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外部來稿
自2019年美國媒體首次用“脫鈎”（Decoupling）來形容中美關係發展趨勢以來，“對華脫鈎”已經成為了世界政治、經濟領域發展的一條隱約暗線，並從美國向歐盟、英國、日本、韓國、澳洲等眾多國家蔓延。
在此基礎上，通過對中國被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脫鈎的過程進行持續跟蹤研究，安邦智庫（ANBOUND）宏觀研究團隊發現，這種脫鈎是一個複雜的係統變化。就其發展而言，可以被劃分為三個層次：政府脫鈎、企業脫鈎與市場脫鈎。可以預見的是，如果世界與中國在這三個層麵上都出現了大規模的、係統性的、深入的脫鈎，中國與世界經濟將被真正隔絕開來。這將是最壞的情況，也是中國必須盡力避免的情況。
第一個層麵是政府脫鈎。政府脫鈎主要指的是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等國家機構在政治層麵推動的對華脫鈎行為。同時，美國政府和政客往往還會聯合盟友共同行動，將政府脫鈎擴展至盟友國家，成為更多國家的政府行為。
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政府更替雖然在各個領域發生了變化，但美國遏製中國的戰略沒有變，重構對華經貿關係的方向也未變。不過，與特朗普簡單祭出關稅大棒不同的是，拜登政府更多通過係統的、多邊的“圍剿”行動，來重塑中國周邊和國際經貿環境。一方麵，拜登政府默認了特朗普時期留下的對華關稅，並未升級也並未取消；另一方麵，美國又在區域層麵搭建“印太經濟框架”、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等平台，並有意將中國排除在外。
俄烏衝突和新冠疫情的爆發，也在不同層麵上主動或被動加劇了中西方的隔閡與分歧，並促使歐洲、澳洲和日韓等美國盟友比過去更積極地參與到對華關係調整中來。例如，在美國主導下，美、日、韓三國與中國台灣地區建立了“芯片四方聯盟”，旨在將中國中國排除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在此基礎上，2022年5月，美國主持啟動了“印太經濟繁榮框架（IPEF）”，尋求在亞太地區重構以美國為主導的友岸集團式供應鏈，形成部分去中國化的供應鏈。
2022年5月，美國主持啟動了“印太經濟繁榮框架（IPEF）”，尋求在亞太地區重構以美國為主導的友岸集團式供應鏈，形成部分去中國化的供應鏈。（資料圖片）
作為美國長期傳統盟友，歐洲國家被捲入了對華脫鈎浪潮中。不過，與美國不同，歐洲在對華關係態度上呈現了更多內部矛盾。一方麵，隨著拜登政府推動“回歸跨大西洋同盟”，歐盟與美國在經濟領域，尤其是高新科技方麵的合作進一步加強。加上俄烏衝突的教訓令歐盟開始反思對華依賴，歐洲各國開始在對華經貿合作方麵進行調整，並試圖通過在高科技等領域對華脫鈎來確保戰略自主。例如，2021年，歐盟基於所謂的“新疆人權問題”，對中國有關個人實體實施單邊製裁。隨後，歐洲議會更是直接取消了中歐投資協定審議會議，將該議程凍結。
但在另一方麵，以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為代表的歐洲政要在接連訪問中國後，又明確表達了反對徹底對華脫鈎的看法。例如，德國總理朔爾茨就表示，“脫鈎是完全的錯誤”，“德國必須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開展貿易”。可見，與美國相比，歐洲在對華關係中的意圖更加務實。儘管與美國維持著緊密的盟友關係，但歐盟在對華問題上不會對美國亦步亦趨。儘管如此，中國與歐洲間在地緣政治層麵仍然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矛盾，雙邊關係間的“離心力”仍然不容小覷。
