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的女戰士網絡截圖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西路軍”的下場遠比劉亞洲所披露的更悲慘、更恐怖》在文學城上轉載後，一位叫“true? ”的網友發表評論說：“剛開始看還覺得是這麽回事，到後麵那麽多胡說八道，結果除了跟劉亞洲寫的差不多的部分，別的都不可信了。再說你比劉亞洲早三十年知道，為什麽到現在才說？估計是現在才在別人的要求下，參照了劉亞洲寫的再添油加醋一番才編好吧。”
這位網友有所不知，早在三十一年前，也就是筆者成功逃離中國大陸的次年，就已經開始撰文披露自己所了解的關於“西路軍”史實的第一手資料，真的不是“到現在才說”。當年的美國、香港、台灣等地都有很多的“反動刊物”，比如當時還是紙刊的《民主中國》，以香港的《開放》雜誌等，都曾經發表過筆者的相關回憶文章，其中對於幸存女紅軍淪為“焦家婆姨”的故事，要比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更詳細。
多年前筆者在我們的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一篇文章《不準拿黨史“說事”，隻是因為黨史太恐怖》中，也向讀者聽眾們介紹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筆者作為甘肅省永昌縣的“路線教育工作組”成員，於坐落在甘肅和青海交界的祁連山半山腰的一個叫祁家莊的窮鄉僻壤裏的所見所聞。
當年的中國大陸上的“路線教育工作組”的任務就是抓所謂“農村階級鬥爭”和“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在農村地區的反映”，所以我剛進村就有才從城裏下來不久的新“知識青年”向我這個“老知青”大驚小怪地警告說他們發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他們說生產隊長推薦的一個對他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的老雇農竟敢對他們進行“反革命宣傳”，胡說四九年以前日子再苦也還過得下去，那六零年可就把人餓饑慌了(餓極了的意思)。
被這件事情嚇白了臉的生產隊長趕緊把那老雇農和他的婆姨（女人或妻子之意)找來，我發現那老婦人竟然是四川口音。
筆者截止當年被迫“上山下鄉”之前的十年左右時間都是生活在一個大型國企的家屬區裏，因為當時全國動員“支援三線建設”的原因，這個家屬區裏的一些孩子是隨父母從東北鞍山或者四川攀枝花等地遷過去的，所以筆者從小就對東北、四川等地的口音十分熟悉。
生產隊長拚命向我解釋說:“他們兩人一是沒有文化，二是也老糊塗了，工作組同誌你千萬別把他們的話當個事情。再說，這老婆子也不容易，國民黨的那個時候還是個女紅軍，讓馬匪的回回兵給……”
隊長說到這裏看見那老夫婦的眼裏冒著凶光，不敢再說下去。我趕緊安慰老夫婦說:“你們都沒有文化，說錯話沒關係，以後別再亂說了就行。”
“錯個了球!”老雇農不顧婆姨的阻攔，張口開罵：“國民黨的時候我給地主當了二十年長工，隻要幹活就能有飯吃。一九六零年的時候幹活的比不幹活的餓死的還快。現在比六零年好點也好的不多。四十年前我是這搭(即這個地方)最窮的人，可是再窮也還把這個紅軍婆姨養活了。現在可好，一個村裏就有二十多個三十大幾的漢子沒有婆姨。四川來的女子百八十斤全國糧票就能換一個，窮漢子們還是換不起。隊裏讓我給城裏來的青年講‘新社會’的甜。啥叫個甜?糖才叫個甜，可我老漢已經二十多年沒嚐過糖是個啥滋味了。城裏來的青年說我是反革命，他們知道個啥?我就是個反革命又能把我做個啥?大不了來把我這老漢球咬掉。”
我們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1937年12月，毛澤東在召見李先念等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評論說：“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
