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北京長峰醫院發生一起造成29人死亡的嚴重火災。這起事件並沒有如之前的類似安全事故那樣立刻在中國的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發酵。
抖音、微博等中國主流社交媒體上火災現場黑煙滾滾，樓內的人在窗口高聲呼救的視頻很快被刪除。許多網民是在當晚近9時通過官媒《北京日報》一則簡短的通報後才知道這件事，而通報並沒有披露調查進度等細節，也沒有附上照片或者視頻。
理應在事發後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進行實時報道的記者和媒體都噤聲了。這引發了網民對於中國新聞現狀的熱烈討論，人們震驚於當局對於媒體和輿論的強大控製。甚至連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也對此表達了不滿。
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治下，中國的新聞媒體環境不斷惡化。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最新公布的“2023世界新聞自由度”排名，中國的排名比去年又下滑了四名，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僅排在朝鮮之前，再創新低。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報告指出，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監獄，並且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宣傳輸出國之一。在“世界新聞自由日”到來之際，兩位前中國媒體記者向美國之音講述了他們在工作中遇到的監管和所受到的限製，以及他們的新聞理想是逐漸被磨滅而選擇離職的。
中國新聞寒冬從整肅南周開始
中國也曾經有過一段媒體的黃金時代。創辦於1984年的《南方周末》就是這個黃金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於1998年進入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王誌安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自己就是在中國媒體最好的時期進入了新聞行業。當時南方報業集團旗下的幾份報紙引領了新聞改革。中國的新聞業也開始轉向以市場為導向，開始做老百姓願意看的新聞。記者們敢於報道貪汙腐敗等社會新聞，揭露陰暗麵。
央視也有《東方時空》和《焦點訪談》這樣的欄目。王誌安當年作為《新聞調查》的記者，也做了不少以深度調查為形式的社會新聞，報道關係社會與民生的事件。他現在YouTube上經營自己的自媒體頻道《王誌安》。
王誌安說，中國的新聞行業走上下坡路開始於南方報業集團被整肅。2013年，《南方周末》原來的新年獻詞被時任廣東宣傳部長庹震撤換，原來的版本後來被發布到了互聯網上。中國政府對新聞報道越來也多的限製導致了後續記者們的抗議活動，50餘名編輯記者聯署發表公開信。
從那之後，媒體報道的尺度被不斷收緊，許多有理想有抱負的記者紛紛離開了這個行業。王誌安回憶起那段時間時說：“他們也用口徑管理的方式來管中央電視台。我認識的編輯紛紛跳槽，其中大多數人去了互聯網媒體或者去企業做公關。”
2015年，做調查新聞已經愈發困難。深度調查這樣的采訪方式就受到了大量的限製，幾乎每天都要跟體製作鬥爭。那一年，王誌安開始做和999急救中心的選題，但先後受到了副總編輯，紅十字會，北京市市委宣傳部的阻撓。
在調查過程中，因為事件背後牽涉到的利益鏈錯綜複雜，許多人都不敢發聲。他說自己甚至還受到對方的收買。“他們還來收買我。找我比較好的朋友和同事，開價三百萬人民幣，還說如果三百萬不夠的話，讓王記者提條件。這是我職業生涯裏麵麵對的最大的誘惑。”他說。
但這次節目最後並沒有發布。這次經曆也消耗了王誌安的新聞理想。“我當時把所有的熱情都放在這裏麵了。但我抵禦了這麽多誘惑和威逼做的節目，一句話就被拿掉了，”他說，“這個節目沒有做成之後，我就再也沒有進過中央電視台，進行抗議。央視的領導還比較好，中間勸過我幾次。但這期節目消耗了我太多的勇氣和熱情。”他最終於2017年從央視辭職。
張玲（化名）則是2016年才從中國頂尖的新聞係獲得了碩士學位，並且進入一家綜合性新聞網站工作。她說自己在讀書時，也是因為《南方周末》等媒體的不畏強權的“硬核報道”才選擇了這個專業，而且覺得記者是一份非常神聖，需要擔負社會責任感的工作。她畢業時，雖然傳統媒體已經逐漸式微，但是互聯網媒體和自媒體蓬勃發展。微信、今日頭條、搜狐、網易等紛紛推出公眾號平台，鳳凰網，澎湃新聞這樣的互聯網新聞平台和“穀雨實驗室”這樣的非盈利性創作平台層出不窮。
