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空家底又難找工作，常青藤高校畢業生的最好歸宿是哪裏？答案是留學中介。
本文來源｜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Pro」
中介藤校生
“你學曆這麽好，為什麽來做中介？”
2023年5月的上海，藤校畢業的留學顧問莫鈺遭到一位家長毫無保留的質問。家長們想為孩子尋找最好的資源，但出於種種成見，話裏話外顯得有些看不起這個行業。
莫鈺維持專業的笑容，回答說：“那您會為您的孩子選擇一個哈佛畢業的顧問，還是50名開外學校的？”
市場存在，供應不夠就有需求。家長不說話。
莫鈺任職的中介機構，專注排名靠前的美本申請。
整個4月，任職於頭部留學機構的文書顧問伊碧忙於處理誌願活動報名表單。差不多同時，眾多國際學校學生開始備戰壓力十足的“國際考”，為又一次不如人意的托福成績長籲短歎。伊碧踏上可可西裏，參加一個月的高原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誌願工作。
在伊碧所在的機構，女員工每個月有半天的姨媽假，寵物可以帶來上班，和客戶打電話可以調休，實報實銷，還正試行靈活辦公製度。早上10點半，同事們會陸續端著咖啡到達公司，一些未見蹤影的或許在居家辦公，另一些正在日本、韓國、歐洲等地享受假期。
在機構招聘信息裏，文學、古典學等文科背景的美國本科畢業生會格外受到青睞，文書顧問年薪最高60萬，規劃顧問上不封頂。
圖 | 伊碧的辦公桌
越來越多歐美留學歸來的年輕人發現：同學們都進了留學行業。
政治哲學、社會學、藝術專業的就業困難戶們尤其感慨，“所有人都得在留學行業走一圈。”一位華東文科專業的青年教師說，自己的碩士、博士朋友們，私下都有一攤留學副業。事實上，在頭部留學機構，清華、北大、同濟、複旦等內地頂尖高校畢業生也不乏其人。
在父輩提供的財富基礎上，莫鈺和伊碧們走過了出國留學的獨木橋，畢業後卻放棄了看起來所謂光鮮、正當的事業路徑。他們深刻明白，教育與家庭為自己提供了privilege（特權），為自己在競爭激烈的社會創造了短暫喘息的空間。
但這份從容，已很難傳遞給學生。一切變得焦灼。“我當時簡曆一頁，現在孩子有三頁，還是11號字。”莫鈺說。
疫情情影響猶存，本科留學市場卻已白熱化。2022年至2023年，申請美國本科的100萬新生中，以中國籍生源為首的國際申請者首次突破10萬，比疫情前增長45.32%，比前一年亦增長14.67%。
最終，8所常青藤聯盟“藤校”隻錄取了123名中國學生，比前一年減少近30人。
分子下降分母增加，壓力徒增。被美國Top10大學錄取幸運兒，除了擁有超高的托福和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分數，精彩的活動、國際獎項、科研賽事填滿了他們的簡曆。
在高端留學中介機構，一位學生擁有三到四人組成的顧問團隊，他們分別負責文書、規劃、流程、選校，還包括外方顧問。除了製造一封生動、有記憶點的個人陳述打動招生官，團隊還會提供專業領域探索、GPA管理、推薦背景提升活動，進行全流程把控。服務周期一般在兩個學年以上，費用20萬起。
深耕華東某二線城市一所機構的創始人徐津發現，大部分中國學生其實主動性不強，“孩子們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麽，外部輔助太多，每一項都被別人推著走。”
