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在周恩來夫婦身邊生活15年
對話 周秉德
周秉德，周恩來總理的侄女，曾在周恩來和鄧穎超身邊生活15年。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一生沒有子女，周秉德是與他們關係最親密的晚輩。
△周恩來 鄧穎超 合影
周秉德：這張照片是伯父伯母在汕頭拍的。伯母經曆過一次打胎，拍這張照片的時候伯母很憔悴，就是因為她瞎打胎弄的。因為這個事伯父第一次跟她大發脾氣，說這是兩個人的事情你怎麽可以一個人做主，你沒有權利這麽做。
後來伯母第二次懷孕的時候，因為孩子太大難產，三天三夜都生不出來，胎死腹中。最後醫生用產鉗把孩子夾出來了，是一個男孩，一稱，十磅。1927年3月份的事情，比我整整大10歲。這是這對革命的恩愛伴侶最大的遺憾，我也極為遺憾見不到比我整整大10歲的哥哥。
對話 周秉德
周秉德1937年出生在哈爾濱，1943年周秉德一家搬到天津生活。周秉德的父親周恩壽，字同宇，是周恩來的三弟。兒時周秉德從未見過大伯周恩來，隻隱約知道，大伯是在共產黨內做大事的。
周秉德：在天津的時候，我父親隻是做黨的外圍工作，給解放區提供紡織品、藥品等物資。父親從沒跟我講過伯伯的事情，反而是伯伯的同學常策歐大伯經常來我家，是他跟我說現在打仗了，共產黨馬上就要來了，裏麵有個大官兒叫周恩來，是你爸的哥哥。我就問他為什麽我爸沒叫周恩什麽。他說你大伯讓你爸以字為名，所以叫周同宇，周恩來就是你爸的親哥哥。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周恩來是我大伯。
對話 周秉德
1949年3月，周恩壽夫婦到北京看望兄嫂，說起長女秉德即將小學畢業，周恩來讓他把秉德接到北平讀中學。周恩來知道弟弟住的是集體宿舍不方便帶孩子，便讓侄女秉德住在自己的住所。1949年6月，剛剛小學畢業的周秉德前往北平，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大伯周恩來。
田川：您12歲的時候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在中南海見到伯伯的時候緊張嗎？
周秉德：不緊張，因為伯伯和我父親長得很像，對我來說就是家裏人。等他忙完回來，衛士就把我叫進他辦公室。他看到我以後就說，來，讓我看看你長得像爸爸還是像媽媽。看了看他說，都有點像。
因為伯伯知道我當時剛小學畢業，正準備讀中學，所以就跟我說你可以繼續上學，但得考上了才行，考不上就不能上這所學校了。後來我考進了北京師大女附中。
△周恩來 周秉德 合影
對話 周秉德
周秉德在北師大附中讀中學時，周末放假，有的同學有汽車接，周秉德總是坐公交車或走路回家。那時候周秉德心裏總有點不平衡，伯伯卻很嚴肅地告訴她，車是公家的，不能私用。
田川：您去北京後對新生活有什麽期待或想象嗎？比如生活會變得更富足、更優越。
周秉德：沒想過這些，就覺得我要去上學了，然後會跟伯伯住一塊兒。伯伯一開始就跟我們講，雖然我在這個位置，但你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你就是普通學生，普通老百姓。你們不能因為我的關係，有任何特殊待遇。我們是共產黨，要為全國人民著想，不能為家人做任何優待，你在外麵也不要講與我的關係。
田川：那有機會和伯伯在家一起吃飯嗎？
周秉德：我工作以後有機會，但是不多。他吃飯特別簡單，就一葷一素一湯，從來不能有山珍海味。我去了以後有時會再加一碟小菜。如果有飯粒掉在桌上，他一定會拿起來吃掉，不可以隨便浪費。盡管右臂有傷，夾菜、添飯都是自己，不要別人做。
對話 周秉德
周秉德在周恩來身邊生活多年，也深知節省再節省是周恩來一生的習慣。
周秉德：我從天津過來的時候，就帶了兩身小花裙子。後來伯伯的衛士長騎自行車帶我到王府井做了兩身小衣服，一身黃色的，一身藍色的。我先穿的那身藍色的，過了幾天衣服該洗了我就換了另一身黃色的，伯伯看見了就說怎麽又換了一身？兩身，浪費。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麽他會說浪費。如果花他自己的錢，他不會說是浪費。而那會兒是供給製，他的親屬來北京，花費都是從公家出的。