“非虛構”在當時是一種非常熱門的文體，和傳統的新聞寫作相比運用了更多的文學手法，故事性也更強，但同時也真實反映了當下社會的方方麵麵。《大興安嶺殺人事件》和《太平洋大逃殺親曆者自述》等文章在當時都非常受歡迎。
官方嚴格限製新聞選題
主要負責人物類“非虛構”稿件的采編的張玲雖然沒有那麽多深入調查社會陰暗麵的機會，但也有機會和社會事件的當事人進行采訪。她說：“有時候看到一些社會事件的當事人要求被采訪，求我們幫幫他們，讓我覺得很有意義。除了職業身份外，我和這些當事人也建立起了作為人的情感。“
她在日常工作中時不時要和輿論監管部門打交道。隨著工作經曆的增長，她也學會了一些能夠通過審查的訣竅，比如對明知道會敏感的信息模糊處理；在報道負麵新聞的時候加入一些官媒報道中使用的正麵宣傳言論；或者繞過直接敘述卻用拐彎抹角的方式讓讀者知道意思。
她在工作的前幾年，都“還是有能報道的角度的“。所能做的選題還算廣泛，還能去討論一些和黨媒央媒不同的想法。她告訴記者：“我們的稿件是需要給編輯，主編和負責宣傳口的人審核的。當時2018年的時候，‘metoo’在中國討論很多，我們做的一些女性視角的文章，閱讀量很好，宣傳口的人也比較滿意。“
2020年疫情初期，各大媒體發表了不少揭露政府瞞報疫情的文章後，來自中國宣傳部門的管控越來越嚴格。2021年上半年，和女權運動有關的博主在互聯網上遭到了仇恨言論的猛烈攻擊，不少和女權主義相關的豆瓣小組和公眾號也被解散或者封鎖，和女權有關的選題也成立禁忌。到後來，連“躺平”這樣看起來比較中性的話題也成了敏感詞。
2021年10月8日，中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市場準入負麵清單（2021年版）》（征求意見稿），其中要求非公有資本不得在中國從事新聞采編播發業務，非公有資本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新聞機構。2022年，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網信辦”）的官網公布了新修訂的《互聯網跟帖評論服務管理規定》，規範了網絡上發帖、評論、回複、留言、彈幕、點讚等行為。這幾年來，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自媒體都受到了更大力度的監管。
王誌安評論說：“現在的變化不光是政策層麵的整肅，而是基本性的。要求資本退出媒體。民營資本不允許進入媒體，騰訊阿裏退出了財新。政府對媒體的管製，第一是管資本，第二是管人事，第三是管資產，第四是管內容，第五是管導向。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沒出現過的。原本中宣部隻是管導向，現在權力空前膨脹。新聞出版總署也歸中宣部管，電影局也歸中宣部管。”
張玲則切身體會到了這種變化。“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控製輿論了，到了2021年，支持這些女權內容的領導走了，新的領導非常嚴格地執行上麵的要求，對選題的控製更加嚴格，讓記者寫作的空間變得非常窄，也不再有討論不同想法的空間。”
許多張玲在2018年、2019年報道過的選題，在2021年已經成了無法發表的禁忌。而她一些做社會事件的記者朋友，已經不再能進入事故現場，去年一年發生的“鐵鏈女”“東航墜機”“唐山燒烤店打人”等熱點事件中，記者的采訪都受到了極大的限製，張玲也有朋友在試圖采訪這些事件的當事人時受到了來自官方的各種阻撓。
被迫離開新聞業的痛苦與無奈
時至今日，王誌安和張玲都已經離開了中國的新聞行業。2022年5月，旅居日本的王誌安在YouTube開設個人頻道，發表時事新聞評論，他的頻道在約一年的時間裏迅速累積了約74萬訂閱者。同時，他也在推特“王局誌安”賬號內發表個人對政治和時事的看法，同樣在較短時間內累積了約75萬粉絲。在網絡上迅速走紅的同時，他也引起了不少的爭議。
在采訪中，他表示對這些爭議並不在意，對於不能回中國做新聞的遺憾也已經釋然了，因為即使在中國他也無法直接做采訪。
他說：“我最大的優勢是有一些業內的人給我爆料。爆料的人因為在國內不能說，所以找到我。境內很多人基於對我的信任，願意給我爆料。每天郵箱裏幾十封郵件，很多資源現在是沒有充分利用的，但是可以成為未來深度報道的資源。”
而當采訪受到的限製越來越多之後，無法報道自己在意的選題給張玲帶來了極大的壓抑和痛苦。
“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不夠勇敢，沒有堅持報道認為應該被報道的新聞，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讓讀者失望了。我看到很多事情卻沒辦法為當事人發聲，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因為心理上一直很沉重，最終還是選擇了離開這個行業。”她說。