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雪峰在當年案發現場附近。
吉林省檢察院決定向吉林高院發再審檢察建議4年多後，未等到進一步消息的劉雪峰，日前再次向吉林高院提出申訴。
他被法院認定是1991年一起殺人案的凶手，該案在當時影響惡劣——被害人為一名校警，其身中三十餘刀，左右兩側臉頰各被劃出六七厘米長的傷口。法院一審判處劉雪峰死刑，二審雖仍認定他“殺人手段殘忍，後果嚴重，應依法懲處”，但認為判死刑“量刑欠當”，改判死緩。
留下一條命的劉雪峰及家人多年來不斷申訴喊冤，1995年，吉林高院受理劉雪峰父親劉景瑞的申訴，於1998年作出駁回申訴通知書。2009年，劉雪峰經過數次減刑後出獄，繼續申訴。2018年，吉林省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決定向吉林高院發出再審檢察建議。但此案此後再無進展。
目前，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高文龍、楊嵐正免費為劉雪峰代理申訴，他們研判案卷、實地走訪後，日前已向吉林高院提交申訴材料。律師認為，原審判決中除劉雪峰供述外，全案沒有客觀證據或言詞證據能夠直接證實劉雪峰作案，本案不能排除真凶另有他人的合理懷疑。
一起“殘忍”但“判死刑欠當”的殺人案
劉雪峰生於1970年，中學沒畢業便成了鬆原扶餘市三岔河鎮的一名苗圃工人。21歲時，劉雪峰的人生軌跡發生改變。1991年8月1日21時40分許，三岔河鎮一中校警辛某某在校外胡同遇害，其身中三十餘刀，左右兩側臉頰亦被人用刀劃破。
劉雪峰告訴澎湃新聞，案發後，警方在周邊走訪時，他曾主動向警方提供證言，稱其在路上偶遇過辛某某，當時他從未婚妻家出來回自己家，先後與辛某某、一騎車男子迎麵而過。後又遇見一熟人，打過招呼後便回到家中。
隨著警方的調查，劉雪峰成為疑犯。1991年11月15日，劉雪峰“因殺人被收容審查”。
需要指出的是，根據1985年《公安部關於嚴格控製使用收容審查手段的通知》及1991年《公安部關於進一步控製使用收容審查手段的通知》，劉雪峰屬於“本地作案，身份清楚”之人，並不適用收容審查措施，依法應當“采取拘留、逮捕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其他法律措施”。而從1991年11月15日至11月27日，劉雪峰一直處於被收容審查狀態。
1991年12月4日，劉雪峰被批捕，後由吉林省檢察院白城分院向白城地區中級法院提起公訴。1992年11月6日，白城中院作出一審判決，判決書共兩頁，不足千字。
該一審判決書稱，白城中院經公開審理查明：1991年8月1日21時40分許，被告人劉雪峰因瑣事在未婚妻張某某家與張發生口角，賭氣從其家出來，行至三岔河一中西側胡同時，與迎麵走來的三岔河一中校警辛某某相撞，繼而發生口角。被告人劉雪峰掏出隨身攜帶的尖刀，照辛的背部、胸部連刺數刀，後又照辛的臉部兩側各劃一刀，致辛當即死亡後逃離現場。經法醫鑒定，被害人辛某某死於大失血、氣血胸。
判決書稱，上述事實清楚，有證人證言，現場勘查筆錄，屍檢報告，物證在卷為憑。被告人劉雪峰雖推翻原供，但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白城中院認為，被告人劉雪峰目無國法，僅因走路相撞發生口角，而持刀行凶殺人，致被害人辛某某死亡，已構成故意殺人罪，手段極其殘忍，情節及後果特別嚴重，實屬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經該院審判委員會1992年度第38次會議討論決定，依照《刑法》第132條、第53條第一款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之規定，判決被告人劉雪峰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
一審宣判後，劉雪峰不服，上訴至吉林高院。上訴理由包括，其沒有作案時間，認定的作案凶器不符。其辯護人認為，認定劉雪峰作案證據不足。
二審並未開庭審理。1993年8月31日，吉林高院經過書麵審理後作出二審判決。吉林高院審理查明，原判認定劉雪峰用尖刀將辛某某殺死的事實，有證人張某等人證實，劉雪峰有作案時間，並有現場勘查記載及法醫鑒定等佐證，足以認定劉雪峰作案，其上訴理由不予支持。
二審判決書顯示，吉林高院認為“劉雪峰殺人手段殘忍，後果嚴重，應依法懲處。原審判決定性準確”，但並未維持一審判決，而是改判劉雪峰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改判死緩的理由為：“但據本案情節，量刑欠當。”
2018年，吉林省檢稱複查後認為該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出獄後繼續申訴，吉林省檢曾建議再審
白城中院、吉林高院認定的劉雪峰“殺人手段殘忍”，從屍檢報告可見一斑，屍檢報告顯示，被害人辛某某身中30餘刀，有8刀刺入胸腔，其左右兩側麵頰各被刀割出六七厘米長的傷口。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實行“嚴打”的刑事政策，該案一審判決引用的《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即於1983年開展“嚴打”時獲通過。在這種背景下，法院一方麵認定該案“手段殘忍，後果嚴重”，另一方麵認為判死刑“量刑欠當”，被認為是判決“留有餘地”。