徐津2012年入行，曾在美國短期訪學，沒有正式的美國學位證書。這是更早一批傳統留學機構的常見模式，顧問老師多有專八證書、國內英語專業畢業，穩定性強。她的機構也以高端美本業務為主，年年斬獲藤校。生源大部分來自普通中產家庭，在初中接受義務教育後，轉入本地的國際部。
從2014年開始，徐津發現，出彩的分數已無法體現學生的競爭力，必須帶著他們做活動、打競賽。國內奧賽難拿結果，就挖掘海外項目，引入AMC（美國數學競賽）等比賽，還要手把手給學生做活動規劃、背景規劃，再往後，競賽已經不能自己帶，要尋找更專業的第三方背景提升機構，進行專項輔導或主題科研，“標配科研大概4萬，建模隊伍一個人頭2萬，如果打丘成桐數學競賽，水更深，可能20萬起。”
“曲線救國”更為普遍。學生先申請進入社會學、人類學等文科專業，或是服裝設計等藝術類專業，然後轉去數據科學、計算機科學、經濟、商科等好就業的“STEM”專業。
徐津記得，一位學生高一起就與藝術作品集機構合作，以設計專業的形象，錄入某名校麵料科學專業，最終再轉入有STEM專業的學院。藝術作品集輔導，收費往往10萬起。
在徐津所處的二線城市，留學申請成了部分中學學生用英語展開的“洋高考”。從初中起，孩子們就主抓競賽，對通識理念十分陌生，隻有目標前十或藤校的學生才會衝擊AP（美國大學預修課程）的美國曆史、比較政府與政治這些文科高階課程，且往往隻是為了提高申請優勢，不是出於興趣。
特別在這幾年，很多學生到了美國，也並不是特別認同美國的教育理念與社會觀念，仍待在中國人的小圈子。甚至還沒出國，家裏已經打點關係鋪好了路，隻需要一個說得過去的文憑。在中考淘汰率50%的製度預期下，出國總是比一本線可控，如果對國家或排名要求不高，隻要用錢都能解決，“一定可以錄到前100”。
“孩子不知道自己要什麽，家長要的往往是一個名校文憑。”徐津說。
徐津將這總結為經濟疲軟下的實用主義傾向。當一切後退，人們轉向保守與求生本能，尤其在過去三年，許多學生失去國際化交流的機會。如今在她所在的這座城市，學生雖更拚命地準備出國，眼界卻局限，談論“批判性思維”等議題已成奢侈。
拿名校獎學金幾乎如中彩票，去美國讀本科，意味著4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家庭投資。學生入學後，還有更多機構提供更精細的服務：幫學生登錄郵箱，查看教授布置的作業，在deadline（截止日期）前督促學生完成作業；根據課程任務，安排老師做課外輔導，甚至幫忙選課，推薦付費實習、開展論文輔導。
在過多外界資源的輔助下成長，許多孩子缺乏內驅力，開始自我懷疑。一些學生進入了卡耐基梅隆、芝加哥大學等頂尖名校，但出於抑鬱等種種心理問題，最終休學回國。
伊碧非常清楚，在自己讀書的年月裏還是另一番景象。那時2008年經濟危機的陰影已過，房地產升值，舊城改造啟動，中國經濟騰飛，流動性極佳，歐美對中國的預期一片向好。在一片熱氣騰騰的視域中，在一個泡泡般單純快樂的文理學院裏，年輕人都覺得，無論讀藝術、文學、工程還是經濟，大家都會有promising（值得期待）的未來。而畢業後，世界已天翻地覆。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了，讀了一個好書，不意味著就會找到一個好的工作，that’s not an