伯伯還一直用自己的工資貼補我們家用，貼補我們家特別得多，堅持了十幾年。他在一開始就跟我父親單位的領導講，周同宇是我的親弟弟，給他安排的工作職位一定要低，待遇要少。因為他是我的親弟弟，我們不能像國民黨那樣搞裙帶關係，更不能像封建社會那樣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我們是為全國人民服務，所以我弟弟的工作一定要安排低職位、低待遇才可以。
對話 周秉德
周秉德的父親調到北京工作，因為“特殊”，周恩來交代“往低處安排”，一家八口分到兩間小房。周秉德的父親身體不好，周恩來要求他提前下崗，不要再拿公家的工資。
周秉德：我之所以去伯伯家住就是因為我們家太小了，裏外間加起來也就二十幾平。我們家有6個孩子，加上父母一家八口根本沒法住。再後來大弟弟和大妹妹也一起來伯伯家住了。
△周恩來 鄧穎超 與 周秉德三兄妹 合影
對話 周秉德
1952年初中畢業，成績優異的周秉德原本可以繼續上高中，或到蘇聯留學，但周秉德卻決心做一名鄉村教師。
周秉德：當時全國八成以上的人都是文盲，但咱們新中國要開始建設了，怎麽能都是文盲呢。特別是在看了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後，我決定做小學老師，就去學師範了，畢業後主動申請去了農村小學。但最後沒做成，因為兩三個月後就把我調到區委機關了。伯伯看我去機關了就問我，做小學老師不是應該在基層嗎，你怎麽到機關來了？是不是因為我周某人的關係？我說現在區委在搞肅反運動，要求都是黨員，但是中小學裏沒有幾個黨員，就把我調來了。聽完他又跟我說，那以後還要回到基層去。
後來19年後，他又跟我說了“是不是因為我周某人的關係”這句話。
田川：第二次是在什麽情況下跟您講的？
周秉德：我先生是軍人。他先是被派到西安工作，我就跟著他去西安工作了5年。之後部隊又把他安排到貴州遵義的山溝溝裏，我又跟著他在遵義工作了4年。後來部隊領導要把他調到北京來，我因為沒有調令所以認為不能走。去跟他告別的時候領導就跟我說，你回北京還不是一句話的事情。我說我從來不走“一句話”的路，沒有調令我怎麽能回去。後來晚上領導就給我來電話了，說跟北京那邊溝通了，我也一塊兒走。就這樣我又回到了北京。
因為我很了解伯伯，知道我不可以搞特殊。回北京後我去看他，他看到我就說，秉德，你都離開北京9年了，怎麽又回來了？你回北京是不是因為我周某人的關係？無論是19年前還是19年後，都是這句話，一模一樣。我伯母就在旁邊說，恩來啊，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還是軍人家屬，她是隨軍調動。這樣伯伯才了然，不然他還要繼續追問呢。
我不能沾他一點光，不能因為他的關係得到任何的好處。無論是調到比較好的地點，好的工作單位，好的職位崗位，或是得到提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對話 周秉德
1964年，周秉德和沈人驊結婚。婚後兩人被調到西安工作5年，之後又調到貴州。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再困難的境遇，周秉德也從未向外界透露自己是周恩來總理的侄女。
△周秉德 沈人驊 夫妻合影
田川：當年跟先生一起在貴州的時候生活非常艱苦，當地人都沒法想象您會是周總理的侄女。
周秉德：當時是集體住房，廁所是公共廁所，廚房幾家共用一個。有一次我正準備進廚房，聽到有人在議論說，她怎麽可能是周總理的侄女，也就是姓周，八竿子打不著。
田川：聽到他們這樣講您心裏什麽感覺？
周秉德：沒什麽感覺，就讓他們說吧，說明我保密工作做得好。
田川：會覺得委屈嗎？畢竟真的太苦了，而且您其實沒有必要去受那份苦。
周秉德：這不是沒有必要的問題，組織派我丈夫去了，我是家屬，就要跟著他一起過去。
周恩來曾和周秉德商量，“我們國家人口基數大，現在提倡計劃生育，從你們這一代開始，要堅持晚婚，你能不能25歲之後再結婚？”就因為這句話，周秉德27歲才和丈夫沈人驊結婚。在五六十年代，是名副其實的大齡女青年。因為周恩來的這層“特殊”關係，周秉德的愛情之路也是一波三折。
周秉德：我的幾次感情經曆都不太順。剛參加工作時我18歲，在小學裏做老師。當時校長派我去派出所統計接下來兩年的學齡兒童有多少。那個派出所所長也很年輕，有時我們就會一塊兒騎車回家。聊起來以後知道他家以前參加過會道門，我伯母一聽說那不太合適，我立刻就斷掉了。後來1960年左右，別人給我介紹了一個留蘇回來的學生，我們還挺談得來的。但當時中蘇關係比較緊張，伯母就跟我說，我知道你談了一個從蘇聯回來的朋友，但是現在中蘇之間關係不好......我聽了以後馬上就和那個人斷掉了，再不來往。
