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小區綠化帶將轉農田。網絡圖片/古亭提供
近日，中國政府啟動部署2023年全國農業綜合行政執法“穩糧保供”專項行動，即在各地推行“退林還耕”。曾經在“退耕還林”政策指導下栽種的大批樹木，一夜之間被清除，原來的林地又變成了耕地。比如，成都將耗資數百億元建成的環城綠化帶鏟平，計劃三年內將同一片區域打造成十萬畝農田。另外，各地紛紛派出大量“農管”，在地方官員和警察的協助下，走到田間地頭，要求農民停止種植經濟作物，將耕地改種糧食。從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視頻來看，各地的農管經常不顧農民意願，將農民種植的非糧食類作物強行鏟平。例如，4月23日，廣西南寧，警察和農管隊共鏟除六千餘畝煙葉。此外，各地還有很多竹子、果樹、花卉等農地被鏟平，使農民蒙受大量損失。
此次行動，源自年初中央發布的文件。今年2月13日，中央發布一號文件，強調抓緊抓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有觀察人士認為，近幾年爆發的疫情和俄烏戰爭，劇烈衝擊全球糧食供應鏈，在這種背景下，糧食安全再次成為了決策層關注的重要議題。並且近年來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不斷惡化，大範圍實行“退林還耕”，可能也是為將來潛在的糧荒做準備。
但是，這種運動式的做法真的有用嗎？我深表懷疑。我認為，中國的糧食危機恐怕比外界想象的嚴重，中國出現新的饑荒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擴大種植麵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重點是分配資源的機製，這不是農業問題，是政治問題。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對饑荒的研究，近代社會發生饑荒並不僅僅是因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機製的不公，即人們的正當權利沒有獲得製度性的保障。盡管有很多饑荒確實發生在糧食產量下降之後，但有些饑荒卻發生在糧食產量的高峰時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饑荒。1974年孟加拉糧食產量比上一年增長13%，人均糧食產量增長5.3%。但當地農民因為之前發生的洪水災害，無法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獲得就業機會，從而通過交易獲得糧食的機會也大大降低。看來，真正的問題並非糧食供應量是否充足，而在於人們獲得食物的渠道是否暢通。當人們免於饑餓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時，糧食再豐收也無濟於事。森進一步得出結論：在現代曆史上，有獨立反對黨和媒體自由的民主社會從來沒有發生過饑荒，而發生饑荒的地方，沒有一次是因為糧食不足。
中國存在饑荒風險的原因之二是，行政幹預生產一定沒有好結果。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名作《國家的視角》中，用德國、蘇聯、巴西、坦桑尼亞等國的失敗案例雄辯地說明，國家自上而下的計劃項目，隻會帶來災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和1959-61年發生在中國的三年大饑荒，兩場饑荒爆發的原因都是共產黨當局用行政手段幹預正常的農業生產，且在饑荒爆發後繼續用強力阻止農民自救（強製征糧，阻止農民逃荒等）。從退林還耕的簡單思維可以看到，習近平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還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而毛時代的各種災難，就是罔顧經濟規律和基本人性，行政胡亂幹預的結果，這種陳舊思維將大大限製中共麵對危機的選項。
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