春可以針對大家的層次和年齡，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第一期成功後，越來越多的學生慕名前來，施萬春又買下了兩個院子，最多的時候，“萬春音樂學校”裏有二三十個學生。“我跟大家吃住都在一起，學生們有什麽問題可以隨時找我解決。”經常到了夜裏三四點，施萬春的屋子裏還亮著燈，“也不知道哪來的那麽多精力”。每過一兩周，所有人就會聚在一起，互相展示學習。遠遠聽去，四合院裏從早到晚都是琴聲一片。隨著年事漸長，施萬春帶的學生數量比之前有所減少，穩定在十個左右。“前一陣子又有個學生來問我收不收，我說，收！”施萬春舍不得把這些“靈氣”的孩子交給別人，“我肯定會一直教，教到教不動的那天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