第二個層麵是企業脫鈎，這指的是在政府的限製和製裁下，各國企業被迫減少或中斷與中國經貿往來的行為。例如，近期標準普爾全球評級在追蹤了台積電、三星等跨國公司的全球佈局動向後指出，按照當前趨勢，到2025年，中國中國在全球筆記本電腦生產中的佔比將從2021年逾80%，下降至少10-20個百分點；手機生產佔比則將縮減15個百分點。分析師指出，這種轉移對於企業自身而言無疑代價高昂。但在美國限製跨國企業繼續擴大對華投資能力的背景下，這種代價也是無可避免的。
美國、日本和荷蘭傳達成協議，同意一同限製向中國出口部份先進芯片製造設備。（Reuters）
地緣政治環境惡化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全球企業對中國的態度。儘管中國龐大的市場空間對跨國企業仍具有較高的吸引力，但來自外國的政策壓力和引力也在與日俱增。例如，通過《芯片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美國政府為投資美國的半導體、新能源等高精尖科技企業提供了高額補貼。
同時，歐美國家對來自中國的商品施加嚴格的關稅壁壘或準入限製，在客觀上迫使更多企業將供應鏈遷出中國。新冠疫情暴發對全球供應鏈產生了一定衝擊，這促使企業反思在供應鏈上過度依賴中國的弊病。俄烏戰爭爆發讓企業看到了地緣政治事件對跨國商業活動的毀滅性打擊。在此背景下，
當企業重新審視不斷惡化的中國與西方世界關係時，會擔心自己在中國麵臨類似風險也就成了自然之事。
第三個層麵是市場脫鈎。所謂市場脫鈎指的是由於擔心違反美國及其盟友的對華製裁與限製，以企業為主的市場主體自發減少從中國購買的產品或縮減與中國的生產合作，其結果是國際市場主動減少與中國企業和市場的聯繫。從經濟上看，市場脫鈎是世界與中國脫鈎的最深層次，對中國的經濟威脅也是最大的。
Dell創始人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首次公開承認，戴爾公司的“去中國化”進程是在回應客戶的要求。 (Getty
Images)
近日，戴爾電腦（Dell）創始人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首次公開承認，戴爾公司的“去中國化”進程是在回應客戶的要求。他指出，戴爾公司的客戶正要求該公司分散零部件採購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主要原因是中美地緣政治關係正變得愈發緊張，而新冠疫情此前也暴露了半導體等零部件生產中斷的風險。同時，中國台灣企業緯創資通日前發布公告稱，計劃結束泰州地區工廠的運營。其公告顯示，雖然本決定與泰州工廠的連年虧損有關，但同時也與全球經貿局勢和客戶需求變化有關。此外，在中美博弈最激烈的半導體領域，全球客戶的擔憂也在日益升溫。2022
年末，有媒體曾報道，美國半導體客戶正在拒絕來自中國的產品。他們要求，即使是由韓國國內半導體工廠設計的產品，也要提供不是由中國代工廠生產的“原產地證明”。
可以看到，全球範圍內的對華脫鈎進程，正逐漸出現需求端和下遊市場倒逼上遊生產的趨勢。從上述案例可見，在地緣政治因素和供應鏈重構浪潮推動下，國際市場開始有意識地避開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脫鈎行為，無疑比美國政府和政客推動的“去中國化”進程破壞更大。在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看來，一旦來自終端客戶即市場層麵的“去中國化”成為趨勢，世界市場係統性規避中國的態勢將被固化。
如果生產端和需求端的“去中國化”需求彼此應和、彼此推動，則很可能形成某種惡性循環。在此情況下，全球企業推進對華脫鈎的步伐，勢必將大幅加快；在來自產業界的阻力減小後，歐美各國在政府層麵的對華脫鈎能力，恐怕會大大加強。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國際市場的脫鈎傾向，無疑格外值得高度警惕。
最終分析結論：
從政府、企業到市場，世界與中國的脫鈎正在多個層次進行。如果中國在三個層次都出現了大規模、係統性、深入的脫鈎，這將是中國與世界經濟體係的真正區隔，中國要儘量避免這種最壞的情況出現。
本文轉載自安庫智庫2023年5月10日《每日經濟》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