對如此不顧事實，甚至完全是顛倒黑白的論定，李先念及徐向前等少數僥幸活了下來的前“西路軍”將領為了“顧全大局”而隱忍了40多年，直到1980年，日後被中共黨史、軍史界譽為“給西路軍正本清源第一人”的朱玉撰文《“西路軍”疑》，才為還原西路軍的曆史真相打開缺口。
而正是這位朱玉教授，就曾經關注過筆者一九九三年在境外刊物上發表的講述徐先前一九三七年流落甘肅省永昌縣雙灣地區的故事。這是當地一個曾經管過“知青“工作的前公社幹部寫信告訴我的。他本人就是在天生坑長大的。
西路軍戰敗後，像李先念、徐向前等將領們雖然僥幸活了下來，但在逃亡的路上再也不可以有往日“革命首長”的威風了。劉亞洲的嶽父李先念當時率領著幾十人逃進深山與狼共舞，過了好長一段土匪不像土匪，乞丐不像乞丐的生活，曆盡千難萬險才到了新疆，後來被從蘇聯回國路經新疆的陳雲找到保送到延安，並向毛澤東引薦。這就是毛澤東去世後的十幾年裏李先念緊緊追隨陳雲，共同與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對抗的曆史原因。
一九七三年筆者在永昌縣地處騰格裏沙漠邊陲的雙灣公社“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一個當地農民給我講述過一九三七年徐向前流落到此的故事。
一篇標題為《紅朝的那些事情》的網文中記述說：……這一天晚上，陳昌浩、徐向前和警衛排黯然離開部隊，很難想象陳昌浩的心情：他的老婆張琴秋也在大部隊裏，而陳昌浩卻要扔下她和戰友們，獨自逃命。
陳昌浩和徐向前運氣不是一般的好。他們離開大部隊後，在當地碰到一個漢族醫生，叫但複三。 但複三是個講義氣的人。看到兩個紅軍首長落難，硬是冒著殺頭的危險，收留他們在家裏過宿。第二天,徐向前打扮成放羊的流民，一路要飯過了黃河，又翻過六盤山，終於同援西軍會合；陳昌浩卻比較倒黴，他發了高燒病了一場，病好後沒有去陝北，而是讓但複三陪著去了西安；在西安沒找到延安辦事處，又回了湖北老家，最後從西安轉到耀縣，千辛萬苦才回到延安。
該文中說：陳昌浩和徐向前走了，西路軍還有兩千多人，分成三路突圍。其中由傷病員、婦女組成的分隊幾乎全部損失……。
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說的“焦家婆姨”，想必就應該是被陳昌浩、徐向前等將領們拋下的“婦女分隊”的成員之一。
中共黨史資料中介紹說：當時的馬家軍到處張貼通緝令，懸賞捉拿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各個山頭把守更嚴了，他們不認識徐向前，因此嚴密盤查，見人就抓，抓起來就審問是不是徐向前、認識不認識徐向前……。
至於徐向前日後的遭遇，筆者聽到的故事是：徐向前當時為躲避馬家軍的追剿，裝扮成了一個算命先生，拉著一口白駱駝。當地雖然駱駝很多，但白色的很少見，所以徐向前的一口白駱駝加上一副水晶石的眼鏡，就顯得有幾分仙氣了。但因為此地交通不便，平時極少有外地人造訪到此。所以徐向前的一口濃濃的外地口音使當地人不用問就明白他十有八九是被馬家軍打敗的紅軍，人人都避之不及，生怕被馬家軍以“通匪”罪名滿門抄斬。
當年的雙灣公社如今早已更名為雙灣鎮。轄區內有一個叫天生坑的村落，當年流落到此的徐向前曾用一個金戒指向當地一個姓黃的地主換了一盆麵條吃。這個地主難辨戒指是真是假，但知道“真金不怕火煉”的道理，所以還把戒指丟進灶火裏燒了半天。
這個地主當時大著膽子把徐向前留住了一天，告訴了他去新疆的路線，臨別時還給他帶了幾個白麵饃(當地的饃饃蒸得很大，一個至少也有一斤多重)。
徐向前本人也確實像李先念日後的紀念文章裏寫的那樣，即使在打了敗仗的“嚴重白色恐怖的日子裏”，也“毫不灰心喪氣”，堅信“革命事業的成功”是早晚的事。所以。臨走時給那個地主寫了一張條子，囑咐他一定保存好，“日後也許用得著”。
當時的徐向前打聽了去新疆的路線，但此後卻反其道去了涼州（今名武威），繼而又從涼州去了陝北，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當年的這個地主當然不可能預想到有一天中國大陸會是中國共產黨坐了天下，隻是因為覺得這個“算命先生”不像個凡人，所以真把那張字條縫在棉襖裏子裏留下了。