40年以後，我忽然收到一封從政協部門轉來的信。信的開頭說，40多年前我們曾經交往過，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一看就知道這是當時留蘇回來的那個人。因為我在《我的伯父周恩來》這本書裏提到伯母提醒我從蘇聯留學回來的人關係比較複雜。他也是看了這本書才知道為什麽我當時和他斷了。當時他不懂，覺得自己還算優秀，怎麽就斷了。
田川：回頭看這段感情，會覺得遺憾嗎？
周秉德：不遺憾。他有很多蘇聯的朋友，當時蘇聯的特務機構叫克格勃，無孔不入。我伯伯是黨的領導人，那麽高的地位，我不能因為自己的事情對他們造成任何影響。
田川：難道不會想這是我愛的人，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嗎？
周秉德：我不能影響大局，在這方麵我非常理智。
“總理侄女”的標簽 是束縛還是激勵？
對話 周秉德
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膀胱移引上皮細胞癌”。但因當時特殊的政治形勢，周恩來一邊受著批判，一邊帶病為人民不停操勞。直到1974年6月1日，周恩來病重，開始住院治療。
田川：伯父最後因為病重住進了醫院，但好像不允許您去探望。
周秉德：是的。一開始我跟伯母說可不可跟她一塊去看看伯伯。伯母說不行，組織上有規定，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去探望都得經過中央批準才可以。
其實5月31號，就是在伯伯住院的前一天，伯父伯母專門把我叫過去吃了頓午飯。平常伯伯都穿的衣冠楚楚的，因為他隨時可能要去開會，見外賓。但那天我去的時候他就穿著睡衣睡褲，我說伯伯你怎麽穿這身衣服了？他說你也看出來了吧，我穿這身是因為明天就要去住院了，要住上一段時日。然後他說，來，送你兩張照片，我說好啊。我當時還不以為然，後來才意識到，他其實就是在跟我告別。
伯伯住院以後，1975年5月的一天，他以前的老護士緊急給我打電話，我趕到她家後她說，伯伯前兩天來北京醫院，走在路上突然跟旁邊的人說，他還能活半年。醫生護士都著急壞了。他們就想隻能讓我去跟伯伯聊一聊。我當時騎著自行車就找七媽去了，我跟她說我得去看他。七媽說，那我幫你打個電話吧，你在電話裏跟他說一說。
對話 周秉德
這通電話，是周秉德和伯伯周恩來的最後一次通話。周秉德一生聽伯伯的話，但卻在這次通話中，周秉德有生以來第一次批評了這位“又是長輩、又是領導人”的伯伯周恩來。
周秉德：一開始他就跟我聊這聊那的，問我孩子怎麽樣，公公婆婆怎麽樣，父母怎麽樣……我說伯伯你別說這些了,我有事情要跟你說，我要好好批評你，因為你說了不該說的話。他說我就是隨便說一說嘛，就是跟他們開開玩笑，他馬上就意識到我在說什麽了。我說這個玩笑不能開的，你不可以有這個想法。那是我第一次批評伯伯，以前都是我聽他的，從來不敢批評伯伯，但那次我是真的在批評他。當時我也傻，不懂，還跟他說你要到南方去轉一轉，去看一看，但實際上他那會兒已經不能出去了。伯伯的病情都是被嚴格保密的，所以我其實並不知道他病到什麽程度了。而且因為我是他們最親近的人，大家也特別不願意跟我說實情。
△周恩來入院治療時住的病房
周秉德：伯伯走的時候，大家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我。但我當時正在上海出差，不在北京。結果1月9號早上聽到了持續特別久的哀樂，我馬上就意識到是伯伯去世了。我當時一下就受不了了，感覺昏天黑地的，趕緊買機票回北京。到了北京我就直奔西花廳，一看見伯母我就跟她抱了起來，我說七媽你千萬要保重。她說，不哭，咱們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咱們要挺住。她再三跟我說，咱們不哭，要堅強。第二天專門把我跟六妹秉建找過去，在北京醫院小小的告別室裏，七媽吩咐專門把我跟六妹秉建找過去，跟伯伯的遺體告了別。當時真的太難過了，我們隻能繃著臉讓自己不哭，多看看伯父的遺容。
△周秉德 周秉建 與 周恩來遺體告別
田川：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您都不願意提起自己和周總理夫婦的關係。