劉雪峰告訴澎湃新聞，他與辛某某並不認識，案發後他才從別人口中得知遇害的辛某某是鎮一中校警，“倆人不認識，怎麽可能僅僅因為走路碰了一下，就捅人家幾十刀，還把人家臉劃破？我是屈打成招的。案發前，一中發生過多次偷盜案件，我懷疑是偷盜團夥打擊報複，不然不能有這麽大的恨。”
二審判決生效後，劉雪峰被關進吉林省公主嶺監獄服刑。入獄後，劉雪峰仍不斷申訴，其家屬也四處奔走喊冤。1995年，吉林高院受理劉雪峰父親劉景瑞的申訴，並於1998年作出駁回申訴通知書。
該駁回申訴通知書稱，原判“事實清楚，被告人亦多次供認，有證人證言、現場勘查筆錄、法醫鑒定等證據在卷，認定屬實。審理認為，你（劉景瑞）提出劉雪峰沒有殺人，沒有充分事實根據；你還提出劉雪峰在公安機關逼供下供認犯罪，經查亦無事實根據。故駁回申訴，維持原判”。
此後，劉雪峰及家屬雖繼續申訴，但無甚收效。劉雪峰說，後來管教也不肯給他寄申訴材料，隻是勸他認罪，安心服刑。
經過多次減刑，劉雪峰於2009年7月21日刑滿出獄。
出獄後，劉雪峰重新做回苗圃工人。他稱，後來他通過媒體得知聶樹斌、呼格吉勒圖等冤錯案獲得糾正的事情，於是又聘請律師調出案卷，再由身為刑警的舅舅分析研判並組織申訴材料提交相關部門。
2018年8月，吉林省檢察院對劉雪峰作出刑事申訴複查通知書稱，經複查認為，原審法院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決定向吉林高院發出再審檢察建議。劉雪峰稱，此後吉林高院法官曾聯係他做過一次筆錄，但在那之後便再無消息。
之後，劉雪峰決定向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求助，該所有一項“蒙冤者援助計劃”，吉林劉忠林等冤錯案當事人曾受到過這項計劃的無償援助。該所在研判過劉雪峰故意殺人案案卷後，決定進行援助，並指派高文龍和楊嵐律師代理劉雪峰的申訴事宜。
律師和劉雪峰（戴帽者）在當年案發地附近走訪。
再次向吉林高院申訴
楊嵐告訴澎湃新聞，他們前不久通過實地走訪案發地、研判案卷材料，重新組織了申訴材料，已經提交給吉林高院。
律師針對該案提交的申訴代理意見認為，原審判決中，除劉雪峰供述外，全案沒有客觀證據或言詞證據能夠直接證實劉雪峰作案，本案不能排除真凶另有他人的合理懷疑。
申訴代理意見稱，根據偵查人員於1993年4月5日出具的《辦案說明》，所謂的“劉雪峰作案時所穿中山裝”上並未鑒定出被害人血跡，也未體現出是否有血跡。
關於“作案時穿著藍色中山裝”的說法，劉雪峰向澎湃新聞稱，他當時被誘供，“因為中山裝是深色的，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麽證人沒看到我身上有血跡。其實我那天穿的是白色的襯衣，那麽熱的天，不可能穿中山裝。”
證人張某軍證言稱，當天案發後劉雪峰由北至南行至三榆路時，其還未發現劉雪峰時，劉雪峰主動和他打招呼、搭話。
此外，律師通過梳理隨案移送的證據材料發現，在案證人證言可以分為四大類：關於案發時附近情況、報案經過的證人證言；關於劉雪峰案發當日情況及事後表現的證言；劉雪峰同室羈押人員辛明的證言；根據劉雪峰供述展開詢問的其他證人證言。即，本案沒有能夠證明劉雪峰作案的直接目擊證人。
現場勘驗筆錄記載，現場遺留有不屬於被害人的銅質刀鞘一隻、紅色木質刮刀把一把，偵查人員已提取，具備獲取指紋信息的條件，但在案卷材料中並沒有相關物證。
案發後，公安機關也曾采集過劉雪峰、姚某某等人的指紋。律師認為，偵查機關采集指紋的目的，應是進行比對。比對的前提，是在案發現場提取到了指紋樣本。但現有材料中，既無比對結果，也無比對樣本。
關於作案工具的數量及特征，劉雪峰在案共計 9 份偵查階段訊問筆錄，先後形成了至少 5 次不同版本的供述。
在案移送劉雪峰訊問筆錄共計10份，包括9份偵查階段訊問筆錄，1份審查起訴階段訊問筆錄。其中，第1份和第3份訊問筆錄中，劉雪峰稱自己無罪。從審查起訴階段起，至一審、二審時，劉雪峰全部作無罪辯解。
關於作案工具的數量及特征，劉雪峰在偵查階段的9
份訊問筆錄中，先後形成了至少5次不同版本的供述。律師認為，劉雪峰一方麵進行有罪供述，另一方麵在作案工具的數量、特征等關鍵事實上無法形成穩定供述，反而前後矛盾、反複不定，其有罪供述真實性存疑。同時，凶器的來源和去向，最終也未能查明。
關於作案工具的種類，在案3份鑒定結論也不一致，1991年8月7日扶餘市公安局技術科出具《屍檢筆錄》認為凶器“一種為單麵刃刺器，另一種為兩麵鈍刺器”，1991
年12月27日白城地區公安局出具的《工具痕跡分析意見書》，以及1992年5月14日白城地區公安局出具的《複核檢驗意見書》認為，凶器為同一種工具。
對於後兩份意見書，律師提出質疑，根據 1987年《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和1980
年《公安部刑事技術鑒定規則》，本案不屬於應當報送上一級公安機關檢驗核定的情形，卻在第一份鑒定結論作出後，時隔近5個月再次報送上級公安機關進行複核檢驗，同時，未依法說明提請複核的原因。
此外，律師認為，行凶人能夠於短時間內迅速在胸腹部、兩側肋部、背部、麵部造成30餘處創口的作案手法，不能排除本案是帶有打擊報複性質的團夥作案這一合理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