equation（這並不直接相關）。”
一些留學中介從業者開始調侃自己。莫鈺和同事們在機構網頁上提問：我們是loser（失敗者）嗎？
她收到了這樣一條家長的留言：“大概是一種中產焦慮吧，怕自己花這麽多錢送孩子出國讀書，回來就做一個留學中介。”
功利與從容的衝撞
伊碧選擇出國，純屬out of a whim（一時興起）。
2017年伊碧高二，規劃、活動一片空白。她跟著一位擅長雞娃的同學媽媽參加美國大學招生官的講座，當熱情的家長把斯坦福招生官圍得裏三層外三層，她發現“哈耶普斯”對自己並沒有什麽吸引力。當然，也考不上。
在另一個安靜的展位上，一名招生官在桌子對麵擺上三把凳子，請路過的學生坐下，問他們喜歡什麽書、什麽電影，未來想做什麽？
“這個招生官才真正關心學生想要什麽。”伊碧記住了這所文理學院的名字，並成功獲得錄取。
伊碧希望即使作為文科生，也可以有一份體麵的工作，她選擇了既喜歡又擅長的政治科學——學校的王牌專業——來確保漂亮的GPA。這個專業本身對本科畢業後申請法學院很有幫助。
想要什麽，卻不是所有高中生都能回答的問題。從初中就到達休斯頓、申請美國寄宿製高中起，莫鈺的人生基石就是功利主義。
目標明確的日子裏，莫鈺很少關心自己喜歡什麽，而更在意怎樣讓自己更完美、更受歡迎。除了獲得亮眼的托福和SAT成績，她還努力做宿管、和社團明星搞好關係、突破對公開演講的恐懼、做公眾號主編。最終，莫鈺成功入讀一所職業氣氛濃厚的藤校，同時獲得了頂尖商學院項目的獎學金offer。
在美國私立寄宿高中，學費一年五萬美金起，她簽約的留學中介在2016年也已經收費20萬。從小公交出行、一周零花錢幾塊錢的莫鈺，當時未對藤校全額學費的含義做太多思考。家裏境況改善，她在美國升上大學後，父親的座駕已從本田換成了奔馳。
財務卻始終是項遷的負擔。在一座重商主義氛圍濃厚的華東小城長大，項遷母親是特別的：她是應試教育體係裏的一名人民教師，屬於知識分子，卻毅然與農民家庭出身的項遷父親相愛、結婚，並為了更理想的教育環境，主動提出讓孩子出國讀書。
為準備申請，項遷經曆了一生中最卷的階段：托福從20幾分，一年多提升到了108分。出於熱愛，他自己找來教科書和教輔書，啃下艱深的美國曆史和歐洲曆史。他在校內運營曆史社，假期會就農民工問題展開閱讀和田野調查。
項遷還進入到親戚在小城開的廠子，親身感受自己與普通工人的差異。他怕說話冒犯對方，非常緊張，沒敢吐露自己老板親戚的身份。
在就讀的國際高中裏，項遷自我識別為“最窮的那一批”。在本科早申請階段，他優先考慮一所排名20前後、以政治科學見長的文理學院，成功獲得學費三分之二數額的獎學金。四年後，因學費太貴放棄申請杜克大學的碩士後，他選擇了相對次之的芝加哥大學，再獲半獎。
即便做了一切準備，進入至今看來都是最適合自己的頂尖學校，莫鈺完全沒有想到，校園氛圍是這樣子的。
在那所著名常青藤院校，焦慮和競爭相互映照、無限繁衍。全球榜單上的富豪隨處可見、同學上學由帶槍保鏢護送、私人飛機接送入境，“藝術專業朋友都會想著要不要上一個會計課”。對於學業，她隻求得A。學校每年有70%以上的畢業生會進入投資銀行和谘詢公司，但對就業，莫鈺無比焦心。
莫鈺矛盾而易變。她評價自己是一個思想容易被塑造的人，“就像變色龍。”她的個人陳述文書寫得極好，讓當時的申請顧問現在的老板記住了她。這在當下看來如同一個隱喻。
為美麗，莫鈺去割了雙眼皮，隻是因為身邊人對她“眼睛小”的調侃。盡管她清楚地認識到，這種調侃隻是社會對於女性的教化和規訓，這令她對自己女性主義意識的不徹底性展開批判，另一方麵，她又真實地享受著割了雙眼皮後的信心。
