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是美國學者周策縱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增訂而成的，至今仍是關於五四運動研究的最好著作之一。

有趣的是，周策縱在密歇根大學最初報博士論文選題時，他的導師不太讚同這個選題，理由是“一個學生BAO動值得用一篇博士論文去寫嗎？”

正是為了解決導師這個質疑，周策縱提出了狹義與廣義的五四運動的區分，後來也寫進了本書的開篇部分。

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中國學生在北京抗議遊行的事件；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是中國在1917年—1921年間的複雜事件集合，它包括新文化運動、學生運動、罷市罷工、抵製日貨，以及新式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這一係列事件由兩個因素激發：一是“二十一條”和山東決議案所激起的愛國熱情；一是知識分子提倡學習西方，希望依據科學和民主對中國傳統重新估值，以建設一個新中國。

五四運動不是一次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由許多觀念主導的複雜活動匯合而成，因此，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個人有資格宣稱，是他一手策動並釀造了五四運動。

如今人們常說五四是愛國運動，此言不假，“愛國”的確是五四運動的基本動力，但“愛國”也是十九世紀下葉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共同情操，不是五四所獨有的特色。而且，五四的愛國，固然有救亡圖存的共同體精神，但其底色仍然是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與集體主義及專製主義的愛國迥異。

那麽，五四獨有的特色或者說精神是什麽？在本書作者看來，五四的真精神不隻是單純的愛國主義，而是民意至上、民權至上和思想覺醒的信念。五四的宗旨不隻是要推翻軍閥統治，也不隻限於外交問題，而是更廣泛的社會和思想變革：摧毀舊有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的偶像，建立更平等、更自由、更具現代文明特征的社會。

就本質而言，五四運動實際上是新知識分子對統治勢力的反叛。新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思想、製度和習慣，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舉起了義旗。他們的主張得到了市民、工人、商人和實業家們的支持。

在這種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民眾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所產生的思想改變是顯著的。傳統的倫理原則和教條被粉碎，偶像和權威在運動的衝擊麵前戰戰兢兢。盡管後來守舊派盡力維護，但舊傳統的聲譽已是江河日下，再也無法恢複。對新事物的熱情取代了對舊事物的崇拜。新的標準開始形成，知識階層乃至社會各階層的人生觀、世界觀都有了擴大和改變。

中國的新聞輿論界在五四事件後也有了較大進步。五四以後的報刊雜誌在技術和內容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其數量的迅速增長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所擁有的讀者大幅增加，政府和公眾對之也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視。

同時，普及教育得以擴大，其他教育改革也開始實行，一般知識分子的生活和學術研究有了顯著提高。由於五四運動，學校越來越多地講授現代知識，工業方麵的職業訓練開始與民族工業建立起更密切的聯係。學生和教員成立大量社團，社會和學術活動顯著增加，科學的方法和態度被廣泛引入和采用。

伴隨思想學術變革的是社會改革。五四之後，傳統的家庭製度開始衰落，人們越來越多地要求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中國青年竭力維護他們的人格和在社會中的權利，努力衝破舊的家庭和氏族製度。婦女地位得到提高，開始從傳統倫理、社會和政治枷鎖中解放出來。

與此同時，五四運動對中國的政治進程也產生影響，它為采用新的政治原則和建立新的政黨組織創造了有利條件。自此以後，政黨和大眾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之間建立了更密切的聯係，在綱領和政策中也更多地強調社會問題。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意識得到增強，而軍閥主義、專製主義和帝國主義成為廣受攻擊的目標，遭到公眾唾棄。

五四的傾向深入影響了以後幾十年中國的思想、社會和政治的發展。五四以後，新知識分子繼續要求現代科學與文化，要求一個有效政府以保證多民族國家中各民族的平等，要求個人解放，宣揚民主和獨立思考。雖然後來遭到強調“個人服從組織”思潮的阻擋，但其產生的深遠影響仍不容低估。五四在人們頭腦中所種下的破除偶像的種子不是輕易可以除去的，民主在人們心目中贏得了崇高聲譽，自此以後，甚至那些極力反對民主的人也隻能采取迂回對抗的手法。

當然，五四運動也有其缺陷。改革者們在對中國舊傳統進行批判時，很少有人對之作過公平的或懷有同情心的考察。這使得儒家學說和傳統中的許多精華遭到忽視或避而不提。另一方麵，新知識分子對於從外國輸入的新思想又過於輕信，往往大談空泛的“主義”而脫離實踐。

今天，回顧廣義的五四運動，大多數人會說，民主和科學是它留給我們最重要的遺產。然而，正如餘英時先生所言，德、賽兩先生雖久已入籍，卻仍未在中國大地上普遍地安家立業。“科學”在中國主要表現為“科技”，是“藝”而非“道”，為真理而真理的科學精神尚未充分建立；民主的地位則是“尊”而不“親”。因此，五四其實尚未完成。

在我看來，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現實遺產，是普通大眾積極的政治參與，是對既有權威的反抗，對新事物的渴盼，對個人平等與自由的追求。這才是最值得珍視的五四精神，也是當下仍然亟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