一九五零年，這個地主因為曾逼死過人命而被判處死刑，聽完宣判才弄明白如今要槍斃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當年的紅軍。於是拆開襖裏子，向軍管會的人出示了那張條子。地方軍管會的人對此辨不出真偽，於是把條子上交甘肅省軍管會，省軍管會又電報中共中央，回答是“確有此事”。
結果，這個地主被免除一死，改判十三年徒刑。後來因為在監獄裏表現好，一九五六年就被釋放回家了……。
一九六零年前後的三年大饑荒時期，甘肅省是中國大陸上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筆者曾經在網絡上讀到過數篇披露三年大饑荒時甘肅省的具體情況。
1960年是甘肅大饑餓大死亡的高峰，全省各地區都呈現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慘景：張掖專區整體死亡率高達45.06‰，死亡人數103217人，自然增長率呈-26.78‰，人口自然減員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達43.57‰，死亡人數16129人，自然增長率呈-28.
21‰，自然減員10442人；張掖市人口死亡率高達6.
46‰，死亡人數20296人，自然增長呈-45.62‰，自然減員15314人；安西縣死亡率高達53.21‰，死亡人數20296人，自然增長呈-45.62‰，自然減員15314人；高台縣死亡率竟高達72.04‰，死亡人數11262人，自然增長呈-65
29‰，自然減員10206人。此外，武威專區人口呈負增長的有永昌縣，人口自然增長為-20.77‰，民勤縣為-35.30‰，武威縣為-26.78‰，敦煌縣為-8.09‰，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內。
前麵所說的徐向前曾用金戒指換麵條吃的那個雙灣公社（今雙灣鎮）的天生坑，就是永昌縣與民勤縣交界的地方。 當時的雙灣公社境內連死帶跑，共損失了近一半人口，天生坑大隊甚至出現過數起活人吃死娃娃肉的情景。徐向前的救命恩人在自己已經餓得全身浮腫，臥床不起的時候，用盡最後一點力氣向家人指點了當年他曾給徐向前指點過的去新疆的路線，讓家人到那裏去討一條生路。
這個可憐的老人雖然一九五零年沒有被槍斃，但最終還等於是死在共產黨手裏了。日後的當地老百姓都已經明白過來，如果不是共產黨的“合作化”和“大躍進”，自然災害再嚴重也還不至於大量餓死人甚至於活人吃死人。
當年中共的西路軍被打敗後的流落人員雖然吃盡了人間苦難，但最慘的也還能討到口飯吃以苟延生命。如果像共產黨治下的一九六零年那樣，當地人都被餓死無數，甭說草根樹皮，觀音土都沒處找去，哪來的剩飯給外來的人吃?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我是一九六二年隨父母到甘肅河西走廊的。當時我隻有七歲，祁連山腳下的景象給我留下的最深記憶就是墳比樹多。
當地人說:這裏的墳，一百座裏有九十九座都是裏麵沒有棺材的。墳裏麵的人不是多年前被馬回回殺死的，就是一九六零年前後被餓死的。
筆者早在三十一年前發表在《民主中國》
雜誌的文章中就已經感慨過：茫茫無際的戈壁灘上，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間的新墳裏裝的都是被共產黨餓死的人，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的舊墳裏裝的人到底應該說是被國民黨殺死的，還是應該說是被共產黨殺死的?如今，他們中的未亡人到老死的那一天都未敢對他們當年的那段曆史做一番完全忠實於事實真相的重新評價，真不知他們的冤魂還要繼續悲泣到何年何月！
(本期節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講）
(文章隻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