莫鈺並不認同這所學校的諸多特色：男生無論黑人、白人、亞裔，一律“有毒”卻自信。她放棄了申請時填寫的性別研究與社會學專業，轉讀熱門投行預備項目，逢出門見人，必花一小時以上化全妝，每周四與商圈校友們出外飲酒。她還參加姐妹會、招聘會，誰拿到了麥肯錫、高盛offer，就和誰做朋友。
Follow-up
email、VP和MD的名片，擠占了更令人抑鬱的“N號房”、農村精神障礙女性問題——這些她從9年級開始日日夜夜牽掛探討、編稿研討的社會議題。
項遷的就讀體驗與莫鈺幾乎相反。在那所深藍（政治傾向偏左）的文理學院，項遷對人生價值，尤其是工作的價值的認知被大大改變了。
最開始的日子裏，項遷懷疑“是不是我的道德有問題”。他意識到，自己以往的人生中，似乎“隻想把別人踩到腳下”。
這與家教相關，母親是嚴厲的教師，項遷看不起不努力、學習比自己慢、效率沒自己高的學生。而一旦自己考出比某些特優生更高的分數，他又會竊喜。上大學後，他隱約感受到，同學們有一種簡直令人憤怒的從容：他們坦然、熱情，也同樣非常努力，但懂得尊敬和欣賞他人，從不搞惡性競爭。
項遷的導師研究後殖民主義。對曆史上優勝者的批評，讓項遷徹底解構了心中對弱勢者的鄙夷：“一個打工人不努力、智商低、出身階層低，我曾經可以會認為他和我沒有關係，而現在，我能認識到圍繞對方存在的一整套價值體係，有沒有效率、工作是否勤奮，又重要嗎？人不是應該像牛馬一樣被拿來亂使喚的。”
因學了兩個專業，伊碧每年底同時參加兩個院係的年終晚宴。王牌專業政治係晚宴分外正經，主菜有牛排、三文魚，而哲學係很窮，每年都吃雞胸肉。但是同學們會與散座在各桌的教授一起做趣味遊戲。都是知識性的問答：這句話是哪位哲學家說的、這段話屬於什麽哲學觀點。
限時答題，獎品是一美元一個的沃爾瑪小玩具。有一年，伊碧抱著了教授大腿，拔得頭籌，得到了一隻橡膠小章魚。伊碧低頭吃著盤子裏幹澀的雞胸肉，夢想等自己賺錢了，就要給哲學係捐錢，讓他們晚宴吃得好一點。
在緬因州偏僻遼闊的地理環境中，在哲學家思維的訓練下，伊碧進一步思考起幸福的含義。她的寄宿家庭是一對居住在附近的夫妻，小屋是暖木色調，在白雪皚皚中，被壁爐燒暖，眾人舉著廉價的紅酒，開懷暢談，一隻金毛圍著長桌蹦跳。她在這兒度過了每一年的冬天與節假日，寄宿家庭沒收過一分錢。
大雪過後，強烈的陽光反射在牆壁和地麵上，在寄宿家庭裏潔淨明亮的小屋，伊碧開始反思：我到底需不需要法學院所代表的那些社會價值？我為什麽需要成長、賺錢、出人頭地？
與伊碧殊途同歸，直到多年後回過頭來，項遷才慢慢發現，從容，正是階層專屬的屬性：這種自信能增強人在壓力和逆境中的幸福感，並提供了感受自由的能力，正是所謂“鬆弛感”。到了大學的第二個年頭，項遷感覺自己終於完全習得了從容之道——acquire——他選用了這個動詞，其釋義為：（通過努力、能力、行為表現）獲得；購得；得到。
圖 | 大雪覆蓋了緬因州的曠野與森林
莫鈺本應在畢業後加入起薪百萬的精英俱樂部。直到新冠病毒改變了一切。
2020年3月春假，莫鈺搭乘飛機回國。那時她大二，投行實習計劃已寫入了日程裏。回國沒多久，她就被檢測出陽性，整整一個月才徹底康複，這令她的功課全部落下，“焦慮非常嚴重，開始看精神科，想到自己落下東西就會驚恐發作，會覺得自己要死了，想叫救護車。”
她那時仍在準備求職。但僅僅想到要見協助模擬麵試的中介，她就無比緊張，聲音發抖。