周秉德：是的，從小他就教育我們，不要跟別人講和他們的關係。他說你們在外麵就是普通學生，長大了就是普通老百姓。
1996年的時候，遼寧人民出版社的一個編輯多次找到我，想讓我聊聊和伯父伯母的故事，寫本書，我不肯。後來中新社有位朋友跟我說，人家來找你出這本書，不是為了他們自己，也不是為了你，是為了全國老百姓和子孫後代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共產黨的領導人。
對話 周秉德
多年來，周秉德一直銘記著伯父周恩來的教誨，過普通人的生活。直到2001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由她口述的《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周秉德這個名字才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
△《我的伯父周恩來》 周秉德 著
對話 周秉德
“秉德”二字出自屈原作品《橘頌》辭裏的“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是伯父周恩來在南開大學的同學給她起的名字。周秉德在書中寫，回想自己的人生，這個名字對我是一種約束，也是一種激勵。
周秉德：伯父伯母對我的教育永遠在我心裏。
田川：您覺得這種特殊的身份標簽給您帶來的是更多的禁錮，還是給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周秉德：禁錮肯定是有的。我要管束好自己，不能做太爛的事情，不能給他們抹黑。處處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能讓人家指著我說，你看周恩來的侄女怎麽表現的這麽差。但我真的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是老百姓中的一員。我的下一代也都知道這個道理。我兒子高中畢業後沒有繼續上大學，就在一個小街道工廠裏工作。別人就跟他說你媽媽在外貿局當人事處副處長，還不讓她在外貿局給你搞個工作幹。他沒找過我，而且我也不可能給他做這件事。當時外貿工作非常吃香，我又在人事處，但是我就要求自己不能給他安排工作。所以他就在很破爛的街道工廠裏打蚊子打蒼蠅，後來通過他自己的努力也慢慢做起來了，現在做得還不錯。
對話 周秉德
2016年，為了傳承和弘揚周恩來的精神，周秉德和兒子成立大鸞翔宇慈善基金會。“大鸞”、“翔宇”分別取自周總理的乳名和字，寓意基金會秉承“懷慈善之恒心，獻福祉於民眾”的使命，致力於繼承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遺誌。
周秉德：上世紀五十年代，周總理在訪問尼泊爾的時候給一所學校建了一棟樓。後來經過地震樓有點不結實了，我們基金會就去幫著重新維修了一下，現在那棟樓也還挺好的。蒙古國我們基金會也去了，他們的學生在學中文，我們還跟他們進行了一些作文上的交流。基金會扶貧去了黔東南，是我國最貧困的地區，那裏的學生很難有走出去的機會，我們幫助一些學生去外麵讀書。後來他們回到家鄉，有的做了老師，有的做了副村長，很能幹。去年我又去了這個村，變化太大了。
對話 周秉德
耄耋之年的周秉德仍會隨團隊親自走訪邊遠山區，資助失學孩童，提供醫療救助，也會把周恩來和一眾先烈們的故事講給現在的人們聽。
周秉德：助理說我現在忙的就像個陀螺。
田川：這麽忙不辛苦嗎？
周秉德：辛苦，但我覺得是應該的，因為這個社會需要傳承紅色精神。總理的精神，他的家風，我不可能把他所有方麵都了解到，隻能從我的角度跟大家講一講我受到的教育。我也不會到處主動給別人講，但隻要找了我，隻要我還能講，我就會去講。現在歲數也不小了，但我還可以再講一講。
△廬山含鄱口 鄧穎超拍攝
周秉德：這張照片是伯母在廬山含鄱口拍的，伯父伯母都非常喜歡。我結婚前伯伯問我，七媽給你東西了嗎？我說給了，給了不少生活用品。然後他說我還沒給你呢，這張照片給你吧。當時照片被放大了還裝進了相框，他們其實是準備擺在自己房間裏的，但是伯伯把它作為結婚禮物送給我了。到現在我的床頭還是這張照片，永遠是這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