莫鈺整個人崩掉了。實習計劃被徹底打斷，她瘦了10斤，不再參加任何酒局，穿衣風格驟變，隨後休學。
而休學期間，在上海設計師工作室的實習和買手店打工，莫鈺第一次目見自由。
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買手、設計師、時尚編輯、普通店員，在上海的烈日與夜風中，大家穿著鮮豔的衣裳，在路邊攤吃夜宵、喝啤酒，放聲大笑，有人突然擺出pose，眾人尖叫拍照；大家真誠地袒露感情生活，親熱而開放。
莫鈺清楚地發現，這些人完全不在自己曾接觸的社會階層之內，卻令她感到酷和新奇。當時，她的房租是工資的好幾倍，而有些同事住在真正的老破小：廁所開門就是馬桶，馬桶上麵就是花灑，即使留學黨，自己手上也沒什麽錢。
“但是他們過的，是我羨慕的生活，我羨慕他們有自由。”莫鈺說。
羨慕歸羨慕，老破小是不可能住的。“他們也會羨慕我，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有錢。”像在親戚工廠中進行田野調查的項遷一樣，財富和與之相關的想象隻令莫鈺感到awkward（局促），這仿佛成為人們辨識她的首要標簽，“我會覺得我的姿態很condescending（高高在上），這沒法避免，隻能盡量不讓人知道。”
將近兩年後，莫鈺才再次回到美國。此時已經恢複線下教學，但再度麵對原來美國的朋友，她感到非常不習慣。街上看見認識的人，她會裝作沒看見。
暫時藏匿處
項遷的碩士生涯在新冠爆發後也轉為線上，許多課程停開。他獨身一人留在了明尼蘇達州本科院校所在的城市裏。這所美國西北部的城市溫差極大，冬季白雪皚皚。碩士一年，他與母親爭吵了一年。“每次一撥通電話，就開始吵。”
項遷想留在美國申請PhD博士項目，但母親斬鐵截釘地表示，再也不為他多支付哪怕一年的生活費。母親曾經的“特立獨行”終有限度，當時她更希望兒子獲得一份體麵的工作。
項遷卻認為，“體麵的工作”是資本主義社會給人們灌輸的道德觀念，“如果隻有工作才能讓我們成為人，是社會對人的非人化。”
項遷的父親一向默默地支持妻子，但這次他支持兒子深造。這位農民的後裔，曾經想做一位詩人，卻在妻子家人的幫助或者說壓力下，一步步被推著做家教、做經理、當廠長。他的管理才能最終被所有人認可，卻“一輩子在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而努力”。
父親為生計做出的犧牲讓項遷意識到，人必須有一定經濟基礎才能擁有選擇，他曾經以為，隻要好好讀書就能獲得這種特權，但選項仍然有限。於是，又一場與母親大吵後，項遷將電話撥給創業做留學的朋友——如今的老板，並馬上獲得了一份全職留學顧問的工作，這份工作能繼續運用他的社會科學知識，朝九晚六、加班有調休，且收入體麵，簡直理想。
讀完哲學係的課程，伊碧此前預設的價值已被解構，碩士階段她不再考慮法學院，而是在另一所文科強校的社會科學學部完成了充實的碩士研究。然後，她選擇回國。在等候某互聯網大廠的公共政策評估部門的職位期間，選擇了不加班的留學行業。
莫鈺也做出了選擇——疫情後，她決定鬆弛下來，放過自己。這個選擇也是理性的， “起薪百萬”的代價她已體會過，如果做谘詢，同樣累死累活，時薪算下來更不劃算，還得做PPT、整理excel等最基礎的“狗屎工作”。如果進入PE/VC，可能賺得更少。
經濟獨立為項遷隔開了與母親間的安全距離。
業餘時間，項遷一年隻買一次衣服，外賣50元都嫌貴，出遊愛逛街邊小吃攤，最大的花銷隻在購買研究資料，以及打遊戲“氪金”上。離開艱苦的芝加哥書齋，他的閱讀重心轉移到了文學，也會讀羅翔的發言和非虛構采訪集。
有時他會很掙紮，“我的職業，在借助我的文化資本，reinforce（加固）教育不平等，成為階級固化的推手”。他意識到自己在資本運轉機製中的結構性位置：客戶付費，他輸出服務，為中產階級乃至以上階層的家庭鞏固其文化資本。
“這些都有悖於我內心所支持的反資本主義的價值。”他說。
在項遷的觀察裏，越是家庭條件不那麽優越、不足以從容支撐孩子出國的中產人群家庭，越持有結果導向的申請預期。這恰恰與高端美本重過程輕結果的申請邏輯相反。
申請者還需體現批判性思考能力、熱情、做出改變的想法和動力、對少數群體權益的支持。如今，這些過於閃亮的優秀品質卻讓很多申請者費解，“即使明白，也不知道如何去做”。
一些學生在機構裹挾下，展開功利的打卡式公益活動，甚至被包裝為公益鬥士。而族群階層問題，更是部分中國學生的意識盲區。項遷覺得，這是一種共情能力的匱乏，可中產孩子如何才能真誠地對underprivileged
group（欠缺資源的群體）產生共情呢？
莫鈺也花了至少半年時間，思考是否進入留學行業。她曾問老板：“我們的工作，是否隻能幫助能負擔我們服務的極少數學生？”她並沒有得到或給出滿分答案。用項遷的話說：大家隻能在微觀層麵，踐行教育的理想主義。
即便明白自己占盡紅利，在莫鈺所處係統的其他人眼中，她仍是一個失敗者：“我的同學可能會這樣看待我。”莫鈺說，“我們選擇的路已經不同了。”如今她不會主動向人介紹從事的行業，因為，這基本是光鮮亮麗的反義詞。
事實上，在國內金融機構任職的許多同齡人工資待遇都不如莫鈺。
伊碧覺得，留學行業是很多人的hiding
place（藏匿之處）：能和思想相通、背景相似的年輕人當同事，從事可勝任、鬆弛的工作，還能擁有對於文科生而言足夠體麵的收入。
生活極簡不買化妝品，鮮少聚餐，作為一個有效利他主義者，伊碧也不排斥金錢本身的作用。她坦誠地指出，當一個人尚未擁有清晰、特定的實現某種人生路徑的強烈願望，往往就會去賺錢。
她也慶幸，曾經讀書的開銷對家裏必然構成一個huge
burden（巨大負擔），但她獲得的視野和美好記憶，足以讓家人覺得欣慰。“如果我們家把去美國的教育投資看得太重，希望孩子一定要出人頭地，也不會讓我來留學行業工作的。”
項遷仍對於申請PhD有著期待，即使這件事情已越來越遠。他自嘲：“我覺得我過得很好，我很舒適，為什麽還要做出改變？”現在，他的短期目標是買一個小公寓，結束交租生活並擁有一片棲息地。在那後，再想著做一些理想主義的事情。
圖 | 項遷為義烏田野準備的材料
項遷事實上非常明白母親的兩麵性。他曾直接評價母親是“假開明”，母親卻笑了。“她認可這一點。她表麵上說支持你的選擇，實質上也是金錢本位的，心中有一條鄙視鏈。”
工作中，項遷會主動勸退家長：麵對不確定的未來、無比內卷的熱門專業，帶著投資的預期很大可能會失敗。“歐美就業真的沒有大家想得那麽好。並且，普通中產家庭的孩子，是否有必要接受這麽多思維上的衝撞和挑戰。”這個問題，也是項遷想問自己母親的。
因此，他格外共情前來谘詢的家長。 特別理解他們想把小孩卷成大人的心理，並且一定要非常好的結果。
“中產的特點很明顯，一是特別想要往上爬，二是特別害怕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